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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刑律，自汉唐而后，无不以礼教为其核心，宣统元年正月上谕所谓“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即是此意。正因为如此，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争论中，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就成为最重大、也最敏感的论题。
不过，当时的争论并非只在一般原则的层面上展开，也不是只涉及抽象议题的泛泛之论。实际上，无论批评还是反批评，都不但极具针对性，而且涉及广泛，意蕴深远。举凡修法之目标、立法之原则、法律之原理、罪名之废立、罚则之轻重、法律之用途、法条之用语，乃至于变革之宗旨、革新之路径，无不在讨论和批评的范围之内。至于论争的具体内容和重点，则随草案制定、修改、审核及议决过程而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