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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越来越渴望能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和大家交流沟通！但光凭几种简单的手语，已经不能完整迅速地表达我的思想了。一旦别人不能了解我手语的意思，我就要乱发一通脾气。我仿佛觉得有好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抓扯着我，我疯狂挣扎，拼命摆脱它们。这样做并非能带来什么效果，只是因为反抗的烈火在心中熊熊燃烧，却又无法表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甚至在地上打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倘若母亲就在一旁，我便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哭过之后，甚至连为什么发脾气都忘了。无法顺利表达想法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而表达思想的愿望却日甚一日地强烈。到了后来，几乎每天都要发一次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腾一次。
看到我那个样子，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手足无措。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另外，当时大家对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接受教育都持一种怀疑态度。然而，通过阅读狄更斯的《游美札记》一书，母亲竟从中找到了一线希望。
狄更斯在《游美札记》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罗拉·布里曼，在郝博士的教导下，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或许已随着他的辞世而失传时，她简直是苦恼极了。郝博士是否有传人？即使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像我这样一个小女孩吗？那么，方法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的齐夏姆医生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他已经成功治愈了好多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治眼睛。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在火车上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年长的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了小孔，让我用线一个个慢慢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查票或检票时，我都可以拉着他的衣角跟随他走进走出。他还允许我玩他用于检票的打孔机。那时，我喜欢趴在座位的一角，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打些小孔，一连玩几小时也不会感到厌倦。
记得姑母当时还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布娃娃，可是这个娃娃既没有眼睛、耳朵，也没有嘴巴和鼻子。这么一个临时拼凑的玩具，即使小孩子的想象力再丰富，也实在难以描绘出那张脸到底长成什么样。而布娃娃没有眼睛这一点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我坚持让每个人都想想办法给布娃娃加上眼睛，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做到。我灵机一动，偷偷溜下座位，找到姑母那条缀着大珠子的披肩，并扯下了两颗珠子，指给姑母看，要她将珠子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牵着我的手去摸了摸她的眼睛，我使劲地点点头。这样，姑母核实了我的用意后，便将珠子缝上了，布娃娃终于有了眼睛这件事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但没过多久，我便又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
在整个旅途中，层出不穷的趣事吸引了我，我整天都忙个不停，几乎没发过一次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径直去了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在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之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看到我父母沮丧的神情，齐夏姆医生便又鼓励我们说，其实这个孩子还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并建议我的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著名的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相关教师的资料。听了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全家人又立刻起程前往华盛顿。一路上，父母亲都忧心忡忡，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觉察，对于我活泼好动的个性而言，这样来来往往，东奔西走的旅行简直好玩儿极了。
到了华盛顿，我们如愿找到了亚历山大·贝尔博士。那时我虽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但刚与贝尔博士接触，就能感觉到他的慈爱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手表，他还让手表响起来，好让我可以感觉到表的震动。贝尔博士医术高明，我的那些别人不能理解的手势，他能完全理解。于是，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然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重新点燃了我生命的希望，最终使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寂走向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随后建议我的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她专门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这个柏金斯学校正是狄更斯的《游美札记》中的主人公郝博士为盲人和聋哑人工作的地方。父亲听从了贝尔博士的建议，立刻将信发出。几个星期后，我们就接到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回信告诉了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
这是发生在一八八六年夏天的事儿，等到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次年的三月了。
就这样，我如同摩西当年那样走出了埃及，终于站在了西奈山前。顿时，灵感瞬间涌遍我的全身，眼前呈现出无数的奇景，仿佛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