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这位称雄于学界和文坛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惬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礼，收于我闻室中。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如黄宗羲所云：“柳姬定情，为牧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情场得意，春风满面。存此佳话，不亦善乎。

孔子有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实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北宋庆历年间，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名为《朋党论》。其核心观点是：不独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皇帝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

这篇奏章行文从容不迫，气势充沛，被公认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亦是传世政论散文中最佳作品之一。在文中，作者引证了大量史实，来说明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关系，对君子交朋结党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如此大费周章地论证朋党一说，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一朝党争激烈的事实。

所谓党争，是指朝中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党同伐异，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著名的党争：

一是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牛”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大多是庶族出身，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而获得官职。“李”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依靠父祖的地位而步入仕途，称为“门荫”出身。“牛李党争”的本质，其实就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

二是北宋年间的“新旧党争”。宋神宗时国家积弱，国库空虚，王安石为相后积极实行改革，称为“新派”。但由于新法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欧阳修、司马光等重臣反对新法，称为“旧派”。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是相互仰慕的好友，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变为针锋相对的死敌，各率一派追随者攻伐对手，争斗不休。两派轮番执政，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深受其害，投机小人反倒在其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终，由君子争原则演变为小人争权力，遂成难解党争之局。

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唐代“牛李党争”加深了晚唐的统治危机，促使本已衰弱的唐朝走向灭亡。北宋“新旧党争”则导致朝堂成了斗场，国事日非，直至靖康之变而亡国。可以说，这两起党争，是直接导致唐宋各自亡国的重要根源。

而明代万历年间的党争，激烈程度比唐宋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党争的主角，便是被天下人视为“清流”“善类”的东林党。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癸巳年，亦是六年一度的京察之年。此次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从旁协助。京察结果出来，有大批官员因不合格被罢免，其中有些是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亲信。王锡爵当然不肯罢休，指使言官弹劾京察不公，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万历皇帝事事唯内阁是听，亲自下旨，质疑吏部“结党擅权”。一批吏部官员被罚或罢，顾宪成也在不久后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回到故里无锡之后，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自负气节，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每与政府相持。他曾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权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顾宪成等东林讲学者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并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符合民众利益，得到了广泛支持，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亦遥相应和，朝野相通，互为倚势。由是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时人称顾宪成等人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皆以乡里命名，各聚羽翼。如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明神宗欢心，遂入阁为相，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又如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等。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门户之祸遂起，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为明朝的衰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党争起源，看似是东林党人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牛李党争”并无实质区别。

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二十八日，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陈时弊，称大端有二：第一，时政雍塞。如大僚不补，迁转无期，章奏留中不发，州县官选补积滞等。第二，议论滋多。如朝中大臣互相告讦，各立门户，树党纷争，颠倒是非，不辨黑白。

第一条是婉转指责明神宗朱翊钧不肯上朝，不批奏章，致使各衙门官缺极多，朝政日趋腐败。第二条则指出朝中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奏疏上后，明神宗依然故我，置之不理。

就在这一年，廷臣树党相攻之炽热程度达到有明以来的最高峰，达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

因内阁缺员，需要推选内阁大学士人选。部分朝臣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宰辅大臣的惯例，改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彼时地方官员中，数凤阳巡抚李三才名声最响。然李三才是东林党重要人物，深为朝中浙党等反对派人物忌恨。这些人纷纷跳了出来，上疏弹劾李三才，全力阻止他入阁为相。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历数其“贪、伪、险、横”四大罪状。

按照常例，官员受到言官弹劾后，就要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但没有忍气吞声，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从而招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内阁中争得一席之地，不顾舆论汹汹，亲自致书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极力推荐李三才。然而这两封信被好事者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适得其反，成为反对者攻击李三才结党的重要证据，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

李三才是否入阁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东林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正面交锋。由于情势彻底失控，李三才只得上书请求辞职。然而他一连上了十五次疏章，都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回音。他干脆自动离职卸任，回老家去了。而明神宗依旧对一切置之不理。内阁首辅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见皇帝依然故我，便自己也辞职还乡。

叶向高离任后，齐、楚、浙三党把握了朝政，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太常少卿吴麟徵叹息道：“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只一半身份。”“社”指文社，如后来的几社、复社等。“党”即指东林党、浙党等党派。

