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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朝崇祯十七年，到了同年农历的五月初十日以后，就变成清朝顺治元年了。与以前的明朝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读书人心态上的巨大变化。
南明王朝的小朝廷尽管看上去时间短暂，但吸引了当时很多有名望的读书人，如黄石斋、钱忠介、张苍水、王完璧、瞿文忠、陈文忠、张文烈这样的学者书生，就出现在朝廷议事当中。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的人，不过是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在南明王朝内隐忍迁就于一些悍将暴卒，对外又与清朝为敌。对于明朝的灭亡，他们认为是读书人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他们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开始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其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葬送在了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所做的学问，原是为了新政治建设做准备的，结果对政治的绝望，才不得不使他们转向学问本身。其中有许多人因政治活动而死去，剩下的人也不肯与满洲人合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
满洲人虽仅用四十天工夫便占领了北京，却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国。在这四十年里，对于统治汉人，他们积累了好些经验，觉得用武力征服那些将卒没多大困难，最难缠的就是一些读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在民众中有影响，能指导他人。所以，针对这些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因人因时而变的政策。
在多尔衮摄政时代，由于满洲人仓促进关，许多事还要靠汉人为他们做。所以，他们一面招纳降臣，另一面用明朝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来笼络热衷于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多尔衮死去后，顺治皇帝亲政。到顺治七年时，除了两广、云南和福建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这时，对于下等的读书人，他们开始板起面孔，找准机会给他们苦头吃。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清廷最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文人汇集，可以说是舆论的发源地，到处宣扬反满洲的精神。顺治十八年，清廷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达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一幸免。另外，对于真正的知识阶层，他们还兴起文字狱，对其大加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这次事件让许多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同时遇难。只是，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其更加增强了汉人的反抗情绪。因此，康熙皇帝亲政后，一改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康熙十二年开始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项措施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所收买的都不过是二三等的人物。直到康熙十八年，开设《明史馆》才使这一目的达成，因为许多学者对故国文献十分爱恋。
所以说满人入关后对读书人的高压政策和怀柔政策，直接影响和改变着当时读书人的心态。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在支配学界，他们所做的都是希望能为前朝干一番“经世致用”的事业。但康熙二十年以后，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长大，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另一方面社会日趋安宁，安心求学的风气渐长。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日趋条理。当时读书人致力于钻研各种学问，于是出现了：经学派，其直接开创了后来的乾嘉学派；历算书派，他们可算作科学先锋；程朱学派，属于王阳明学术与汉学间的折衷过渡；再就是实践学派，属于王阳明学术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结果。
在康熙皇帝亲政时期，对于学问，有宏纳众流的气象。康熙朝的学者，对于各种问题，能够相对自由地研究。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学者的思想自由又被剥夺了。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变本加厉。他大兴文字狱，发布禁书令，从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七年间，一共烧书二十四次，烧毁的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他还严谕禁书。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自由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只能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所以，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经书的笺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轶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
乾、嘉年间的考证学，在学术界独领风骚，引领了社会上的治学风气。不过在嘉庆时期，虽然学界绝大部分学者仍然专注于考证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稍有改变。如经学家王怀祖抗疏劾和珅，史学家洪亮吉应诏直言等。同治年间，国运日渐颓败，学术上也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在江、皖、浙，偏偏这三地受害最深。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是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在这以后，宋学开始复兴；西学开始被讲求；排满思想开始被引动。
到了光绪时期，学界的思想被根本动摇起来。二百多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过来。有些人开始大胆地抨击君主专制，投身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之中。那时候，新思想界的急先锋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有介于其间的学者如章太炎和严复等。
从梁启超总结出的清代读书人之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读书人总是为政治所左右，中国的学术脱离不了政治，而且时时都会受政治的干扰——有时简直就是伤害。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体现在挚热的爱国情怀上，还体现在对政治文明的探索上。他对清代读书人和他们的事业史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希望能对现实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得益于此，对旁人来说，他的成果可说是一条察古知今的捷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