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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戈尔（ Alexander Goehr, 1932 — ），是二战后英国乐坛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见证大不列颠半世纪来的音乐文化变迁。当年他到巴黎跟作曲大师梅西安（ Oliver Messiaen ， 1908 — 1992 ）进修，不仅技法眼界大开，回到英国更成为领导潮流的前卫派。
不过对戈尔而言，花都学习那一年，让他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日音乐分析的课堂报告。
“刚到巴黎时，觉得这里既然是新音乐中心，一切都该前卫，而且要求严谨理论。有次轮到我报告一首莫扎特作品，我仔仔细细把曲子从头到尾整理一遍，乐句、节奏、和声、曲式等等全都完整分析。”当戈尔自信满满，在老师与同学面前讲解时，“没想到当我说：‘在这个小节，乐曲转入下属小调和弦’，教授居然毫不客气地当场说‘错！’”
被当场抓出错误，戈尔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他一边继续报告，一边再把那个和弦看了一次——等等，没错呀！这明明是下属小调和弦呀！
难道是老师看错了？戈尔巧妙地把话转回，又提了一次；可没等他说完，教授居然还是说了“错！”
同一个地方，居然被老师纠正两次，这实在很难看。无论戈尔如何确定，那个和弦就是下属小调，他也没有勇气再提一次。但是，“如果不是下属小调，那个和弦又会是什么呢？”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戈尔马上向老师请教。
“在那个小节啊，”教授淡淡地说，“莫扎特，在音乐中洒下一道阴影。”
当戈尔在演讲中说到此处，全场听众都笑了。有学生问他感想如何，他答：“荒谬透顶！我大老远跑到巴黎，居然来学这个！”听他这样说，大家笑得更大声了。
“可是，各位，我现在却不觉得荒谬了……”话锋一转，这次，轮到戈尔淡淡地说：“因为当莫扎特写到那个小节，他心里想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进入下属小调，而是要在音乐里洒下一道阴影啊！”
我永远不会忘记戈尔这番话——还有比这更好的提醒吗？音乐，究竟该如何书写，如何讨论，如何分析，每一世代都有不同观点。但别忘了作曲家与指挥家马勒所再三强调的：“音乐中，最重要的并不在音符里。”（ Das Wichtigste in der Musik steht nicht in den Noten. ）不读乐谱，固然会造成对音乐理解的缺失；但若只读乐谱，认为音乐除了音符之外别无其他，那也是大错特错。对这门最抽象却又最直接的艺术，我们需要各式各样亲近、理解、讨论的方法。不只认识作品，更要认识作品背后的文化，那些音符以外的东西。
莫扎特抽象、不带文字的器乐曲如此，最写实、最明确的歌剧也不例外。许多人认为歌唱家只要声音好就够了，殊不知一位演唱家要诠释好一个角色，不只要在声乐艺术多所琢磨，更必须广泛阅读，以知识帮助自己融入角色与时代。就如穆索尔斯基根据普希金诗剧所写的俄国宫廷大戏《鲍里斯·戈多诺夫》（ Boris Godunov ），故事叙述权臣戈多诺夫谋害太子夺权，最后国政动荡、反叛四起，终因良心谴责而发疯而死。剧中一段是老僧皮门（ Pimen ）在修道院里写俄国编年史，将戈多诺夫窃国篡位之事翔实记载。不过就是一个修士在自己房间写作，算得上什么大事呢？许多歌唱家都把此段当成一位老者对当下时局的谴责和感叹，以苍凉无奈的方式演唱，和剧情前后形成鲜明对比。
就逻辑或戏剧效果而言，这当然是合理的表现方法，然而若对俄国历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就会发现这个场景其实并非如此——在戈多诺夫之前，沙皇伊凡就曾下令禁止任何编年史写作，违者一律问斩。即使在修道院写作，要是文稿被发现，皮门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普希金之所以安排这个场景，绝对有其强烈反抗的情绪。歌者若知这段俄国史实，或对俄国文学有深入认识，老僧皮门的独白就不会只是平静感伤，而该是以生命为赌注的愤怒激昂。这是完全不同的诠释方式，而诠释的知识并非来自乐谱判读或声乐技巧，而是来自历史或文学。
历史和文学，正是杨照在音乐之外，最具心得的两个领域。音乐和其他学科无异，不是学了作曲、演奏或演唱的技能，就必然能知晓其奥秘妙处，我们需要太多不同观点、不同角度，在音符与音符之外推敲琢磨。《想乐》一方面是杨照对他心爱音乐作品的分析介绍；另一方面，透过这些乐曲，作者更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他对音乐史的思索论辩：那可以是重建当时听众对作品的反应，也可以是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内心摆荡，甚至可以是由演奏者的诠释方法，反向思考作曲家或作品本身的问题。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独特的切入点，也让我们看到作者在自幼学习小提琴和乐理之后，如何将各领域的知识带入音乐——这门让他深爱不已的艺术。
你会听到下属小调和弦，还是看到一道阴影，或者两者皆有？读完《想乐》，相信你会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