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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泽·鲁宾逊和玛丽安·希尔兹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认识的。当时玛丽安是伊格伍德中学毕业班的学生，17岁，弗雷泽长她两岁。他们中间分过手，但在弗雷泽退役后，两人又走到了一起。他们充满生气和活力，喜欢运动。他们有着广泛的爱好，做事踏实，彼此相爱，笑声不断。弗雷泽从德国回来不到6个月，两人便在伍德朗结婚，时间是1960年10月27日，aMe教会牧师卡尔·a·福柯主持婚礼。福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芝加哥分支机构的执行秘书。1964年1月17日，在哥哥克雷格快两岁时，米歇尔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弗雷泽患上多发性硬化症之后，鲁宾逊一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追求职业成功转向追求家庭幸福和促进子女发展。他们知道，在这个城市，他们的第一个身份是黑人。在家中，玛丽安是一个严厉的人，而弗雷泽则是激励者和“首席哲学家”。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为米歇尔和克雷格提供智慧、力量和好的环境，希望美国社会不再像限制他们那样限制这两个孩子的发展。慢慢地，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机会也变得多了起来。但父母的教诲仍在他们脑海中回响：打好自己手里的牌，不要抱怨。玛丽安有一次说过，他们家的格言是“别人能做的事，你也能做，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弗雷泽和玛丽安都没有读完大学，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完成他们的心愿。弗雷泽是伊利诺伊国民警卫队的预备役军人，同他父亲一样，也在邮局工作。在米歇尔出生三天前，他开始在市水厂工作，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去世。在父母的支持下，玛丽安读过两年师范院校，试图成为一名教师，但她不喜欢这份职业，因而这两年过得并不愉快。后来，她在零售公司斯皮格尔上班，后辞职做家庭主妇，一直到米歇尔上中学为止。“我的父母口才好、博学、办事讲求效率、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我们虽然不富裕，但我们也拥有同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非洲裔美国家庭一样的愿望……”米歇尔在2005年解释说，“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黑人社区，人们通常会把它们妖魔化或神秘化。但以个人经验来看，我所在的那个社区充满活力。我的父母有着很强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同我们这个国家的其他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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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希尔兹·鲁宾逊1937年7月30日出生于芝加哥。她的父母在上小学时来到这个城市，那时的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悲伤和失落。他们都来自旧南部邦联，一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人来自亚拉巴马州，均出生于20世纪初期。那时，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黑人仍然在世。丽贝卡·江珀和珀内尔·希尔兹都是在大迁徙时期来到芝加哥的。美国作家伊莎贝尔·维尔克森曾借用理查德·赖特的话说，大迁徙的出现是因为“另一些太阳的温暖”。他们跟随那些决定摆脱南方种族束缚、希望抓住芝加哥新兴经济机会的成年人来到这个大城市。玛丽安的父母比小弗雷泽·c·鲁宾逊早大约10年到芝加哥，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生活在那里。他们在20岁时结婚，在南区育有7个孩子。但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上，他们走的路都不平坦。晚年时，两人已经分居。

丽贝卡·江珀是米歇尔的外祖母，1909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利克斯维尔，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第一个远离弗吉尼亚农场出生的孩子——她父亲詹姆斯·江珀曾是该农场的一个文盲佃农。他们一家跟随亲戚穿过州界，进入利克斯维尔，那里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机会，比如棉纺、卷烟和伐木等。詹姆斯做了劳工，他的妻子伊莱扎·廷斯利·江珀，是一名黑奴的女儿，在洗衣店打工，用搓衣板为其他人洗衣服。成年后，他们都学习识字，伊莱扎还会写少量的字。然而，在丽贝卡10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双双去世，或许是死于一场流感暴发。在北卡罗来纳州，当时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场流感，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家庭由此破裂。丽贝卡投靠了她的小姨妈卡丽·廷斯利·科尔曼，姨夫约翰在1907年时来到北方。他们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出发，一路北上抵达芝加哥，希望在这里找到出路。这个拼凑起来的三口之家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南区。成年后，丽贝卡找了一份裁缝工作。“我们这个家族里的女人都是裁缝。”同样学过缝纫的玛丽安说。约翰在一家肉类加工厂上班。大约5年前，厄普顿·辛克莱曾经写过一部名为《丛林》（ The Jungle ）的书，揭示了这个行业的黑暗历史。后来，约翰又做了泥水匠。

