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美国人突然感觉到，在同自己对决过的所有对手中，日本人是最难以解读的。在所经历过的战争中我们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劲敌，他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与我们相差到不得不加以认真分析研究的地步。我们现在好比1905年的沙俄，面对着一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但却拥有强大武装且训练有素的民族。日本人显然不遵守西方世界所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这样的话，太平洋上的战斗就不再是简单的岛屿登陆和后勤保障工作，而面临着一个更主要的问题——了解对手。保证最终能战胜对手，了解他当是首要任务。

了解日本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在日本相对封闭的75年间，我们习惯于用“就这样，但又能怎样”这样令人费解的含糊表达来描述日本人，这是我们在描述其他民族时所未曾遇到的情况。一个负责的观察者在谈论到日本以外其他民族时，不会在说他们彬彬有礼后又添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倨傲不恭”。同样他也不会做出下面这样自相矛盾的结论：“这个民族冥顽不化，但是他们很善于适应形势变化；他们性情温和，但又常常不服从管制；他们忠诚、宽厚，但又有逆反心理，满怀怨恨；他们生性勇敢，但行动上又谨小慎微；他们依赖于别人的评价而行事，但又说他们具有很强的道德准则；他们在军队中的训练严格刻苦，但又经常的犯上不服管理；他们既热衷于西方文化，但又极端保守、固执，等等。相信一位观察者不会在一本书中一方面描述一个民族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并给予艺术家以极高的地位和评价、且热衷于菊花栽培，而另一方面大肆渲染他们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而且，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表述常见于日本的许多论著中，也是事实。刀与菊正是日本人的双面性格。日本人有好战的一面，但又有温和的一面；穷兵黩武但又具有深厚的审美情操；傲慢不恭但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但又灵活善变；忠诚但又叛逆；勇敢但又怯弱。他们在意别人的目光，但即使别人的目光并没有触及自己的劣迹，自己也会陷入罪恶感。他们的军队受到严格训练，但士兵们却具有反抗精神。

既然我们现在要了解日本，那么了解这些矛盾就是不可回避的。我们面临的困惑一个接一个。日本人的下一步打算会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不进攻他们的本土就迫使他们投降？要不要去轰炸他们的皇宫？通过日军战俘我们能得到哪些有用信息？对战场上的日军及日本国民进行宣传时，我们怎样才能减弱他们拼死一搏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在日本通中也意见不一。当和平来到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我们是否要对日本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有无必要还与在日本还未放下武器的顽固分子继续战斗？伴随着世界的安定，日本是否会发生一场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谁将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日本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结果。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专题作日本研究。我受命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掌握的一切研究手段，对日本民族是怎样的民族这个问题做出解读。这年的初夏，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反攻。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对日作战还将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结束。在日本，人们则认为这将是一次百年战争。他们认为，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这里距日本本土尚有几千英里。而日本的官方则不承认日本海军已经失败，日本的国民依然相信他们将是胜利者。

然而下半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已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决策时重点已不是欧洲战场了。在太平洋上，美军已登陆塞班岛。日军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此后我们的士兵将与可怕的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敌人是顽固可怕的。

因此，到了1944年6月，掌握关于日本的种种疑问和情况就显得十分迫切。对于这些疑问和情况，我们必须做出详实可信的解答，不管这些见解是准备用于军事还是用于外交，也不管它是为最高决策服务还是会为战场前线的宣传工作服务。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我们所要了解的，包括东京当局的动机和意图、日本悠久的历史，也包括经济或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日本政府能从它的国民中获得多大的支持。同时我们还必须弄清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形成这些习惯的模式。我们还必须弄清楚支撑这些行动和意志的内在动力。我们不能直接套用美国人行动的前提条件，应尽量回避做出这样轻率的结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这样做，日本人同样会这样做。

这项使命非常艰巨。且美国和日本正处于战争状态。要把一切责任推给敌方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但要弄清楚对手的人生价值取向就不容易了。而这件事又必须去做好。了解日本人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就成了重点，而不是我们在他们那种情况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作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相反。我还得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参与战争的行为动机。和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们在战争中采取了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以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看待战争？他们的决策者调动国民的战争激情、消弭不安情绪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我们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能窥察出哪些是他们自恃拥有并可支撑的力量？我不能放过我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希望从中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日本人所具有的独立特质。

