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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湮没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贤君。他是刘邦的庶子，封代王，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业。诸吕之乱平定后，周勃、陈平等曾助刘邦打天下的功勋老臣，商议推举一位诸侯亲王继承皇帝位，选中忠厚老实的代王刘恒。刘恒当上皇帝，不敢有所作为，所以推行“无为而治”的贵族主义路线。但是，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尚书》和《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向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究《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表示欣赏但却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
。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之策作为应对。
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16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刘彻于建元元年16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拔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做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做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蚡与刘安密议的一幕。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一则史事中得到旁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是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