珀内尔·希尔兹在年幼时也体会过失落的滋味。他191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家庭。自解除奴隶身份以来，他们家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伯明翰是一个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城市，在废除奴隶制后，仍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但他的祖父还是靠着努力成为一名商人，而且有了自己的房产。他的父亲罗伯特·李·希尔兹做过列车行李员，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有固定收入，受人尊重，而且也可以借此通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在不到10岁时，珀内尔的父亲突然去世，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她母亲安妮·希尔兹的肩上——除应付各种开支外，她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此前，安妮一直在家里做针线活儿。面对新的压力，她很快又结婚了。新丈夫是一名裁缝。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带着珀内尔兄妹从亚拉巴马州来到芝加哥。

当时的芝加哥本质上是一座工业城市。到19岁时，珀内尔已经开始在糖浆厂工作了。在他的一生中，他主要是干木匠活儿，有时也会打零工，酷爱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在珀内尔年轻时，芝加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圣地。“在1930年5月9日最终抵达芝加哥时，”鼓手弗洛伊德·坎贝尔说，“我发现那里有很多适合乐师的工作。我曾经说过，在47街和南公园大道，以一个街区为半径，至少可以找到110名周薪高达75美元的全职乐师。帝王剧院有两支乐队，萨沃伊舞厅有三个大的管弦乐队……芝加哥是一个属于乐师的地方。”在未来的岁月里，音乐家、伴奏者和梦想家纷纷涌入芝加哥，其中包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厄尔·海恩斯、贝茜·史密斯和金·奥利弗、艾灵顿公爵和凯布·卡拉威、贝西伯爵和班尼·古德曼、埃拉·菲茨杰拉德和吉恩·克鲁帕。他们在林肯公园酒吧或宏大的萨沃伊舞厅演出，后者可以容纳4000名观众。有时，他们也会在南区众多的俱乐部演出。

了解珀内尔·希尔兹的人都很清楚，爵士乐会让他充满生气。“他可以一天24小时都演奏爵士乐。”米歇尔回忆说，并表示她收到的第一张唱片——史蒂维·旺德1972年发行的《发音书》（ Talking Book ）——就是他送的。她说，母亲曾经告诉过她，自己小时候“要学会在爵士乐中睡觉”，因为家中每一个房间里都安有扬声器，浴室也不例外。克雷格说，他们管外祖父叫“南区”，他是“厨师、鼓手、爵士乐迷、音乐会的组织者，他就像磁铁一样，让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倒向他这一边”。鲜有提及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尤其是贯穿其一生的种族主义。这个家庭知道，他找不到好的工作，拿不到好的薪酬，因为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无法加入工会。“我的父亲非常反感种族问题。”玛丽安有一次说道，“他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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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弗雷泽和玛丽安开始抚养子女的年代，种族问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话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自内战与重建以来的任何一个年代。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在1968年的报告中记述了美国城市的种族骚乱，开篇第一页就给出了明确的重要结论：“我们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它们是分开的，不平等的。”该委员会由总统林登·B·约翰逊下令设立，时间是1967年夏——那是一个充满戾气的夏天，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纳担任主席，成员中既没有制度攻击者，也没有所谓的预言家。经过数月的取证和分析之后，委员会得出了一个无可否认的结论：美国的城市正处于严重分裂状态，黑人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在黑人贫民窟，隔离和贫困创造了一个破坏性环境，而对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全国民事骚乱咨询委员会（科纳委员会的正式名称）的11名委员写道：“美国白人从未真正了解的，而黑人也从未忘记的，是白人社会已经深深地卷入这些黑人贫民窟中。白人制度制造和维持了黑人贫民窟，而白人社会则批准它们的存在。”在设立该委员会时，约翰逊宣称，从良心上讲，这个国家必须对产生绝望和暴力的城市环境发起攻击。他说：“我们都知道问题是什么：愚昧、歧视、贫民窟、贫困、疾病和工作机会缺乏。”