然而，我所进行的工作受到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利用专业人员所具有的独特方式来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不能直接观察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而得出哪些具有关键意义，而哪些不具有的结论。我不能亲眼目睹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也不能够观察他们如何教育下一代。约翰·恩布利的《须惠村》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惟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但很遗憾，该书却没有涉及我们在1944年所要了解的关于日本有关联的问题。

尽管困难很大，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坚信我仍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条件。至少在我面前可以找到研究对象。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日本侨民，我可以通过了解他们来了解其他日本人的思维模式，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弥补我们所不知道的盲点。我相信这样的了解对一个人类学家解读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要的。当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依靠的是书籍文献，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以及日本本国的书面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内容来总结出规律。我却相信，他们所寻找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的固有文化当中。因此，我认为对有这样生活背景的日本人进行解读能够达到解读更多日本人的目的。

这并不是说我研究日本不需要看书，不用去求证于日本人。我从日本的文献中及很熟悉日本生活的西方人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而这是研究生活在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者们所无法得到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记述自己的历史。而西方人的表述又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他们的过去无从知道。这意味着实地考察的学者们是以对对方一无所知的状态下去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以及宗教、信仰等。幸运的是我在研究日本之前已积累了一定的可以利用的资料。在充满猎奇趣味的文献中到处都是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西方人详细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细节，而日本人自己也作了很多生动的自我描述。日本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有一点不同，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欲望，既描述个人生活片段，也描述政府海外扩张计划，其表白程度让人惊讶。当然，对于描述的内容他们也是有所保留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在字面穷尽他们的全部内心。日本人在描述他们自己时会略去很多重要的事实与细节，就像美国人描述美国时一样。总而言之，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对喜欢暴露自我的民族。

《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在读书时就特别留意那些无法理解的细节。我在阅读上述文献时也采用了达尔文式的读书方法。我会特别注意国会议员演说的那一堆抽象概念化了主旨内容，他们为什么对小事小题大作，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置若罔闻？这种反差反映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对此，我不断地提出疑问：“这幅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了理解这幅画，要注意些什么？”

为了加深了解我还看日本人摄制的电影，包括一切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的现代题材的影片。我和一些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讨论过。他们都是从和我截然相反的视角来看影片中的男女主要人物的。有些反映出的情节让我非常费解，而他们的反映却很自然。他们是从整部影片的展示来理解具体情节的。这和看小说一样，我的感觉和这些日本人的感觉大不相同。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的习惯性地为日本的本土文化叫好，而有的则对日本的一切都加以否定。很难说哪种人给了我更多的启示。我所能说的是，对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是接受还是排斥，他们对日本生活的描述方式却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类学者仅仅是从对方的个别人身上找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来，那么他的可信度与只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所得出结论相比是半斤对八两，一个人类学者完全有必要利用其所掌握的专业技能，花费一些精力为这个拥有众多的专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添砖加瓦。

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某些原始部落非常相似。比如，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根据这些相似的习惯来了解古代民族如何迁移与交流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但我的兴趣不在于此。对我来说，这些研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这种历史相关性，而是因为它们有助我解读日本生活方式。我坚信这一点。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关于亚洲大陆的泰国、缅甸和中国的知识，正是这些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亚洲整体的伟大文化。这种比较文化研究的价值已经在很多关于原始民族，这在把日本文化与其他亚洲各民族文化进行的比较中得到了印证。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也许与周边部落几近相同，但正是仅仅一点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是此民族，而非彼民族。在这百分之十的差异之中，某些基本习俗会被排斥。但不管被排斥的这些在其习俗整体中占有多大的比例，都足以使这个民族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下去。对于一个人类学者来说，对这些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要使研究能取得实效，人类学者还需要通过改进其研究方法来消除这种文化间的差距带来的障碍。经验告诉人类学家，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人在对某些情况进行阐释时，其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他们会在北极的一些乡村或热带沙漠中发现建立在血缘关系或经济交往关系上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的离奇程度简直可以超过任何想象。人类学家不仅要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弄明白习俗对部落行为方式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从小就要养成，像其祖辈一样行事的习惯。

