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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尚书》历来号称难读。故韩愈曾说：“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进学解》）
汉代以来，注家甚多。如清代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王先谦之俦，博引旁征，汪洋浩瀚。前贤用功虽勤，其难读则如故。近世妄解古书风气大盛，我见到一些《易经》、《尚书》、《楚辞》、《诗经》之今译本，信口开河，令人齿冷。
杨树达论《尚书》云：
“《尚书》文字古奥，读者每苦其难通，深求其故。实以通假之多，不易得其本字者。苟得其字，未尝不明白其解也。”
“如大诰：‘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用文王遗我大宝龟兆天命。”
王国维言：
“以弟之愚
，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
我解读《尚书》，大体采取以下方法：“流览成说。覆之以训诂，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去粗取精，惬心贵当。犹有未明，则益以私说。”在许多方面，彻底打破了对古传古家法的迷信，从而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
解读古书难义的根本方法是训诂学。训诂，《汉书》中记作“训故。”
训者，传也。诂，古有“句”音，与讲、教音义相通。训诂即“传教”、“传讲”之古语，此为初始本义。后乃引申为传教古语故言。
训诂学实际是一种语源学Etymology，又是一种解释学。是中国上古文献的解译之学。
其解译的主要方法是，根据古同音及古近音文字的类属线索，结合各种文献证据和历史证据，寻找其通贯的语文异义和歧义。从而打破古文献表层文字的直示意义之谜团，理解其真正的历史和文献的语言意义。
二
训诂学的发明者是孔子。孔子向其弟子传授上古经典时，首先采用这一方法。汉代今古文经师如孔安国、郑玄均采用这一方法。
魏晋以后，学风转入主观，何晏、王弼一派玄论兴起，学者不屑于费力探求古书之本义，而主张“六经注我”。训诂学遂入衰微。
宋明以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风气大盛，导致经典古义几乎全部失传。钱大昕谓：宋后之儒者，“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
明末顾炎武倡导“实学”（即“实事求是”之学）以纠其弊，清初戴震、钱大昕、高邮二王、程瑶田、郝懿行诸大儒出，训诂学吸纳了语音学、古音学、古地理学及历史学的成果，复兴而发展到了一个面貌一新的阶段。
近代章太炎、黄侃、杨树达、沈兼士在方法论上承继清学而有所归纳突破。王国维、闻一多则以之为方法考史及解读上古文献，多启人新思之见。
但郭沫若、董作宾一派乃是20世纪上古史（海峡两岸）中的主流派，对训诂学基本忽视。他们解甲骨文金文专注字形之比较，而解释文字造义则常趋主观。至康殷一流所谓“文字形义学”更陷入望文生义、走火入魔之以字形说妄义的符图障。
总体而言，20世纪后半期之训诂学，虽有陆宗达、徐复、刘又辛、王宁等章黄学派弟子沿守其绪，但其学始终未能入于研治古经、古史学方法之主流。此学殆未得到治上古史者应有之重视。
三
中国古之训诂学相当于西方古典时代之语源学（ety mology）以及近代之语义学（Semantics）。语源学亦称“本义学”（希腊语etymon，本真，logos，语义）。汉代的古文经学家将单纯的语源追索扩展到历史文化的求索，从而使之成为文化语源学，或解释学。西语“解释学”Hermencuties赫尔蒙斯之学，得名于赫尔蒙斯（Hermens），希腊神话中宙斯之传信使者。中古以后指《圣经》历史意义之诠释及分析方法。
狄尔泰认为解释学从属于“生命哲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历史，获取生命意识的途径。他认为解释活动就是通过解释者自身的生命体验，从作为客体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过程中，重现人类的文化历史体验。从而寻找赋涵意义的普遍形式（meaning-full forms）。
我把训诂解释学看作从古典文献中提取、筛滤有效历史文化信息最根本的解读方法。透过语言去发现藏在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存在。这就是我所运用的新训诂学方法，我称之为文化语义训诂学的任务。
我对《易经》、《楚辞》、《尚书》、《诗经》、《老子》等先古著作的研究发现，如果通解训诂，找到正确的同位语义，会看到先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的差别。
在语义深层结构上，今古语言基本相同。而许多表面上似乎晦涩已死的语词，至今仍在口语中被使用。屈原《橘赋》：“橘徕服兮”，其实徕服就是“斓斑”。义即“橘色杂驳斑斓”，至今仍为习用之语。而旧之解屈者，不解于此，乃对“徕服”两字之表层文义，妄解多多，却始终莫知所云。
