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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并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
要真正理解《共产党宣言》，也许从成书的时代背景、作者本人的经历、思想传承等出发，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指出：“大约在18世纪的晚期，西欧发生了两股演变潮流，接着蔓延至美国……第一是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二是政治革命的影响。”
吉登斯认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指历史教科书的插图中所示的那些童工在矿井下拉煤的场景，也不仅仅是指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而应该被理解为是代表了人们总体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农业型的前现代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前现代文明几乎都是农业型文明，其中大概有90%—95%的人口依靠耕地为生，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点，使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非农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在谈及政治革命的时候，吉登斯指出，政治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叛乱，叛乱不涉及政治制度的改变，而革命则指积极改变整个政治制度并用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的行为，换句话说，革命意味着改变整个政治框架。在此，吉登斯特别提到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说：“历史因为1789年法国革命而首次出现了世俗的、民主的或为民主思想所感召的政权。”
从这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塑造了现代政治的框架。无独有偶，享有国际声誉的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同样特别看重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后世的影响：“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可以说，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受到了这两场革命的激发，是对这两次大革命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的一种回应。同样，这两场革命也决定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工业革命”一词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这一名词的产生可能是受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不过，虽然“工业革命”这一词语的产生要晚于法国大革命，不过，它的发生却要早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关于工业革命到底产生于何时，史学界存在着争议。有些西方历史学家把工业革命的产生追溯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不过，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之后，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把18世纪8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真正起飞点，而这一起飞点与英国著名发明家詹姆斯·瓦特改进原始蒸汽机的历史性工作的时间大体上吻合。一开始，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太明显，大约到了1840年前后，官方和非官方的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的著作才开始大量地涌现出来。完成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恰好诞生于工业革命正日渐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时代。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兴起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崛起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以下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第一，新航路的开辟，包括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第二，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所有这些导致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空前高涨。在这两者之间，新航路的开辟为殖民地贸易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殖民地贸易则大大推动了西方世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对殖民地金银财富的掠夺和商品市场的侵占，才使得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完成。
与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1825年，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首先在英国爆发，经济危机的出现引发了广大劳动群众和小商人、小资产者的不满，社会革命开始酝酿，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近代工人阶级运动开始逐渐展开。这其中，集中爆发于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最具代表性：1831年和1834年，法国丝织业中心城市里昂两度爆发了工人起义；1844年6月24日，德国纺织业中心西里西亚爆发了工人起义；1838年—1848年，英国爆发了被列宁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的“宪章运动”。这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欧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作用。不过，这三大运动最终都遭到了镇压，它所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那就是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创立一种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革命理论就成为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
与工业革命的影响相媲美的另一场政治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给19世纪的政治生活世界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唯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同样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其影响也深远得多，也只有它被冠以“大革命”的头衔。霍布斯鲍姆在分析这一现象的时候指出，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使得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之重要：首先，它爆发在当时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其次，和光荣革命、独立战争相比，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社会革命，而且比其他两场革命要激进得多，出现了雅各宾派恐怖政治，各种政治派别轮番登场，给后世遗留下了名号众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立宪主义、改良主义等等，左派与右派的最早区分也是始自法国大革命；最后，在同时代的所有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所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随着革命的进程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判断。“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
法国大革命给后人留下的一大重要遗产就是《人权宣言》。1789年7月14日，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后，8月26日，《人权宣言》正式颁布。《人权宣言》向世人昭示了以下基本原则：天赋人权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共同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宣告了封建君主政权的灭亡。
《人权宣言》
当时，德国的情况与英国、法国均有所不同。在政治上，19世纪前半期的德国尚处于封建邦国割据的状态，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要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实现，因此，对于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人来讲，尽快完成德国的统一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不过，伴随着民族的统一进程，德国资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人采取了输出革命的方式，意欲将“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封建国家当中去。1794年，法军占领了德意志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1801年，拿破仑将该地区正式并入了法国的版图，并于1813年开始在这些地区全面推行《拿破仑法典》。法国的这一系列举动虽然激起了当地德国人民的反抗，但却废除了这些地区的落后的封建领地制度和贡赋制度，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除此之外，拿破仑还在占领区内大力推广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现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并实行了自由贸易。所有这些，都使得法国的占领地区率先成为德意志帝国境内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并进而成为德意志帝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好的地区。在此基础之上，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在德意志境内慢慢形成了，事实证明，这将对19世纪整个德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现代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14年，拿破仑的统治垮台之后，德国进入了复辟时期。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德意志各邦国纷纷恢复了自己的封建君主统治，德国人民追求统一与自由的运动遭到了各邦国君主的打击。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制定一部宪法，并依据宪法在全德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制度，用以取代之前各邦实际上运作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色彩的等级议会制度，但这一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当时，莱茵兰地区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资产阶级的势力在莱茵兰地区也是发展得最为迅速和强大的。在各种矛盾的相互激发和冲突下，到了19世纪40年代，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正式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当中经常提到的鲁道夫·康普豪森等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政治纲领的中心思想是在德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并且由普鲁士来领导这一君主立宪制国家。恩格斯对此有个评论，他说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实际上是“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