我们研究日本是在做着人类学家们所做的同样的工作。这对于对日本已有了解的人来说都深切地感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表述日本：凡是我们做的事，他们一定不做。显然，凡是一位严谨研究者都不能根据这一差异就轻率地得出结论说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民族！人类学者的经验证明：任何差异也都不是理解这个民族的障碍。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相比，人类学家能更好地利用差异。制度和民族间的差异程度越大，就越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他还会把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的任何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这就使他不是把目光放在少数事例上，而是让他更关注带有普遍性的事物方面。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如果缺乏文化比较的目光，研究者往往会看不到它们许多的内在逻辑。而将其看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生活细节以及对过于熟悉的事实的定论的质疑。然而，正是这类习惯或定论放大到整个民族的层面，就会造成对这个民族的误读，以致会影响到这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者必须培养出善于研究日常生活细节的专业技能，因为这些细节与其他民族的相应细节迥然不同。如果想知道某一部落的最恶劣的行径表现在哪方面或什么是他们最怯懦的行径，或者如果想知道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这些部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和行动，对此，就不得不注意对细节的研究，而这些细节在我们对文明民族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人类学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也应该学会如何从这些细节中挖掘真相。

我们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借鉴人类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人类学者的结论是：不管最原始的部落还是最文明的民族，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学来的。只有对一个民族生活细节进行深刻透析，才能体会到这一结论所诠释的意义。一个人无论行为或见解多么不可思议，其感性与理性都受他的经验的影响和左右。我认为，如果说日本人的某种行为古怪，那就一定存在使他们古怪的原因。我的研究如果能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无疑将有助于我的研究，人类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证实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我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看起来多么孤立的事件，但实际上它们彼此之间也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主张所有的个别行为都应汇聚到一个统一模式之中。任何社会也都会制定某种机制以规范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行为。这一机制必须对某些行为方式作出正面的价值判断，当人们对这种规范完成接受和认同之后，人们就会把这些判断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机制来推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会改变他们把这些判断纳入一个统一体中的倾向。如果人们接受了一种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又利用另一价值体系来制定其他的机制，否则就会陷入混乱与无序。他们努力追求和谐。为了使整个社会体系不至崩溃，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须的。

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理念就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其中一个领域发生的变动比其他领域更大、更快，那么其他领域迫于形势的需要势必面临着与之适应的压力。在权利欲张显、但还无法用文字表现的社会中，权力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以及和其他部落的相互关系中，也表现在宗教中。在一些文明民族中，教会一般都保留了大量的史料。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则没有。但是，随着经济和政治话语权在公众中扩张，当彼此间发生冲突时，教会则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力。字句得到了保留，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学者越能扩大他的研究范围，就越能对其所研究的种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更有资格在任何领域提出假说并寻找资料求证。这样他就能将任何民族的民族性诉求理解为这是它的民众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惯性的表现。因此，本书不是专门讨论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目的只是为了解读日本民族何以具有如此特性。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我们常常会局限于某些偏见，不仅难以认识日本民族的特质，同样难以认识美国何以成为美国、法国何以成为法国、俄国何以成为俄国。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国与国之间意识间的矛盾很尖锐。有时分歧可能很小，但我们却在自己的臆想中将其主观地放大。每个民族都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其思维与行动的模式因此而有别于其他民族。而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高喊建立共同理想是没有前提基础的。我们要做的是着力地去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去了解，就会发现，在我们看来他们某些不好的行为并不一定就不好，只是因为这些行动不符合我们的习惯而已。

我们不能轻信现有的每个民族关于自己思维和行动模式的表述。每个民族自己的作家也都努力做这一工作，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民族都会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在这一观察过程中，人们自身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偏见。任何民族都把自己看到和认同的事当做是理所当然的。

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既要严格又要宽容。我们有时会被指责过于严格了。而指责我们的人多是些世界主义者。他们竭力说服全世界的人相信，东方人和西方人、黑人和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些表面差异，而在深层次的人性上是共通的。这种观点有时被认为是“手足情谊”。这种说法却难以让我信服：为什么相信“手足情谊”就不能相信日本人有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心胸过于博大前瞻的人们可能认为世界各个民族都产生于同一母体，否则他们怎么会相信世界能大同呢？但是如果将这种一致性看做是尊重其他民族的话，这和要求自己的妻儿子女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像克隆出来的有什么区别？理性要求我们要正视差异的存在。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平的多元世界，它能够包容各种差异。美国可以是一个美国式的国度，但这对世界和平并不构成威胁。法国、日本也一样。一个学者只要不像惧怕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惧怕差异，那么他就会发现以外部压力来干涉民族内部的独立性是一件多么愚蠢和不理智的事。担心持这种态度会阻碍世界的发展是多余的。承认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破坏世界的和谐。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不还是保留着她自己的特色吗？这体现的就是特色差异。

