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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研究唐朝历史，武则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传奇人物。自从中国进入父系社会后，女性执政被古人说成是“牝鸡司晨”，即母鸡打鸣，不守本分。尽管如此，秦有宣太后，西汉有吕太后，东汉有邓太后，北魏有冯太后，她们都是垂帘听政、权极一时的摄政女主，在男权横行的世界留下了自己的传说。摄政女主中地位与成就最高的，还数真正称帝的大唐女皇武则天。对于关陇集团出身的李唐宗室而言，武后是个令人忌惮又不能不敬的厉害角色。正是她的上台，使得东汉至隋唐的士族门阀社会形态趋于解体。
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古史时最重视门阀家族的盛衰变化，并将此看作魏晋至隋唐数百年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对于武则天，他是这样评价的：“至于武则天，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至武则天执政时期，历时即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
这段话包含了五个关键信息：
第一，武则天是西魏以来第一个非关陇集团出身的最高统治者（她是唐朝并州文水人，老家大体在今山西文水县东）。
第二，她上台时以打压关陇集团为主要目标，尤其是打压李唐宗室。
第三，强化科举制度，提拔庶族地主与非门阀出身的人才，是武后新政的重要内容。
第四，历史悠久的关陇集团已经开始朽坏，武则天只是加速其解体。
第五，李唐宗室在“神龙政变”复辟后，也无法阻挡关陇集团解体的历史潮流。
要弄清陈寅恪先生做出如此论断的原因，还得从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说起。“关中本位政策”始于西魏权臣宇文泰。该政策包含了三个层次：
首先，把关中地区视为立国之基。
早在西周时，外险内缓的关中地区就是帝王之州。秦以关中为起点，扫灭六合，平越驱胡，一统海内。西汉同样是以关中为腹心，震慑四方。到了东汉时，洛阳成为王朝首都，但长安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直到隋唐时期，关中依然是富饶的天府之国。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有四塞之险，天生适合做王朝腹心。故而，西魏、北周、隋、唐也像周、秦、汉三朝那样以关中为立国之基，让国内民众都把长安当成天下中心。
其次，制定以发展关中为本位的军事、政治、经济政策。
关陇集团为了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在关中力行农战，一切政策围绕着发展关中腹地来展开。西魏地狭人少，不从关中本土挖掘潜力，自然难以与东魏、萧梁相抗衡。到了北周一统北方之时，关中是强有力的战略大后方，自然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隋唐两朝时虽然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转移，但繁华富庶的关中西通西域、东制中原，对于巩固王朝统治有无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因此，隋唐统治者在大部分时候，仍然力图维持关中对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优势。例如，推行府兵制、均田制等。
最后，“关中本位政策”还包括关陇集团自成一体的文化本位政策。
宇文泰曾经参与过六镇起义，他对汉文化的态度不同于“全盘汉化”的北魏孝文帝。陈寅恪先生对此点评道：“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汉化后的北魏高层与保持鲜卑旧俗的六镇军民在物质文化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是六镇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宇文泰执政时推行了“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
宇文泰一方面将鲜卑贵族的汉姓改回鲜卑姓氏，并给胡化的汉人赐予鲜卑姓氏，而另一方面则以附会的周朝官制推行汉化改革，并通过修改过族源郡望等文化政策，促进了胡汉融合。这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汉化，但相对于孝文帝的激进汉化，宇文泰更强调以关中为本位的胡汉融合。
此后关陇集团高度重视胡汉一体化精神系统的建设。到了唐朝时，许多祖上是五胡的关陇贵族已经与汉人没有什么两样。最典型的例子，李唐皇族就是汉人与鲜卑人融合的产物。
那么，为何武后要对关陇集团极力打压呢？这不得从关陇集团本身说起。关陇集团形成于对抗东魏（北齐）与南朝两大威胁，成为汉胡合一的领导阶层。但随着不断发展，关陇集团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新势力，从而让本集团逐渐产生了分化。
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关陇集团的成员。其祖母独孤氏、皇后长孙氏，大臣长孙无忌、李靖、侯君集、宇文士及、褚遂良等均为关陇贵族出身。但与此同时，太宗的领导班子还包括有以房玄龄、李勣为首的山东士族英杰，魏征、马周等非门阀的寒门子弟，萧瑀、王珪等南朝贵族。也就是说，初唐统治者虽延续了关中本位政策，但同时注意吸收其他政治势力的养分，以平衡朝局。
唐太宗不拘一格的用人方针，初步动摇了关陇集团垄断资源的格局。但在其执政末期，不同势力的功臣因王朝接班人问题而走向分裂。其中，代表关陇集团的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拥立晋王李治。唐太宗在废除太子李承乾后，指定李治为接班人，是为唐高宗。
唐高宗即位后不久，摄政的长孙无忌就对政敌发动了大清洗。高宗叔父李元景、兄长吴王李恪、妹妹高阳公主等人被赐死。而曾经为唐太宗东征西讨的江夏郡王李道宗被流放象州，病逝途中。房玄龄、杜如晦的儿子也受到牵连，家道中落。名将李勣被迫辞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一职。这使得李唐宗室与山东士族集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至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把持朝政。
然而，兴盛一百五十余年的关陇集团已经开始解体，长孙无忌的揽权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关陇集团是胡汉一体化的产物。在大融合过程中，其胡族成员逐渐丧失了胡人与生俱来的骑射优势，其汉族成员在文化领域又不足以挑战江左及山东士族的地位。随着战乱割据时代结束，天下进入太平治世，关陇集团不再具备开国时文武兼修、共同进退的精神气，逐渐趋于解体。恰在此时武则天登上了帝位。
陈寅恪先生认为，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唐高宗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一事。
他指出：“此诏（唐高宗废后改立的诏书）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武则天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
武则天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既不属于关陇贵族，也不属于山东士族，而是属于山东寒族。需要注意的是，“寒族”并不意味着穷困潦倒，其中不乏家境富足饱读诗书之人。只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士族”门阀，很难越过关陇贵族与山东士族两大门阀集团来获取晋升机遇。
当初唐高宗试图立武则天为后时，遭到长孙无忌等关陇权贵的强烈反对。这不仅仅是出于礼法考虑（武则天是太宗时的才人，相当于高宗的一个小妈），更是因为她不是关陇集团出身。
武则天是通过击败权臣长孙无忌才上台的，自然把关陇集团视为敌对阵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取法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抬升了“寒族”的地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庶族地主集团崛起，士族门阀地位下降。这使得东汉末年至初唐的门阀家族逐渐趋于解体，终结了延续数百年的贵族社会。
因为此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总结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随着关中本位政策被武则天破坏，在政治上饱受打击的关陇贵族集团已奄奄一息。纵然李唐宗室通过“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夺回了皇权，也令人诧异地延续了武则天时代的大政方针。唐玄宗将大唐带入“开元盛世”的同时，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均以被破坏殆尽，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打压关陇集团的新政，堪称开启未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局势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