常熟才子钱谦益曾评论李三才一事道：“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

万物皆变，世事无常。此时此刻，钱谦益还不能预料，在不久后他本人亦因门户之祸而卷入党争，从此再也无力自拔。日后他所遭受的诽谤、非议等，将远远超过李三才百倍千倍。

同年科考取士，钱谦益本为第一。发榜前一天，钱谦益已收到司礼监喜帖，知道自己将成为头名状元，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然而次日唱名典礼，湖州归安考生韩敬摇身变成了状元，钱谦益仅排第三。一时间，舆情大哗。

原来一切都是考官汤宾尹在暗中捣鬼。汤宾尹中过解元，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号称得体。朝中结党之风盛行后，汤宾尹成为宣党首领，在党局中树赤帜二十年。他曾在家乡宣城强夺诸生施天德之妻为妾，施妻抵死不从，自杀身亡。汤宾尹弄出了人命，引起公愤，在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到浙江避风头。旁人不齿汤宾尹人品，对他均是退避三舍，唯有富家子韩敬仰慕汤氏文名，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文章。汤宾尹由此对韩敬另眼相看，视其为心腹门生。

韩敬字求仲，号止修。其祖父曾为邑中皂隶，为人宽厚，以行善闻于乡里。曾经有一酷吏任其长官，要求对犯人用刑时，行杖必须三杖见血。韩祖父为执杖者，为了减轻受杖者的痛苦，便暗中在刑杖底部钻一小孔，灌猪血于其中，再以竹片封上。每次行杖，常常不及三板，便有鲜血溅出，长官极其满意，而犯人少受了许多苦楚。韩父名韩绍，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官任长乐县令时，韩母在县署生下了韩敬。韩绍以为政宽善闻名，后官至太仆卿。韩敬自小天资颖异，被其父目之为千里驹，以为非久居人下者。

韩敬成人后，文才出众，然偏好纵横之学，且溺于声色，时人毁誉参半。其又好佛学，通释典，曾追随莲池大师，放生于西湖莲胜社。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二月会试，韩敬发挥得不大好，成绩平平，其试卷被阅卷官淘汰。刚好汤宾尹以庶子任本科同考官，遂利用职务之便，将韩敬的落选试卷捡回，使得韩敬通过了会试。

当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中官权势极重。汤宾尹又出重金贿赂司礼监秉笔大太监，最终在殿试时用韩敬替下了钱谦益，置为一甲第一名。

钱谦益本是众望所归的状元人选，反被才学不如他的韩敬居于其上，心中自然愤愤难平。好在他虽仅中探花，却受到诸多东林党重臣赏识和重视。按照惯例，钱谦益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吏部尚书孙丕扬亲自拉着他的手，“以古名宰相期许”。他自己也是豪情壮志，以成就一代名相为人生目标。可惜的是，他正式步入仕途仅仅几月，便因父丧丁忧归乡。

但韩敬代钱谦益为状元案并未就此结束。次年京察，有人揭发了这件事，引起满朝议论，汤宾尹被罢。韩敬也处处受到排挤，在官场上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得称病辞官归家，前程尽毁。他不怪自己作弊行贿在先，反而迁怒于钱谦益。宣党、浙党亦因钱谦益与东林党亲近而衔恨。于是这起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科场作弊案，成为钱谦益与浙党构衅的起始，后来更是成为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钱谦益守丧期满后，正逢东林党人纷纷被罢官谪外，他当然未能获得起复，一直闲居乡里。直到十余年后，万历皇帝病逝，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等被重新启用，钱谦益才得以官复原职，回朝任翰林院编修。

钱谦益时年三十九岁，年近不惑，已是今非昔比，才学兼资，藻思洋溢，俨然为文坛领袖——其诗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号称“诗人之冠冕”；其文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对转变与振作晚明文风有积极影响，号称“当代文章伯”；其学问渊博，涉猎子、史、文籍与佛藏，贯通古今，包罗万有。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时人称“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对其史学才能极度推崇。钱谦益在名扬四海时再度应召回朝，为天下人所瞩目。他本人也是意气风发，有意大展拳脚。

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钱谦益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浙江经济文化发达，名流荟萃，才子云集。钱谦益春风得意地来到江南，欲将本地俊杰尽数收揽于门下。殊不知，他的对头还没有忘记二十年前因韩敬作弊案而结下的梁子，时刻想要报复。