对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时，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严格的态度，同时又不失宽容。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的宽容。唯此宗教的比较研究方能有所发展，研究者可以是基督教徒，可以是阿拉伯学者，也可以是无神论者，但决不能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如果我们总是强调自己的生活方式，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才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就没有必要做文化比较研究了。持这种态度的人并不懂得对别的民族的了解对自身文化是一种有益补充。他们因此他们不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如此固步自封，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他们就自然会选择自以为是，以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就喜欢将自己的信念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然而，其他民族都选择了排斥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美国人不能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或是不能像东非土著居民那样用一条腿站着休息一样。

总之，这是一本阐明日本人生活习惯的书。它包括一个日本人想知道自己怎样做才能得到恭维，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却得不到？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会羞愧，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愤怒？本书所力求了解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最能印证书中结论的莫过于那些街头巷尾的闲谈，因为这些平民代表了最一般的日本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代表了全部，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通性。我们的目的是要探究思想和行为深层的模式。或许本书并未做到，但这却是作者的理想目标。

当研究到已掌握了一些典型事例时，就不再需要更多的调查材料了。比如，当我们想知道一个日本人在同样的场合下会对谁鞠躬，我们并不需要对所有的日本人进行观察统计。只需选取一个典型就足够了，不需要逐个去求证。

另一方面，如果要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深层原因，就远不像统计实证那样简单了。这些习惯是如何根植于他们内心的，这对于一个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有责任给予回答。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具说服力的并不一定是“田中”，即：普通的日本人。因为“田中”无法说清楚自己思维与行动的那些必然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他们来说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他会觉得完全没有跟美国人解释的必要。

美国人在研究所谓文明民族的文化时，往往忽略这些文化的产生基础。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些基础像公理一样不再需要证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擅长的是作统计，他们更关注观点和行为出现的频率。他们往往是通过查阅资料、问卷调查、访谈、心理测试等统计数据找出某些要素的独立性或相关性。而在作舆论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这种方法在美国已经相当普遍，人们可以很快地就了解到某一候选人或某一政策的支持率。人们还可以按照农村或城市、高收入人群或低收入人群、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对这些支持者和反对者分类。这种方法在一个实行普选、立法权掌握在国民手中的国家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美国人可以很容易地在美国人之间进行民意调查，并且得到想要的调查的结果。这是因为有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熟悉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是不容易改变的。民意调查不过是在验证已经存在的现实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了解另一个国家，就不得不首先对这个国家的国民习俗和思维方式做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做投票这种量的统计。这样的统计结果可以告诉我们多少人支持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但是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国家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统计结果将毫无意义？我们只有弄明白了他们的国家观念，才能够领会各个政党在街头或国会中所提出的主张。一个民族的国家观念远比表示各个政党势力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在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限制个人自由的罪恶机器。在美国人眼中，除了战争时期外，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比一个普通国民高不了多少。我们的这种国家观念不仅是日本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和欧洲的其他许多国家比起来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正是一个民族的这种差异。在他们的行为习惯中，在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中，以及在他们关于历史起源的神话或节日里的祝词中，我们都能看到和听到这些差异的反映。这些个别的反映方式值得我们研究，而且需要有步骤地进行。

我们在进行选举时，往往能够精确地统计出赞成票和反对票各自的比例。也同样可以统计出一个民族的基本观念及其价值评价标准。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精确把握其日常生活基本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的国家。我相信，只要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人生观的差异，并掌握他们构建使用的范畴和符号，我们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对一些急剧变化的行为，会把它看作是一个连贯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我开始和日本人一起共享时，觉得他们的一些用语和观点很奇怪，现在才知道原来它们自有自己的特殊含义，当然，这是历史沉淀的结果。这些都和我们西方人的道德观存在着质的不同。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既不属于佛家，也不属于儒家。是一个纯粹日本式的体系，既包含了日本的长处也存在着不足。 avRo1hWaZwpYVhOrRg6LFdmchB6RMKhspUqbh9P/4E79toGpNjCeBEDSw/3L1e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