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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他批判旧史学，提倡以进化史观研究历史，并发动“史学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梁启超生活于清末民初之际，当时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成形，国衰民蔽，一切都处于汲汲可危之中。但是，他的内心时刻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支配着他力图挽国家于既倾，拯黎民于水火之中。当他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后，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其对历史更是有了全新的认识：“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发现：史学，是产生爱国之心的源泉，在西方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过程中占据着一半的功劳。那么，中国的史学状况呢？
在梁启超眼里，中国两千年传统史学，虽说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陈陈相因，如同一个模子出来一样，根本不能在国民中普及。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他看来，这其中存在着四大病源。
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史，就如同二十四姓的家谱。史学家们根本不从国家的层面来记叙史实，而把天下都归为君主一人的天下。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内容就是谈某个朝代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采取了哪些治理措施，最后又是怎样失去江山的。《左传》是记录鲁国国史的书，《资治通鉴》也只是供君主参阅的书。历来的史书，都是用来供君主和大臣们看的，而不是供国民看的。这样造成的弊端是，人们只知道朝廷而不知国家。所以，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前途往往被置之不顾，爱国思想也就不能建立起来。
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的历史成了少数英雄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的兴衰成败史，百姓和群体被排除在外。历史成了人物的画像，时代成了人物的附属。就本质来说，中国历史是由无数墓志铭累积而成的。但从来没有史学家将眼光放在群体的身上，来记叙他们交涉、竞争和团结之道。这导致了中国人不能产生群力、群智和群德的状况。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中国的历史书都是死人的纪念碑。西方人写历史，越靠近现代越详细，而中国却是不等到改朝换代，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能出现，并且在记述中还有不少隐讳。其根源，正是把历史当作了朝廷的专有物，所以除朝廷外，民间的事竟少有记叙。这是史家的一大罪过。
其四，“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历史的精神是什么？是理想！历史就是让人通过鉴察以往的大趋势来预示将来的变化走向，这样写出的史书才有实际意义。但是，中国的史书呢？不过呆板地写道：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其前因后果是什么，就见不到了。所以，中国史书，就如同蜡像馆里的蜡像，毫无生气。而这也让中国的历史成了不能开启民智而只能是损耗民智的工具。
在总结出中国史学存在的四大病源后，梁启超又从中引申出两大弊端：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所记载的，都如同记邻家的猫生下一个猫崽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且只就事而记事，没有思考和思想类的东西。这六种病端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是难读懂，其次是难选择。即使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有耐心，读遍所有的史书，但如果没有极敏锐的眼光、极高深的学识，也不能区别书上哪条有用哪条无用，只能枉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无启发作用，不能开启民智。这样即使读遍全史，也无法激发出爱国之情。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是落后于时代的问题，而是治学方法错误的问题。要想让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四万万同胞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史学就应当成为无论老、幼、男、女、智、愚、贤和不肖的人们每天必须从事的事，像饥渴时需要饮食一样。但是，遍查中国的历史，没有哪一部史书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梁启超认为必须要发动史学革命，改变现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在那个国弱民穷，山河破碎的年代，国人在饱受西方列强践踏和摧残的屈辱中，首先所能想到的就是“师夷之技以制夷”，希望通过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某个人的想法，可以说是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人的共同想法和心愿。然而梁启超似乎是个另类，他所想到的竟然是通过发动史学革命来实现拯救国家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联系那个时代，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1894年7月25日，中日两国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于该年8月1日海战全面爆发。史称这场海战为甲午战争。此前，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并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比较强大的海军力量。这使得当时的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战争爆发时，从整体上来看，中日力量对比悬殊相差不大。但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为中方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不得不屈辱地割地赔款。那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显然，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梁启超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那就是，战争胜负也好，救国图强也好，关键不在什么技术手段，而在于人的素质。再好的技术，到了一个一窍不通的人手里，都无异于垃圾。欲要救国，必先要提高人的素质；欲提高人的素质，必先要开启民智；欲开启民智，必先要接受学习教育。教育从哪里开始并普及呢，在中国最易为人接受的莫过于那些让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典故和传说了。但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又存在着一些弊端，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本身的过错，而是史学记叙的过错。所以，要想让民众从史学中增长知识，当务之急就必须进行史学革命。
而不管梁启超史学革命的观点提得是否合理、在现实之中是否得到响应，单是他那种拳拳的爱国之心、忧世情怀，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