。很明显，与英国、法国相比较，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起步很晚，而且德国在近代史上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因就在于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人数少，而且非常不集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要从德国内部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自17世纪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以来，战争与骚乱便一直伴随着德国历史的发展，连年的争战不但大大耗损了德国的国力，而且也使德国长期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大大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德国的工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因此，当莱茵兰地区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之后，便成为19世纪遍及全德的“统一和自由运动”的领头羊。随着“统一和自由运动”的深入开展，德意志的革命形势也已经酝酿成熟，到了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到了德国，并引发了德国的“三月革命”。但是，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封建势力的镇压和国外沙皇俄国的干预，德意志革命最终失败了。
无论是对于德国，还是对于欧洲来讲，1848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政治上，1848年革命是对拿破仑之后复辟时代的一次抗议，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却从许多方面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在经济上，1848年革命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都发生了新的、更大规模的飞跃，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快速，欧洲迎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大繁荣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越发壮大了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可以与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才真正来临了。
马克思像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年—1883年），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市。普鲁士的莱茵省是德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受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方。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地方才会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因此，置身于德国最富庶的莱茵地区的马克思才有可能接触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经过自己的深入观察和细致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这正是马克思与其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此外，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十分推崇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人权思想，而且还深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上，他主张德意志的统一以及实行代议制政府。马克思对父亲非常尊重，父亲的思想对马克思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37年，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此期间，马克思阅读了法律、历史、哲学等许多领域的书籍，尤其是投入了许多精力来研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并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主要是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中获得了哲学上的启发，奠定了此后理论研究的基础。1841年，马克思以一篇名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5月，马克思参加了科隆《莱茵报》的编辑工作。由于马克思的卓越才能，当年10月，他就成为了《莱茵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莱茵报》越来越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马克思相继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多篇文章，抨击普鲁士政府的统治，捍卫农民的利益。马克思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严重不满，1843年4月1日，普鲁士政府下令查封了《莱茵报》。马克思从这一事件中更加认清了普鲁士君主统治的反动本质，促使他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843年秋，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卢格一起移居巴黎，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德法年鉴》，继续用自己的笔进行理论研究和政治战斗。由于马克思与卢格的思想存在着分歧，该杂志只出版了一期即告停刊。虽然如此，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完成。熟悉德国古典哲学的读者都知道，《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论述政治、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代表作，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是批判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阐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同对德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的关系，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
此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问题。总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
恩格斯像
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称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该文的发表同样标志着恩格斯已经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844年9月，恩格斯在从他父亲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和马克思相处了10天，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以后，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和见解非常接近，自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开始了相伴一生的伟大合作。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陆续合作写出了《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等重量级的经典著作。这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共有两卷：第一卷，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卷，批判了当时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并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哲学基础和阶级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自己的唯物史观作了系统的阐述：著作中论述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分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论证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并据此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基本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人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可惜的是，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扰，以及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等人的同情，虽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努力，《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也未能出版，而流传到今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一部手稿。
正是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正式出版的这一情由，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就成为了公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到过《哲学的贫困》在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占据的位置，他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既然是论战性的论述，则必然会有论战对象，《哲学的贫困》主要是用来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学说的。1846年12月，马克思读到了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的新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7年1月至4月，马克思便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一文，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取消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哲学的贫困》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不够确切的表述。比如，明确界定了生产力的定义，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确定生产关系的定义，而且生产关系也往往和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等混同使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界定了生产关系的概念，那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除此之外，《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该文中，马克思比较规范地解释了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价值和价值规律都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然会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此外，马克思已经非常接近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了，他认识到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他们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的工资报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则构成了资本家财富积累的来源，后来，马克思将此差额更准确地称之为“剩余价值”。还有一点，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同时，论证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历史作用，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的，这些思想随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阐发。