委员会发现，在全国各城市存在的问题，在芝加哥也司空见惯。自最高法院对“谢利诉克雷默案”（1948年，该案终结了建立在种族偏见基础上的住房限制性契约规定）和“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该案终结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于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做出裁决以来，芝加哥在追求机会平等方面一直缓慢前进。抗议活动和民权斗争持续不断，在废除学校隔离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在教育、就业和政治领域，这些抗议和斗争带来的进步相当有限。1966年，当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决定将他在南方开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扩大到北方城市时，他选择了芝加哥。为让人们关注贫民窟的住房条件和歧视情况，他和家人搬进了西区一套破烂不堪的公寓，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锅炉，楼梯间满是尿味。

同年，由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团队对芝加哥的住房和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非洲裔美国人街区，贫困和缺少机会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和就业领域存在歧视性政策。黑人很难获得正常贷款，高利贷购房在当地司空见惯。1966年，一个普通黑人家庭的收入仅为普通白人家庭收入的2/3，但租房开支却不相上下。在非洲裔美国人街区，租房和买房价格都被人为抬高，因为黑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称为“肤色税”，并展示了这种住房歧视如何影响非洲裔美国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种差别源于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剥夺了黑人自由选择住所的权利。不管个人生活水平有多高，也不管有什么个人偏好，黑人都会被限定在城市的某个区域。进而言之，居住隔离通常会导致与居住相关的公共设施的隔离，比如学校、公园、图书馆、海滩和公交线路等。”黑人孩子越来越多，黑人学校也越来越拥挤，但芝加哥公立学校的领导层却拒绝做出政策调整。大多数白人学校都有闲置的教室资源，但它们并不招收黑人学生。

在就业领域，差距更为明显。在芝加哥的卢普区——该市的商业中心，黑人很难找到工作。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66年的一份报告中对芝加哥主要的企业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白人工作者获得专业或管理岗位的机会是黑人工作者的10倍，获得销售岗位的机会是黑人工作者的5倍。相比于白人，黑人雇员有3倍的可能从事体力劳动或服务行业。基于原始数据，该调查发现，在保险业的33769个白领工作岗位中，非洲裔美国人占比4.5%；在零售业的78385个白领工作岗位中，该比例为12%；在医疗保健领域的23783个白领工作岗位中，该比例为7.9%。

芝加哥10个最贫困的社区均位于该市南区和西区的“黑人地带”，而在这10个社区中，有7个社区的非白人比率在90%以上。与此同时，每65个非洲裔美国人中，只有一人居住在白人比率占90%以上的街区。位于芝加哥最南端的奥尔特盖尔德，是该市黑人和白人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个街区，20世纪80年代贝拉克·奥巴马曾在那里做过社区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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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朗——百汇园小区所在地，米歇尔出生后的头18个月就住在这里，她家对面是弗雷泽和拉沃恩一家——也在走下坡路。该区域的人口不断膨胀，非洲裔美国人越来越多，非白人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0%飙升至1966年的98%。此外，这里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如此，住房条件日趋恶化，青少年犯罪率持续上升，工作机会不断减少。“从统计学上来讲，伍德朗已经沦为另一个贫民窟。”作家约翰·h·菲什写道。1965年，在克雷格3岁、米歇尔1岁半时，鲁宾逊一家搬到了南岸，新家在一条非常安静的街上，距离老家不到3英里，这是一个中产阶层街区，原先住在这里的都是白人，后来成为一个纯黑人居住区。有人将这种搬家称为“逃离南部”。他们把所有物品（从弗雷泽的艺术品到孩子的玩具）打包，然后搬到位于欧几里得南大道7436号的楼上公寓。这套红砖住房是玛丽安的姑妈罗比·希尔兹·特里1965年购买的。罗比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教师，在伍德朗的aMe教会唱诗班中表现活跃，她的丈夫威廉·特里是一名列车行李员。由于两人没有子女，所以他们想让年轻的鲁宾逊一家搬到附近居住。楼上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房子前后都有院子，有足够的空地玩侧手翻。