考试前夕，有徐时敏、金保元二人自称是钱谦益门客，向应试士子兜售关节，即与考生事先约定好暗记，策划科场舞弊。由于参试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人数，僧多粥少，不少士子便企图用作弊来求侥幸，多有花费重金买取关节者。嘉兴考生钱千秋买到的关节是“一朝平步上青云”，卖关节者称他只要将这七个字置于每段文章的结尾，考官就能识别他的文章，将他录取。发榜时，钱千秋果然金榜题名。

时隔不久，有人将舞弊情节公然透露出来。甚至在钱谦益得知事情经过前，浙江乡试舞弊的种种内幕就已经在北京广为流传。礼科给事中顾其中听到风声后，调出了钱千秋原卷，果然发现内中有“一朝平步上青云”七字暗号，遂写了一道奏疏揭发这一科场舞弊。

钱谦益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亲自召来钱千秋询问经过，这才知道确实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向钱千秋高价售卖了关节。他料想是有人故意布局陷害，为化被动为主动，他急忙主动上疏检举这件事。

刑部调查审讯的结果是：假冒钱谦益名义出卖关节的徐时敏、金保元发往烟瘴之地充军；钱千秋革去举人功名，并依律发往东胜右卫充军，后遇赦还乡；钱谦益与本房试官郑履祥确不知情，但有失察之罪，各罚俸三个月。

钱谦益虽然最终化险为夷，得保官位，但怀疑这起舞弊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涉案的徐时敏、金保元只是普通人，如何敢胆大妄为地冒用朝廷官员的名义售卖关节？他怀疑背后还有黑手。

正当钱谦益想要进一步深究的时候，徐时敏、金保元二人在狱中离奇病故，事情遂不可查。虽然有人暗中告密是湖州府归安县人韩敬和嘉兴府秀水县人沈德符联合策划这件事，可终究没有证据。钱谦益深感政敌窥伺，疑忌环伏，遂称病引退。

彼时科场舞弊已司空见惯。加上涉案者死的死、走的走，这件案子很快被人们忘却，就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两年后，盛名在外的钱谦益又应召赴京，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实录》。

彼时朝中魏忠贤一党与东林党争斗正烈，钱谦益这次入京亦是处境不妙。御史崔呈秀作《东林党人同志录》，以钱谦益为党魁。左副都御史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点钱谦益为“浪子燕青”。他只在任八个月，便被御史陈以瑞弹劾，又一次削职，不得不悻悻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在归途中，钱谦益作诗道：“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表达了对前程的心灰意懒。又有诗云：“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茫然自失下，似乎是也想学昔日陶渊明一般归隐田园。然而他自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有强烈的入世之心，心中犹自有一股不平之气，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等钱谦益再度以东林党魁身份被召入京时，已然是崇祯皇帝即位了。他欣喜若狂，当场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可谓得意非凡。

此时的钱谦益已经四十七岁，对仕途前程充满了热切的渴望。到京后，他出任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浩荡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可惜的是，他还来不及大展拳脚，就当仁不让地卷入了崇祯朝新一轮的党争。

钱谦益重回京师不久，崇祯皇帝下诏会推阁臣，意思是让大臣们推举内阁大学士的候选人。钱谦益等待入阁为相的机会已经近二十年，当然要力争入选。他的声望才干鹤立鸡群，被提名进入候选名单没有任何疑问。但问题是，他为了力保自己入阁，指使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四处活动，迫使吏部尚书王永光将很有希望入阁的礼部侍郎周延儒排斥在提名之外。

周延儒，江苏宜兴人，少有文名，对对子难倒过许多名人。万历四十年（1613年）乡试中举，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会试第一，获会元。一个月后参加殿试，又一举夺得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时年二十一岁，可谓少年得志，威风八面。其人聪敏机警，善知人意，不久前召对时，也很会迎合皇帝旨意，崇祯对他印象极好。钱谦益刻意针对周延儒，并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想除掉最有竞争力的对手。而且周氏才三十五岁，这个年纪便入阁为相，未免也太年轻了些。