188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一篇旧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德文第三版的出版写了一个引言，题目叫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恩格斯的这一引言讲述了“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
的发展历程，为后人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写作过程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则是“流亡者同盟”。这里，为了更清楚了解“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从“流亡者同盟”说起。
受法国1830年爆发的“七月革命”的影响，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汉巴赫集会，要求德国的统一，并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此次集会就是德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汉巴赫集会”。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非但没有接受集会者提出的要求，而且还以完全废止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作为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的德国民主共和主义者不得不流亡到当时欧洲的革命活动中心——巴黎。1834年，侨居法国的一批德国政治流亡者建立起了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就是“流亡者同盟”，其领导人则是雅科布·费奈迭（1805—1871年）。“流亡者同盟”的宗旨是推翻德国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因此，“流亡者同盟”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费奈迭还出版了一份期刊《流亡者》，用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鼓吹自由、平等、正义等等。后来，费奈迭与同盟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参与人舒斯特产生了分歧。在舒斯特的领导下，“一批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恩格斯语）从“流亡者同盟”中分化出来，于1836年成立了“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也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随着“正义者同盟”的迅速发展，原先的流亡者同盟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大多是德国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更具体地说，“正义者同盟”的骨干主要是裁缝。1847年，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中，其中有两个支部的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的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正义者同盟”提出了财产公有的口号，试图以此来达到平等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正义者同盟”虽然由德国流亡者组成，但实际上相当于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四季社奉行的是巴贝夫主义。巴贝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主张以密谋的方式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起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很明显，“正义者同盟”的宗旨受到了法国激进革命团体四季社的影响，这也就无怪乎当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正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也都一起参加了行动，此次起义随即遭到了法国政府军的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布朗基等人被捕，四季社亦宣告解散，而作为四季社的德国分支的“正义者同盟”也遭到了破坏。
“正义者同盟”在法国遭到镇压之后，其活动重心转移到了英国伦敦，完成这一重心转移工作的是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两位德国人。他们是在被长期监禁后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英国的结社、集会自由大大便利了他们工作的开展，他们利用各种工人协会、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形式来发展自己的组织，这就使得重建起来的“正义者同盟”相比较以前而言大大地扩展了。同时，伴随着活动重心转移到伦敦，“正义者同盟”也逐渐从德国的转变为国际性质的了，除了在伦敦之外，在德国、瑞士、巴黎等地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支部，而且会员中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之外，还有诸如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俄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等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在“正义者同盟”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其缺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指出，“正义者同盟”所奉行的社会学说——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
——本身很不确定，尤其是当批判现存社会的经济事实的时候，“正义者同盟”本身的理论准备就更不够用了。因为其成员几乎都是手工业者（裁缝），剥削他们的多半只是小作坊中的师傅，而他们本身也全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小作坊师傅。因此，“正义者同盟”的会员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无产者，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加入并改造了“正义者同盟”，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凭空想象出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社会，而是意味着我们要深入理解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理解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彻底性。
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他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一般性的学术研究，而是亲身加入到政治运动的行列中去了，他们与英国宪章派、布鲁塞尔民主派、法国社会民主派等许多激进的政治组织均取得了广泛的联系。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与“正义者同盟”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时时注意运用自己的理论宣传来影响会员的观点。终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正确性，遂决定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活动。
1847年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约瑟夫·莫尔的邀请，正式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2日到6月9日，“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正式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由此，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了。改组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取消了之前“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时代的密谋特点，整个组织架构由各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构成，组织的人事任免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各个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出席大会，并起草了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马克思则由于经济情况不允许而未能参加此次大会。《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起于1968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的文稿中被发现。《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采取的是问答的形式，共由22个问题组成，在每个问题的后面恩格斯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以及实现该目的的途径；无产阶级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无产阶级发动革命的条件；公有制实现后是否宣布公妻制、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民族是否继续存在、对待宗教的态度，等等。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当然，财产公有的实现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它首要的是建立在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无产阶级的产生本身也是蒸汽机、纺纱机和织布机被广泛使用的结果。无产阶级为了废除私有财产，必须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通过革命的实际行动来捍卫自己的事业。这个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任何密谋活动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第二，革命本身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各种客观实际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
