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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开始，清朝就进入了一个让人充满屈辱和忧愤的时期。山河破碎，大地沉沦，广大人民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下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一步的呢？作为炎黄子孙，谁都会在沉痛之余沉下心来扪心自问。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再次将整个清朝推向痛苦的深渊。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忱的梁启超来说，无疑是对身心的又一次沉痛打击。不过，他于痛苦中勇敢地站了起来，并开始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审视国家，从中搜求答案。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洋洋洒洒的两万多字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关注到人的本身来研究社会成因的人，并试图通过这一角度从历史中找出清朝落后挨打的根源，从而能够对症下药，早日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让国家走出积贫积弱，最终走向强大。
梁启超通过《韩非子·喻老》中扁鹊给蔡桓公看病的故事来说明“审病源”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一次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他就对蔡桓公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的。”桓公听后很不高兴，也对其不予理睬。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公听后依然很不高兴，不理睬他。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公转身就跑。而这时桓公却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公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最后桓公死了。
梁启超引用这个典故，目的恐怕是和该典故得出的结论相同：良医治病，趁它还在初发阶段时就加以治疗；问题产生了，要抢在其弱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但清朝的积弱已经越过了初始阶段，因此就要对其根源进行寻找。通过分析，他归结出清朝积弱的四大根源。
首先，源于国民的爱国之心的薄弱，这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主要表现在：不知国家与天下的区别、不知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和不知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在当时，国民的这些表现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可散见于各种记述中。
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争斗。
其实，国人在这方面的薄弱，实是与漫长的家天下的强权统治有关。长期的阶级对立造成了民心的离散，因此他们才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冷漠。
其次，源于国民的人心风俗。梁启超把国家积贫积弱的首罪归于当局者和各层官吏。但同时，他认为国民的责任也不浅。这主要表现在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和无动六个方面。
爱因斯坦于上世纪20年代来过上海，当时中国人的愚钝与奴性让他十分吃惊。他说：“在外表上，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也许正因为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才导致了国民的为我心性，自私，各顾各，没有团体意识。当时的日本以区区小国之躯，竟敢对庞大的清朝发动战争，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结果正被他言中。当时的中日之战，实际上清朝就如同以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从而导致了大败。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好伪”，主要是针对清朝官场来说的。当时的官场，处处行“伪”：“奏章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伪文；应对之所接者，无一非伪语。举国官缺，大半无事可办，有职如无职，谓之伪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的怯懦，主要是针对尚武精神说的。他发现，当时的甲午乙未年间，日本人都有从戎爱国和慷慨赴死的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战死沙场作为一种荣耀。而中国人呢？从唐代杜甫的《兵车行》中就可见一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通过对比，就能看出中国人怯懦的一面。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不动”的心性，大概是从清朝的潜规则“多叩头，少说话”中得出来的，并由官场推及全体国民。不过，他所得出的中国人“不动”的心性的表现，恰是这种心性产生的根源：“污吏压制”、“虐政残害”。
再次，源于民贼们的政术。“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梁启超将民贼的政术归为四种：驯术、餂术、役术和监术。
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说：“支那礼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来教育的宗旨。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后代的八股取士，所用的都是驯术。它们就如同让女人缠足一样，从小就裹上脚布，等到长大后脚就变成了畸形，哪里还能发挥正常状态下的作用呢？
梁启超用了孟德斯鸠的话来解释餂术：“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俸禄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也。”由这番话可看出，餂术就是用一种小施舍换来别人对自己的奴颜婢膝。
役术就是让天下的英才，最终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的死物，然后好受民贼的驾驭驱使。监术，简单来说就是防民，让国民没有言论自由、著述自由、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和行动自由等。梁启超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清政府积弱的重要因素。
最后，源于“近事者”。梁启超对清朝的历史进行了剖析，从清初的顺、康到乾隆时期，再到咸丰、同治，最后到光绪时期，其指出造成国家积弱的根源就在于人祸。
梁启超认为：“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遗憾的是，他的这种良苦用心，在当时并没有几人真正了解。
树大根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招致清政府积贫积弱的根源也由来已久。梁启超所列的各种根源，尽管在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但在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