就在鲁宾逊一家忙着从伍德朗搬走的时候，格洛里亚和伦纳德·杰维尔在鲁宾逊一家新家南边两个街区的地方买了一套住房。“因为那是一个混合居住区。”格洛里亚·杰维尔在1967年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希望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至少要比我们的成长环境好。现在，他们一个5岁，一个4岁。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层次很高。”在考取教师资格证书之后，格洛里亚成为教育项目——“开端计划”的协调人。伦纳德是一名商业艺术家，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和任教，但工作经常会被剥夺，因为他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是最先搬到欧几里得南大道7600街区的黑人家庭，他们育有两个孩子。虽然不时有白人家庭搬走，但杰维尔一家还是在那里定居下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我在那里度过了最好的童年时光，真是棒极了。”被克雷格·鲁宾逊和其他朋友称为比弗的小伦纳德·杰维尔说，“那里有太多的乐趣，很多很多的孩子，很多很多的游戏，都是户外的，玩起来很简单。骑自行车、打垒球、玩橄榄球。总之，我们都有玩的东西。爬到车库上，然后再顺着树溜到后院。回想起来都是快乐。”

很快，克雷格和米歇尔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人行道和周边的街区小巷成为他们的骑行地。东75街对面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城市公园，公园内有一大片草地，周边是游乐设施。这个名为罗森布鲁姆的公园说明早前有居民居住于此，只不过那些居民现在已经搬走了。到上学年龄时，克雷格和米歇尔可以走着去布林莫尔小学上课，一路都很安全。玛丽安做了一名家庭主妇——这种选择在当地街区是很少见的，她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照顾家庭。“人们之所以选择搬家，是因为那里有好的学校。我们搬家，也是这个原因。”玛丽安说，“对于当时的一些变化，我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人觉得学校过于迁就白人。人们很敏感，希望学校聘用黑人艺术家。我的观点是，去学校，就是去学习你必须要学的知识。”对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克雷格说自己就像“在香格里拉长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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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当马丁·路德·金抵达芝加哥抗争激烈的北朗代尔区时，他发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种族政治结构，进而激起了他与塞尔玛和伯明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开展电视辩论的兴趣。很快，他就得出结论，芝加哥的种族仇恨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少。在这里，阻碍黑人发展和损害黑人利益的结构性不平等根深蒂固。他开始组织跨种族的守夜和抗议游行活动，支持实行开放住房政策。他会见黑帮成员、社会活动人士和市政官员。纠察员站在房地产办事处和银行外面，向路人讲解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使得更多人不能像鲁宾逊一家那样居住到混合社区。该市中心商业区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储蓄和贷款协会拒绝向那些希望离开贫民窟的黑人发放贷款。”

7月10日，也就是在芝加哥自由运动进入第6个月后，金在军人运动场发起了一场集会活动。当天气温为98华氏度（35摄氏度），数万人在现场观看b·b·金、马哈丽亚·杰克逊，彼得、保罗和玛丽，以及当时只有16岁的史蒂维·旺德的表演。随后，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来到3英里外的市政厅，在那里，金模仿马丁·路德将一张写有14条要求的羊皮纸贴在了一个门口。5天后，某街区展开了一场辩论，围绕的问题是，在高温天气下，消防水龙头可否为黑人儿童消暑所用。这场辩论最终演变成为骚乱，致两人死亡，数百人被逮捕，6名警察被枪弹击伤，财产损失达200万美元。随后，4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走上街头巡逻。

危机还在延续。3周后，当一支550人的游行队伍——队伍中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都是自由运动的支持者——穿过芝加哥西南部一个名为马凯特公园的白人街区时，遭到攻击。200名戴着防爆头盔的警察也未能保护他们。包括安德鲁·扬和杰西·杰克逊在内的游行者被石块、砖头和红色爆竹击中，42人入院。白人青年毁坏轮胎，放火焚烧游行者的车辆，因为那些车上都贴着“终结贫民窟”的标签，很容易辨认。几天后，金对1700名支持者发表演讲，表示抗议活动仍将继续，纠察线仍会拉起。“我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仍然能唱《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说。次日下午，当金重回马凯特公园时，有超过4000名愤怒的白人在那里等着他。一个标语牌上写着“金是一个笑里藏刀的人”。一名帮助金设计游行路线的支持者听到有人在以奥斯卡迈尔香肠广告词的旋律反复吟唱：

