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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知道他的来历，就连革命委员会里的那些“大革命”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革命阵营中的小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了这个阵营，为了为时不远的墨西哥革命，起劲地工作着。他们过了好多日子才理解了他，这个委员会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他在这个拥挤忙碌的房间里第一次露脸时，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奸细——是被狄亚士政权的情报机关收买了的爪牙。革命阵营中的不少同志都被抓走，押解到境外，关进了美国的普通监狱和军事监狱。还有一些人戴着手铐、脚铐，在土墙前排着队，被枪毙了。
他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看上去不满十八岁，个头不大。他自我介绍说叫菲力普·利威拉，他到这里来就是要参加革命——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完了就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嘴抿得紧紧的，眼光并不友善。急性、大个子的保林诺·维拉心里一阵悸动。这个小伙子让人琢磨不透，既可怕又可恨，他的一双黑眼睛里含着的一股光让人想起毒蛇，冷酷的火燃烧着毒焰，全是不可化解的仇恨。他先是扫视了一遍革命者们，目光随后落在了正在工作着的打字机上。矮小的塞斯贝太太正在紧张地打字，偶尔一抬眼睛，与这目光不期而遇，手里的动作下意识地停了一下。她不得不把打过的信文重新检查一遍，然后才接着打那封草拟的信件。
保林诺·维拉看了看阿列拉诺和拉摩斯，他们也看着他，他们用目光互相探询着。他们的目光是犹疑不定的。他们共同认为这个年轻人来历不明，而且他身上有令人不安的气质。这几位正直、平凡的革命者，认为他是一个谜，不可理喻；他们仇恨狄亚士的暴政，但那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正直。他则不同，不同在哪儿，又让人说不出来。终于，容易冲动、雷厉风行的维拉说话了，他要面对这个难题了。
“好吧，”他的口气很冷，“你说你是为了革命来工作，那么就把上衣脱下来，那儿可以挂衣服。来，我告诉你水桶和拖把在哪儿。地板很脏，你先擦干净了，别的房间的地板也需要擦。然后再把痰盂倒了，再把窗户擦了。”
“干这些是为了革命？”年轻人问。
“对，是为了革命。”维拉回答。
利威拉开始脱上衣，目光却冷冷地扫视着他们。
“好吧，就这样吧。”年轻人后来说。
没有别的话了。他每天按时来——扫地，擦地板，收拾房间。他很早就把炉子清好灰，预备好煤和引火柴，等这屋子里最勤快的那个人来工作之前，火炉已经生好了。
“我可以住在这儿吗？”有一天，年轻人问。
哈！狐狸终于露出尾巴来了——这个狄亚士的爪牙原形毕露了。他要睡在革命委员会里——探取他们的秘密，获得他们的名单，知晓墨西哥地下革命同志的住址。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了，利威拉也没有再提起过。他们不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吃饭，靠什么谋生。有一次，阿列拉诺想给他两块钱，但利威拉摇着头，不肯接受。维平过来了，极力劝他接受这钱。他急了，说：“这是为了革命工作。”
在现代，进行革命是需要资金的。可是委员会在这方面一直很窘迫。委员们勒着肚子工作，再苦也无怨无悔；可偏偏有些时候，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就只是几块钱的事。有一次，也就是这些日子的第一次吧，两个月付不上房租，房东逼着委员们搬家。那个整日穿着褴褛的粗布衣服的小佣工，在梅·塞梅贝的工作台上放了六十块金币。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了。还有一次，不停歇的打字机已经打出了三百多封求援信（请求在册的劳工组织捐资，要求编辑们在报纸上主持公道，还有对美国镇压革命志士的高压行为表示抗议），因为买不起邮票而发不出去。此时，维拉的表已经看不见了——那台老式的自鸣金表是他的老父仗给他的。梅·塞斯贝手上的结婚金戒指也没有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拉摩斯和阿列阿诺一筹莫展地捋着他们的长胡子。这些信非寄不可，可是该死的邮局不 赊账 。利威拉戴上帽子走了出去。他再露面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千张两分的邮票，立刻放到了梅·塞斯贝的工作台上了。
“这钱该不是狄亚士的黑钱吧？”事后，维拉对同志们说。
同志们扬了扬眉毛，没有人能断定此事。此后，这个为革命而做了清扫工的年轻人菲力普·利威拉总能在委员会最最需要钱的时候，掏出自己的金币、银币。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喜欢他。他们太不了解他的了。这个年轻人的做派显然与他们不一样。他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心声，拒人千里之外，也让你无法去接近他。他虽然年龄不大，但没有人敢去问问他。
