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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属中华函授学校在北京办过一个“语文学习讲座”，编印过一种讲义性质的刊物，名称就叫《语文学习讲座》，一共出版了三十八期。现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就是从那三十八期刊物中选辑出来的。我重新翻阅这些文章，不禁深切怀念已故的校长张知辛先生。他为举办“语文学习讲座”尽了不知多少心力，兢兢业业，不辞辛劳。还有副校长周文耕先生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这样两位业余教育家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而“罪名”之一就是举办和主持了“语文学习讲座”。
记得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孙起孟先生、王艮仲先生和张周两位先生邀集了我和十多位搞语文教育的朋友，说要办这么一个业余性质的讲座，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学员以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为主，目的是有计划地向学员提供学习语文的材料，使他们走上正确地自学语文的途径，提高语文水平。举办讲座的理由很充分，计划又挺周详，我们这些朋友怎么能不一口承应，尽力支持呢 ? 于是讲座就办起来了。最初只打算招收五百名学员，这个限额没多久就被突破了，一周年的时候就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人 ; 一九六四年增加到八千六百多人 ;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讲座被迫停办，这两年学员人数增加得更快更多，可惜资料已经丢失，确数无法统计。学员中除了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有部队的官兵，工矿的干部，待业的青年 ; 就地区说，除了台湾省，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但是直接听讲的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余的人即使在北京也只能采用函授的办法，请他们阅读编印成册的《语文学习讲座》。刊物分发到各地，自行翻印的很多。读者不限于正式报名的学员。每次讲课又都录了音，录音带辗转复录，分传各地。听录音的也不限于学员。因此，各地的学员和非学员不仅阅读刊物，而且听到录音，跟在北京直接听讲一模一样。
北京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听讲的人固然青年居多，可是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间或发出一阵轻微的会心的笑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讲课的人心里明白，他们受到如此真诚的谢意，并非由于自己讲得多么好，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他们知道学员们的这种心情，因而严格地要求自己，讲课之前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有时讲得不怎么完善，或者有比较大的缺点，他们就感到十分歉然，觉得对不起学员。他们都希望每讲完一次课，能看到学员们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去。
这个讲座所以办得好，是跟广大学员的支持分不开的。单就北京说，几千名学员虽然分散在许多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里，他们都按人数的多少，有的编成了班，有的编成了小组，他们不但推出班长或者组长，还推出学员代表参加学员代表会。有了班和小组，学员们在听课之前组织预习，在听课之后组织讨论 ; 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 ; 对讲座的组织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对讲课的人有什么要求和质疑，都由学员代表带到学员代表会上去。讲课的人也轮流跟学校负责人一起参加学员代表会，直接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跟学员代表共同商讨教学方面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很少，遇到有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活动之类，学员们得到信息，就主动推出代表来帮忙。办学的人、教学的人和就学的人相互的关系如此融洽，彼此的感情如此深厚，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正规学校，这正是民主办学的必然结果。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在教育部主持的“语文学习讲座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总结和推广了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这个讲座的经验。
当时讲课的内容大体分三项。一是选读一些文章，其中有现代的，也有一些古代的，有普通文章，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二是评改一些文章，有的是报刊上的，有的是学员的习作。三是传授一些学习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讲一些应当坚持的学习态度。在这三项里，主要是前两项，因为末了一项往往是可以结合前两项一起讲的。这样的安排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中还看得出来。举办讲座的目的在于提高学员读和写的能力，而能力总得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增长，此外别无捷径。所以在讲座上讲的不过是“一隅”，重要的还在于学员能够“以三隅反”，把学到的应用到读和写的实践中去，读的时候仔细揣摩，求得透彻的理解，写的时候反复斟酌，做到正确的表达。这些意思，当时我曾经反复向学员说过，现在还愿意贡献给这套丛书的读者。
当时在讲座讲课的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除了我，有冯钟芸、谢冰心两位女士和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原、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向锦江、张健、张志公、张寿康、纪希晨、陈白尘、吴组缃、周振甫、林焘、赵朴初、赵树理、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高森、蒋仲仁、楼适夷等四十多位先生，这样的盛况也是值得纪念的。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