大会结束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起被分发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去进行讨论、修改，以便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最终通过纲领和章程提供参考。为此，1847年10月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草拟出了另一份更臻完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文件——《共产主义原理》，这也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第二份纲领草案，进一步阐发了不同于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相比，《共产主义原理》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写作形式，总共有25个问题，其中有一大部分问题已经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解答过了，有些问题直接采用的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有些问题则做了相应的修改与补充。不过，《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也增加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使得该文的内容更加全面，理论表述也更加谨严。在《共产主义原理》的一开始，恩格斯便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这就把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恩格斯指出：“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已经大大超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所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会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震荡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商业危机”，恩格斯解释了资本主义商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大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工业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靠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大批的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人们的消费，致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过剩性的商业危机就会爆发。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商业危机几乎定期地每5年或7年爆发一次，而且每一次爆发都会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点燃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冲击。为了彻底铲除这些弊病，我们要么完全放弃现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再由单个的资本家通过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完成，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废除私有制就是必不可少的，“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
。废除私有制势在必行，却不能一下子办到。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紧接着，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实施各种措施来限制私有制，恩格斯列举了12条最主要的措施，包括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同样的义务劳动制，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等等。后来，这些措施又再一次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被提到。无产阶级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和全部运输业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的手里，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消亡。
《共产主义原理》还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单独在某一个国家发生？恩格斯认为不能。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现代大工业建立起了世界市场，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了另一国家发生事情的影响；第二，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成为当前的主要斗争。据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革命完成之后，将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并且彻底终结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外一部分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在该社会中，阶级和阶级对立也将被彻底消灭，并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和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展现给每个人的美好前景。《共产主义原理》的最后，恩格斯解答了这样两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根据恩格斯本人的论述，这两部分分别对应于《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只不过论述得较为简短罢了。这两个问题也是先前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所不曾涉及的内容。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原理》主要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文的思想：界定了共产主义概念并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初步解释了资本主义商业危机的成因以及摆脱危机的必由之路、论述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根源、指明了无产阶级彻底废除私有制的革命步骤与措施、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质等。所有这些思想都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使得共产主义学说的表述更加严谨，更加成熟了，为《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与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封面
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参加了此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向与会的成员解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经过辩论，成员之间的分歧和怀疑被消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得到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的斗争原则被一致接受。与此同时，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份准备公开宣布的纲领，于是，从1847年12月起到1848年1月底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底，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首次在伦敦发行。
《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是在先前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精华部分都被吸收进《共产党宣言》中去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共产党宣言》才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各个版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署上作者的姓名。直到1850年，英国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刊登《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该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时，编辑乔治·朱利安·哈尼才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法文译本也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
不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没有存在很长的时间。1852年，普鲁士政府策动了具有挑衅性质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根据一些伪造的文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11名成员被法庭判处了3年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马克思曾经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对普鲁士警察国家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彻底的揭露。案件判决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按照马克思的建议便宣告解散了，而伴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近代历史上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也宣告结束。诞生于这一时期的《共产党宣言》，当时曾被许多人看作是狂人呓语，也遭到了很多宗派团体的排斥，这其中既有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也有同样是属于工人运动的其他的各种派别。然而，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它可以将一切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学说远远地抛出去，也会将反映时代要求的理论留存下来。《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首次出版的时候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
。即便拿到21世纪的今天来讲，恩格斯写于1885年的这几句话照样适用。《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
《共产党宣言》一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七篇序言、一个引子和正文的四章内容。
七篇序言包括：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与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而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与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这五篇序言是由恩格斯一个人起草的。本书的下一部分会比较详细地解读这七篇序言的内容及其意义。
《共产党宣言》在正文开始之前写有一个简短的引子，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这句话也许是整本《共产党宣言》中最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一句话了，它实际上宣告了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整个欧洲所公认的一种政治势力。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向全世界公开说明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
《共产党宣言》的正文内容一共分为四章，分别是：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从篇幅上看，《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内容最多，而从思想上看，本章所阐发的观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文章论述了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科学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及其发挥过的巨大历史作用，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壮大的无产阶级则充当了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角色。
《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四项内容：第一，共产党人与全体无产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第三，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特征，以及无产阶级将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第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中主要批判了三种社会主义思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包括：（甲）封建的社会主义；（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章篇幅最少，主要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当时欧洲存在的各种敌对政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