“也许他是个喜爱孤独的伟人呢，不知道，我可说不清。”阿列阿诺束手无策很无奈。
“这个人很冷。”拉摩斯说。
“我看他的心已经麻木了，”梅·塞斯贝说，“没有神采，没有笑容，都给烧光了。他似乎是个活死人，可有时候，又不可思议地充满了生气。”
“他一定吃了不少苦，”维拉认为，“没有遭遇过苦难的人，绝不能像他这样——别忘了，他不过是个孩子。”
话是这么说，这些人还是不能让自己喜欢他。他没有和别人谈过天，也不问别人什么，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大家高谈阔论，讲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时，他也不过是站在旁边聆听而已，面无表情，仿佛没这个人一样。他用他那独有的冷冷的目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谁说话看着谁。谁碰上了，都会不寒而栗。
“他不会是奸细，”维拉私下里对梅·塞斯贝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革命者，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更伟大。这是我感觉出来的，我的心，我的脑子都是这样告诉我。可是我不能够了解他。”
“他的脾气不好。”梅·塞斯贝说。
“我看出来了，”维拉说着，不觉惊抖了一下，“他盯视过我。那种眼光全然没有爱，只有震慑，和老虎的一样。我知道，如果我们中间有谁不忠于革命的话，他会把谁杀了。他没有感情，他像一把钢刀，冰霜一样的冷酷无情。一个人在冬夜，在荒凉山顶上即将被冻死时，才有那样的目光。我不怕狄亚士的刽子手，可是我怕他。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怕他。他是奉了死神的命令来这儿的。”
不久，说服同志们相信利威拉，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的也是维拉。洛杉矶和下加利福尼亚之间的交通线断了。有三位同志被枪杀了，而且死在他们为自己掘的坟墓里。还有两个同志被关押在洛杉矶的监狱里。联邦军司令璜·阿尔瓦拉多是个凶恶的敌人，他破坏了革命者们的一整套计划。他们已经和活动在加利福尼亚的革命者们，不管是老的还是新参加进来的，都联系不上了。
年轻的利威拉接受了命令去了南方。他返回来的时候，交通线又恢复了；璜·阿尔瓦拉多也死了，人们发现他被刺死在床上，一把钢刀深深地插进了他的胸前。这件事超越了利威拉所接受的任务的范围。不久，委员会里的人就全知道了他这趟所进行的全部活动。他们没有问过他，他也一句话不说。但是彼此交流的眼神中，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好像说过，”维拉说，“这个年轻人比任何一个人都让狄亚士害怕。他的心坚硬似铁，他有上帝赋予的铁手腕。”
梅·塞斯贝曾说过，这个人的脾气不好，其他的人也感觉到了，而且他自己也能证明这点。有时他出现在大家面前时，鼻青脸肿，耳朵也破了。他们猜测，他肯定是在他吃饭、睡觉、赚钱的环境里，也就是他们不知道的他的世界里，常常和人打架斗殴。有一阵子，他开始为委员会的宣传周报排字。可是有时候，他的伤让他排不成。他的手指头，尤其是大拇指皮肉撕裂，甚至有时一条胳膊无力地耷拉着。此时，他的脸上多半会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一个流浪汉。”阿列拉诺说。
“不知道在哪个下流地方瞎混的家伙。”拉摩斯认为。
“那他的钱是哪儿来的呢？”维拉不解地说，“今天，不，就是刚才，他拿出了一百四十块钱——付清了纸钱。”
“他不来的时候很多，”梅·塞斯贝说，“从来没说过为什么。
“我们派个人跟踪他一下子。”拉摩斯建议。
“别指望我干这个。”维拉说，“就怕你们从此再见不到了，除非参加我的葬礼。他太可怕了。他的脾气上来，恐怕连上帝都得躲避三分。”
“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像个孩子。”拉摩斯说了实话。
“我觉得他的身上有一股强力——一种原始的力量，像强悍的狼，袭击人的响尾蛇，咬人的蜈蚣。”阿列拉诺说。
“他简直就是革命的化身。”维拉说，“他有着革命者的灵魂，有着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他的复仇心声喷薄欲发，可是他一声不吭，他悄悄地杀人。他是一个昼伏夜出的恶煞星。”
“说起他，我就要心酸。”梅塞斯贝说，“这个小伙子没有朋友，他仇恨世上所有的人，之所以和我们在一起，容忍我们，是因为我们可以实现他的愿望。这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寂寞的……”她的泪水充盈了双眼，话也说不下去了。
利威拉的行踪确实诡秘。有时，一个星期不见他。有一回，一个月不见他的身影。可每次，他都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和平时一样，回来就回来，什么也不说，掏出许多金元，无声地放在梅·塞斯贝的工作台上。然后，一连多少天，白天黑夜都待在革命委员会里。过一段，他又会白天走出去。每逢此时，他总是会早来晚走。阿列拉诺发现，他有时半夜里排字，而且又是拇指受伤肿胀；有时嘴唇流着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