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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集团纵横世间数百年，终究免不了走下神坛。陇西李氏建立的大唐王朝，渐渐摆脱了关陇军事集团的控制。特别是武则天称帝后，关陇军事集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股政治力量——山东豪杰集团。
当初大唐一统天下，主要靠两股势力。一股是以李唐宗室为轴心的关陇集团，另一股是山东集团。看过《隋唐演义》的朋友，都会对瓦岗寨各路好汉印象深刻。他们都属于山东豪杰这个集团。秦王李世民在唐朝统一过程中居功至伟，凭借多年东征西讨建立了一套忠于自己的领导班子。秦王府的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其中不少文臣武将来自瓦岗起义军。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后，在秦王府班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路人才，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但唐太宗去世后，忠于他的各方人马很快矛盾激化。先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擅权，后由山东豪杰主持军政。由此可见，两股政治势力依然存在很深的地域之见。
为何山东集团能把关陇集团比下去？为何两派长期以来都关系紧张？这还得从古中国由来已久的东西地域矛盾说起。
周武王从西岐起兵，推翻了雄踞中原的殷商王朝。但没过几年，殷商残部与东夷势力就联合管叔鲜、蔡叔度等王室重臣发动叛乱。周公旦东征三年，才平定叛乱。这是比较早的东西部大战。
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立。崤山以东的魏、韩、赵、燕、齐、楚六国被称为山东六国，而崤山以西只有秦国一雄。尽管山东六国文化各有特色，但相对于秦国又有很大的共性。数百年东周诸侯纷争，导致各地域的文化差异不断加大，秦与六国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秦始皇扫灭六国，兼并天下，开创了中国文明的大一统时代。但六国残余势力并不心服，在始皇帝死后没几年就发动了反秦起义。
短命的秦朝二世灭亡，但西汉统治者依然延续着秦朝的思维。汉高祖刘邦及其军功列侯集团虽是出身山东地区的楚人，但他们全面继承了秦制，还制定了严格限制关中人口流入东部各分封国的法律。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可以视为中央王朝（西部势力）与东部诸侯势力之间的较量。秦汉大一统并没有真正消除东西的地域分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东西矛盾又加入了汉胡民族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
北魏分裂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国格局。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分据关陇与山东，梁朝与陈朝先后控制江南。必须提及的是，三个地域的文化差异很大。
《新唐书》对当时各地文化差异的认识颇有代表性。“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山东地区的人重视家族门第，故而可以姻亲结好；江左（即江南）地区的人重视文化，推崇名士，所以用才智可以折服；关中地区的人雄健，崇尚官爵与权威，所以用权力可以折服；代北地区的人重视武力，推崇豪强贵戚，会服从这类人。
西魏权臣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从而将关陇地区的汉胡豪强权贵凝聚成了著名的关陇集团。而山东地区的士族门阀早在东汉末期就势力旺盛，历经魏晋南北朝也依然保持繁荣。北周灭北齐后，山东与陇西化为一体。但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决定了其与山东士族必然会发生冲突。山东士族自恃有文化与地望的优势，对关陇集团并不心服。从北周到隋唐，只要一有机会，山东集团就会想办法颠覆关陇集团。
在北周灭齐与隋并天下两次较量中，关陇集团都是赢家。
吞并北齐后，坚持关中本位的北周王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抑制山东士族门阀势力，以免山东地区对关中腹地造成威胁。这使得盘根错节的山东士族十分不满。他们转而支持非八柱国家族出身的杨坚夺取皇位。但杨坚与关陇集团的独孤家关系密切，自然不会真的站在山东士族这一方。他称帝之后，延续了前朝的政策，积极削弱山东士族的社会经济根基。此举使得山东地区在隋朝末年成为叛乱多发地带，重演了当年山东地区各郡县纷纷叛秦的一幕。
在隋末动乱中，许多前隋朝勋臣、将领都起兵反叛，以瓦岗寨为代表的山东豪杰更是如雷贯耳。为了推翻隋朝，各种山东势力与关陇集团中的不同派系进行对抗或合作。最终，出身关陇的李唐势力，在山东豪杰军事集团的协助下扫平了各路反王。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
由这段话可知，隋唐两朝统治者都奉行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对山东士族门阀有一种天然的歧视与戒备。
唐太宗李世民以开明执政著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就是这种五湖四海政策的典范。例如，联手消灭东突厥汗国的名将李靖与李勣，一个是关陇贵族出身，另一个是山东豪杰出身。贞观朝的文武百官来源很广，包括关陇贵族、山东士族、山东寒族、各种少数民族。但就实而论，唐太宗对山东士族门阀的态度，并不像对山东人才群那样包容。他同样是“关中本位政策”的执行者。
早在唐高祖李渊时期，秦王李世民就以山东问题为借口，攻讦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来山东豪杰窦建德的旧部发动叛乱，在很大程度上与唐高祖李渊的高压政策有关。李渊是典型的关中本位主义者，对山东势力十分不信任。李世民利用了这一点。唐太宗即位后，命令高士廉等大臣编修《氏族志》。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工程，更是关陇集团打压山东士族的手段。
当时的山东士族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极高。他们自认为有足够的资本进入李唐的权力中心，故而表现得更加高傲，几乎要与李唐皇族分庭抗礼。这显然让唐太宗无法容忍。
此外，魏征等在朝的山东豪杰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也十分推崇山东士族。满朝官员也羡慕士族门第，纷纷以与山东士族结为姻亲为荣耀。长此以往，山东士族又将逐渐成为门阀势力主体，再度成为王朝的影子操控者。从东汉末年到唐朝，中国一直处于门阀社会形态。无论王朝如何兴替，士族都会很快融入新的统治阶层。无论某个大姓家族如何衰落，山东士族阶层总能东山再起，保持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与控制力。这对代表关陇集团的唐朝统治者而言，更是不可不戒备的隐患。
为了打压山东士族，唐太宗严令其皇子不得选山东士族之女为妃，公主不得以山东士族之子为婿。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朝廷下令禁止崔、卢、郑、王、李等山东士族大姓之间相互通婚。高宗还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辅、卢浑、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才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然而，在防备山东士族的同时，随太宗皇帝打天下的山东豪杰军事集团越来越受到重用。
陈寅恪先生认为，山东集团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为山东士族，一为山东豪杰。前者主要是有经学背景的高第世家，后者则来自庶族地主甚至穷苦庶民。李唐统治者打压的对象是士族阶层，而不是山东豪杰。
例如，太宗极其倚重的直臣魏征，既非关陇贵族，又非山东士族或武人。太宗重用魏征，不仅是为了多一面提醒自己不犯错的“镜子”，也是为了以山东豪杰势力来监视山东士族势力，甚至关陇集团中的腐化分子。
随着李靖等关陇籍名将的隐退，山东豪杰军事集团在贞观后期的地位不断上升，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表面上只是帝王家事，实际上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一决胜负的交锋。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而被废的王皇后属于关陇集团势力。在参与决策的四位重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是反对派，因为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山东集团的代表，老将李勣，却是赞成派。其根本原因在于，武则天与李勣同属山东阵营。
武则天当权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山东豪杰主政阶段。寒族出身的女皇，一方面破坏关陇集团，另一方面又打压山东士族，同时积极抬升山东寒族的地位。此后她又把东都洛阳变成了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彻底颠覆了北周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因此零星瓦解，山东豪杰也渐渐不再作为集团出现，而长期以来的东西地域矛盾也趋于缓和，逐渐变为南北地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