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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我被派去参加广东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了广州。由反革命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方，走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觉得各种现象，都是生气勃勃的，另是一种的。当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看到环要塞的一道粉白围墙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个大字，精神为之一振！到了广州，看到各处所贴的崭新的革命标语，省港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各地革命农民代表的踊跃赴会与革命军人的和蔼可亲，这些情形，都使我感着愉快。农民代表大会，经过了五天，我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屠杀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日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后参加十万人的广州纪念大会，又随劳农两大会的代表——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会——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后又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都觉得很是满意。满望回到江西，大大的作一番运动，哪知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四十一度，几至于死。
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医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的行步；后又转到牯岭普仁医院医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点转机。这次若不得济难会医药费的帮助，早就病死离去人世了。
在牯岭医院中，天天盼望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日，从病友处忽得到一张武汉报纸，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报纸，我把那张报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再过不久，北伐军占领了江西，我就依照党的指示，下牯岭到南昌来工作。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的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
我当时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因党没有正确路线的领导，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如我在省农民协会时，除开会外，就只批批各县来的“等因奉此”的官样公文，连南昌近郊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的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
当时，江西的A．B．团却非常积极地进攻省农民协会，要夺到他们手里去。他们把持着省党部，今天对省农协一个决议，明天对省农协又要玩个花样，我是首当其冲的人，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每天早晨起来，拿起报纸来，首先就要看省党部又有什么进攻省农协的新办法；为对付他们的进攻，确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们委派了两个委员到省农协，当然不是来做工作，而是来和我们捣乱子；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我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大骂而散。
江西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们首先就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他们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结果露出马脚，大闹笑话！大会选举他们算是失败了，省农协没有被他们夺取去！他们散布谣言说，要用手枪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为意。
过了不久的时候，朱培德
的态度，一天一天的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等反动话；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想出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的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
“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的对付！”“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这些严重示威的反革命标语，都是以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军队的署名到处贴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我几次跑到省委去说，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省委总是说：“把党的机关逐渐秘密起来，你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和影响他们。”
在六月的一天——我忘记了是哪一天，欢送共产党员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正在省农民协会看各县农民斗争的报告，一个有地位的人，喘气不止的跑来通知我说：“你赶快走吧！朱培德今日要送你们去武汉。”他连催我走，我就一气跑去省委机关。我刚离开省农协不久，朱培德派来的一营兵，就把省农协围住，将我的卧房，翻箱倒柜的检查，又将省农民自卫军一连人缴械。这次他扯去了假面具，他那狰狞的地主将军的面貌，完全暴露出来了。
过后一刻时，得悉朱培德一共要欢送二十四个共产党员出境（其中有几个是左派
）。他做了许多假把戏——如请酒饯行，送旅费和安家费，每人一千六百元，派花车给这些人坐等等；这次还不敢公开屠杀，因武汉还未失败。省委决定我不要去武汉，要我到吉安去做农民运动。我就藏在省委机关暂住；适彭湃同志也来了江西，我们不期而遇的同住了几天。
就在去吉安之前几天，我与我的妻——缪敏同志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是几个同志吃了一餐好菜饭就算了。
自北伐军到江西以后，我是做了近十个月的公开工作。现在细想起来，深觉得那一时期的工作，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的去进行工作——总之，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样的党，这样的工作，哪里会积集起雄厚的力量，去打倒阶级敌人，去达到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暂时的同盟者，一翻转脸皮，说句假客气的话：“欢送你们共产党同志出境！”你就只得很快滚蛋了！
别了，南昌！汽笛一声，我坐着小轮船向吉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