《诗经》首篇“关关雎鸠”四字，历代异说奇出。殊不知“关关”即“咕咕”或“呱呱”（俗语“刮刮叫”）之语转。雎、姊古同音。鸠古音与归通。雎鸠即姊归，即子规，即杜鹃，乃历代诗词中习见而用以象征爱情之报春鸟也。
四
我研读《尚书》，常惊讶昔贤对《尚书》读解之肤浅，不能说解而妄解之怪奇。而有些至关重要之问题，则实皆不得其确解。盛名如清治《书》之硕儒孙星衍、近世疑古派之主帅顾颉刚氏晚季以治《书》名世，亦皆不能破其蔽。兹略举数例以明之。
《大诰》周公自称“我幼冲人”，今人或谓此乃古周之怪语。按“冲”古从中音，读若“钟”，即今语“童”也。“幼冲”即“幼童”，今仍习用之语也。
又如“予不敢不极卒宁（文）王图事”，旧解者多不通训诂，以“极卒”为奇怪语，浪说奇出。殊不知“极卒”即孔明所言“鞠躬尽瘁”之“尽瘁”语转，宁王即文王。语义谓周公不敢不“尽瘁”于文王之霸图大业。“尽瘁”/“极卒”一语，至今仍为习见之语也！
《书》中周初文告，诸王（武王、成王、周公）皆常自称“予小子”，旧解或以为“小子”即“小人”。但《康诰》周公称康封为“小子”（小子封），诰中又言“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小子”与“小人”何别？殊不知，小子之意上古与今完全不同。“子、好”在商周都为美称。贵族男性称“子”，妇女称“好”（音子，即姊本字，如殷商之名媛有妇好）。小，肖也。孝也。“小子”即本宗嫡子，即肖子，亦即“孝考”之“孝子”。旧说又或以为少年之称，亦非。
周公所作之《大诰》、《康诰》，篇中周公言多记“王曰”，篇首则称“王若曰”。“王若曰”与“王曰”究竟有何区别？今按：王，公也。（《尔雅·释诂》）王本有公意，“王曰”即“公曰”，亦即周公言语。而所谓“王若曰”，若，古音与“言”通，王若曰，即“王语曰”。王之代表说教，或代表周王说教，即其真义也。周公言告所称王，多可训为公。
五
黄侃云：“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即声是义，声音训诂，同出一源。文字孳生，声从其类，故今曰文字声音训诂，古曰字读，读即兼孕声音，训诂二事，益声音即训诂也。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
杨树达云：“语源存乎声音，《说文解字》载了九千多字，形声字占七千多，占许慎全书中一个绝大部分；所以研究中国文字的语源应该拿形声字做对象，前清乾嘉以后，学者们盛倡义存乎声之说，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多所发明。一曰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二曰文字构造之初已有彼此相通借的现象。三曰意义相同的字，他的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四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
清儒王念孙言：“训诂之旨在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信然！
六
沈兼士曾概括杨树达所发明之训诂方法，将其规律约之为三：（1）形声字声中有义，（2）声母同者相通假，（3）字义同，缘于名称来源同。
郭沫若怀疑训诂学因声求义的方法。其理由是：“如子丑之同音字有一百，则可有一百种异说成立。”
郭氏此论是站不住的。杨树达云：“读古书当通训诂，审词气，二者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缺。”
近儒吴国泰言：“学者敬明此理则于讨治古籍之道思过半矣。虽然，欲明古字之假借又岂苟而已哉！
有以双声而为假借者，有以叠韵而为假借者，有假借之字古音同而今音则异者，有假借之音此地合而彼地则否者，有假借之字后人不识而讹为他字遂愈不可解者，有假借之字失其本义，一旦明之而人不识反讥其立异者，其他复有种种，尚难一二更数也。
呜呼！此所以古籍之义日湮而世之真能读古籍明古义者日少也！”
这是深明训诂奥义的精覈之论。
惟训诂需重“凡例”即寻找普遍性。这种通语之凡例，我会在卷二注释中尽量罗列，或提示语例。唯此书亦是十五年前索读之旧业，今日整理旧著，方得检出旧稿，重新董理。
七
近年余客居海上，为宿疾缠困，当年索读查阅之书，惜乎今日多已不在手边。故我所示新义虽“无一字一义无来处”，但有的也只能提供一提示而已。
“本书注解，力求明白易懂。务求有据，除常义外，皆注明出处。解释虚词，多采《经传释词》和《词诠》之训。单纯臆必之说，概不敢从。”
本书之解读，亦力求本于斯义。
与《易经》、《诗经》、《礼》、《楚辞》一样，《尚书》是一部自先汉以来，不仅数千年间聚讼纷纭，而且从来未被历代学者真正读通讲懂之书。
而我自信本书已基本解开若干难解之谜。是耶非耶？谨存之而求教于后之来者。是为序。
何新
2002年6月3日记于海上
2006年7月15日修改于京华
2007年2月再修订于京华滨河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