按照会推惯例，礼部尚书温体仁理应也在名单之内，然因他与东林党素无往来，其人品、人缘也都不大好，因此被钱谦益全力排斥在候选名单外。温体仁由此跟钱谦益结下了仇怨。

最后，推选出的阁臣名单有：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鹏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共十一人。上报后供崇祯皇帝挑选。

自以为入阁有望的温体仁不在名单中，自然非常沮丧。当他发现崇祯皇帝瞩目的周延儒也同样落选时，意外之余，立即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味。他心思机敏，知道崇祯皇帝多疑，而周延儒一向很讨新皇帝喜欢，应该会从候选名单上猜到有大臣结党排挤的可能性，于是率先发难，上疏攻击钱谦益，指责对方关节受贿，结党营私，不配候选阁臣。并重提天启年间钱谦益任浙江乡试考官时的钱千秋一案。

果然，崇祯正因为没有在候选名单上看见周延儒的名字而困惑时，接到了温体仁奏疏，立即对钱谦益起了疑心。

第二天，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阁部、科道诸臣，命温体仁、钱谦益当堂对质辩论。钱谦益入殿时，还不知道温体仁昨日已经上疏告了御状，毫无准备。温体仁则盛气凌人，诘问犀利，言如泉涌。尤其是他翻出了乡试案的陈年老账，论证充分，证据周详。钱谦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惊愕，居然理屈词穷，无可置辩。

崇祯皇帝见状，便认为钱谦益理亏、心中有鬼，又质问温体仁在奏疏中所称的“神奸结党”到底是怎么回事。温体仁趁机揭发了钱谦益在会推阁臣时四处活动、排挤他人的情况。吏部都给事中章允儒当即站了出来，主动为钱谦益辩解，但由于言辞引喻失当，被崇祯下令由锦衣卫将其推出大殿。形势急转直下，皇帝的态度明显有利于温体仁。

温体仁又请吏部尚书王永光陈述会推的实情。王永光不敢得罪钱谦益，只是含糊其词。但温体仁咄咄逼人，步步进逼，崇祯皇帝也再三诘问。众臣厌恶温体仁之工于心计，均回避其事，搪塞皇帝，竭力为钱谦益开脱。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另一落选者周延儒站出来支持温体仁，揭发了钱谦益在会推中挟制群臣的实情。崇祯皇帝大为震怒，当场罢免钱谦益，并命刑部审讯议罪。而给事中章允儒和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均被视为钱谦益同党，分别受到降职谪官的处分。这起因争当宰相而引发的风波，史称“阁论案”。

钱谦益在入阁一事上花费了大量功夫，好不容易才将周延儒排斥在外，却想不到平地里杀出个温体仁，使他不但前功尽弃，被罢官免职，还要再次为天启元年乡试案受审问罪，可谓鸡飞蛋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甚至连销声匿迹已久的嘉兴士子钱千秋也被重新逮捕，穷究昔日浙江乡试案。好在他挺过了严刑拷打，坚称钱谦益并不知情。最后审定结果是：钱谦益坐杖论赎，削籍。意思是本应杖责，但可以出钱免挨打。钱千秋亦被杖死在狱中。

“阁论案”后，周延儒终于入阁为相，不久即升任内阁首辅。他感激温体仁打垮了钱谦益，又极力援引温体仁入阁为相，却不想引狼入室，最后自己也被温体仁排挤出朝。这就是后话了。

钱谦益悻悻地回到常熟老家。此时的他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有诗记道：“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又称：“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他自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至崇祯元年（1628年）再度起用，前后近二十年，除第一次离职是因为丁忧外，正好是三起三落。且每次任职短不过数月，长不过三年，全部官宦生涯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年时间。先与韩敬争状元不得，后与周延儒、温体仁争宰相又不得，百不遂心，仕途一败涂地。即使是在政局动荡的晚明，如钱谦益这般旋起旋退的人也着实少见。

而这位称雄于学界和文坛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惬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礼，收于我闻室中。既得章台，诗酒风流，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如黄宗羲所云：“柳姬定情，为牧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炤柂楼。万里何当乘小艇，五湖已许办扁舟。每临青镜憎红粉，莫为朱颜叹白头。苦爱赤阑桥畔柳，探春仍放旧风流。

情场得意，春风满面。存此佳话，不亦善乎。然钱谦益娶到柳如是，亦是与门生谢三宾苦苦相争的结果。内中之种种曲折，实不足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