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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八年五月的波士顿之行是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从出发前所做的种种准备，到与莎莉文老师、母亲一同踏上旅程，以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最后抵达波士顿的各种情形，都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这次的波士顿之行和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迥然不同。此时的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容易激动和兴奋、一刻也闲不住地在车上进进出出的小淘气了。我安静地坐在莎莉文小姐身旁，专心致志地听她给我描述车窗外的一切：蜿蜒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远处连绵不断的山丘、苍翠的森林和火车进站后蜂拥而至的黑人。他们微笑着向火车上的旅客们招手，来到一节节车厢叫卖香甜可口的糖果和爆米花。
布娃娃南茜就坐在我对面的位子上，即使她已经很破旧了，我还是给她穿上了一件用方格花布做的新外衣。一路上，南茜戴着一顶弄得皱皱的太阳帽，用她那双玻璃珠子做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有时莎莉文老师的讲述不是那么吸引人时，我便又想起我的南茜，于是又将她抱在怀里，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相信她是熟睡着的。
然而，这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提到南茜了。当她到达波士顿时，简直是惨不忍睹了，她全身都是泥，大概是因为我在车上逼她吃残屑，她怎么也不肯吃，而我又偏要她吃的缘故。到了柏金斯盲人学校后，学校的洗衣女工看南茜这么脏，便偷偷地给她洗了个澡。可我那可怜的南茜怎么经得住再用水来洗呢？等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成了一堆乱棉花，要不是那两个用玻璃珠子做的眼睛仍然以怨恨的目光瞪着我，我都认不出她来了。
火车到站了，我们终于抵达波士顿。“从前”变成了“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变成了“近在眼前”，仿佛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终于变成了现实。
一到柏金斯盲人学校，我就和那里的盲童交上了朋友。当我知道他们也会手语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进行交谈，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度，怎能不令我欣喜万分呢？此前，我一直都像个外国人，同别人说话都得靠翻译。而在柏金斯盲人学校里，孩子们说的都是郝博士发明的手语，大家可以平等地直接进行沟通。
就这样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新朋友也都是盲人。我只知道自己看不见，但却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围着我又蹦又跳、活泼可爱的小伙伴们也都看不见。我至今还记得，在我发觉他们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和我谈话，和我一样用手指触摸着读书时，我是多么惊奇，又是多么痛苦！虽然他们早已告诉我，我也知道自己身体上存在的缺陷，但是我仍模模糊糊地认为，既然他们可以听到，必然拥有某种“第二视觉”，万万没想到的是，原来这么多孩子也像我一样，一点儿也看不见。
但他们是那么快乐，那么活泼，和他们一起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我很快就忘掉了痛苦。
在波士顿和盲童们在一起的经历，使我感到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日子一天一天飞快地过去，每天我都在热切地寻求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历程。波士顿对我而言，是世界之始也是世界之末，我几乎都不能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广阔的世界。
在波士顿时，我们还去参观了克邦山。在那儿，莎莉文老师给我上了第一堂历史课。当我得知这座山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英雄奋勇激战过的地方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一边数着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往上爬，一边想象着英雄奋勇攀爬，居高临下抗击敌人的情形。
第二天，我们就乘船前往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乘轮船在海上旅行。
海上的生活丰富而热闹！最初，我不知道时时都在轰鸣的隆隆声是轮船机器发出的声响，还以为是在打雷，担心着下了雨便不能在户外野餐，心中一着急，竟然哭了起来。
在普利茅斯，那块当年移民登陆时踩过的大岩石令我最感兴趣。用手抚摸这块岩石，当年移民艰苦跋涉的伟大事迹便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一一呈现。在参观移民博物馆时，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还送我一个普利茅斯岩石的模型。我常常把它握在手上，抚摸它表面上那些凹凸不平的痕迹、中间的一条裂缝以及刻在上面的“1620年”的字样，脑海里就浮现出早期英国移民一桩桩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们曾经的辉煌业绩是多么崇高而伟大啊！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在异乡创建家园的最勇敢、最慷慨的人。他们不但为自己争取了自由，也为其同胞争取到了自由。但若干年后当我知道了他们的宗教迫害行为后，我又深深地感到惊讶和失望。
我在波士顿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譬如威廉·韦德先生和他的女儿，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他们的仁慈和热情。有一天，我们到他们所在的贝弗利农场去拜访，当我们从美丽的玫瑰园里穿过时，两只小狗欢快地跑过来迎接我们，稍大的那只叫利昂，另外一只小的叫弗里茨。弗里茨全身上下都是绒绒的卷毛，总是耷拉着两个长耳朵。农场里还有许多马，其中跑得最快的一匹是尼姆罗德，它总是将鼻子伸进我的手里，要我拍拍它，并喂它一块糖，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我人生中的美好回忆。
我还记得那个叫贝弗利的农场靠近海边，那一次去农场，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到海边的沙滩玩耍。那些沙子很硬，但是非常光滑，和布鲁斯特海滨松软而尖锐、混合着海草和贝壳的沙子相比完全是两个样子。韦德先生还告诉我，许多从波士顿起航开往欧洲的大轮船都要途经此地。再后来，我又多次见到他，他对我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而且，说实在的，我之所以把波士顿称为“好心城”，就是由于他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