我希望我是亚拉巴马的骑警。

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

因为，如果我是亚拉巴马的骑警，

那么，我就可以合法地去杀黑鬼。

人群中有人向金投掷石块，击中他的右耳后部位，致其倒地。还有人朝他扔来一把刀子，不巧插在了旁边一名白人质问者的肩上。3英里的游行仍在继续，攻击也在继续，周围窗户被打碎，有些人被打成骨折，抗议者的车辆被烧毁。6名被视为“通敌者”的芝加哥警察，被人群逼到角落殴打，增援警察赶到后，只得朝空中鸣枪，才最终将他们解救出来。“我一生中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仇恨。”金后来告诉记者，“我在南方参加过很多游行示威，但在芝加哥表现出来的这种敌意和仇恨，是我从未见过的。即便是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我也没有见过。我觉得密西西比人应该到芝加哥学习这种仇恨。”

鉴于抗议活动不断，负面影响加大，以及对发生更多冲突的担心，市长理查德·J·戴利和工商界承诺采取温和行动。金离开了芝加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认为，”金的盟友、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拉尔夫·艾伯纳西后来说，“我们在蒙哥马利、伯明翰和塞尔玛采取的策略并不适用于芝加哥，亦无法纠正这个城市的错误。”芝加哥的行动却向全美国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种族主义并非只出现在旧南部邦联的偏远地带。作家泰勒·布兰奇写道：“中心区域的暴力行动和刻薄抨击击碎了一个带有欺骗性的、优雅的想象，即偏执只是落后的南方人的特性，通过启蒙而非强力行动就可以纠正。”在血腥暴力的芝加哥运动结束后，《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写道：“面对现实吧，我们都是密西西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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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骚乱暴露了芝加哥狭隘的一面。作为该市的领导者，戴利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战术家，从1955年4月到1976年12月，他6次当选市长。作为最后的几个老派政治大佬之一，戴利知道他需要哪些选票以及如何获得这些选票，通过完善政治庇护制，使整个城市都处于他的掌控之下。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忠诚拥护，并通过联合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这一点在不断扩张的黑人社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戴利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缺点。他从未平等地对待过芝加哥的非洲裔美国人。”南区独立市议员、经常在市议会表决中处于孤立的1比49境地的白人利昂·德斯普雷斯说，“他利用委员会委员和市政官员拉取选票，并按照所拉选票比例分配相应的权力。他把最高职位留给白人。他拒绝向黑人开放警队和消防部门。他修建丹·赖安高速公路，希望以此阻止黑人居住区的扩张。他拒绝推进公平住房立法。”

在20世纪60年代初，芝加哥市议会中有六名市议员为非洲裔美国人。由于一贯顺从戴利的要求，所以他们被嘲讽为“沉默六人组”。对于忠诚分子，这位市长会许以大量工作机会，让他们分配给所在区域的选民，前提是他们要在选举日露面并按照要求投票。据估计，顶峰时期，在芝加哥，基于政治庇护的工作岗位多达4万个，从园林工人、清洁工人和司机一直延续到市督察员和市政部门负责人。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庇护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体面的薪水和通往中产阶层的路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获利的方式。源于私彩、商业欺诈和暗箱操作的现金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还有一些人将这种庇护视为谋取公职的阶梯。在戴利任市长期间，若不经过他的同意，几乎无人能够进入拥有50个席位的市议会。

所有一切都是交易，而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规则。“那个时候，如果想在芝加哥做生意，那你必须同市长戴利打交道。”《黑玉》和《乌木》杂志的出版商——城市媒体公司董事长、非洲裔美国人约翰·约翰逊说，“你不能同他的下属达成协议，你必须要见到他本人。这就意味着你要屈服于他。”哈罗德·华盛顿1983年当选芝加哥市市长，也是该市的首任黑人市长，他的职业生涯就始于芝加哥市政府这台“机器”。在华盛顿去世后接任市长一职的尤金·索耶的职业生涯也始于这台“机器”。“在芝加哥的政治中，没有一个人是纯洁的。我们都始于戴利掌控的那台芝加哥‘机器’。”索耶说。选区负责人、后成为“沉默六人组”成员之一的威廉·巴奈特坦承：“我们要安排工作。一个人必须为他的选区负责。”黑豹党前成员博比·鲁什在1975时表示，巴奈特实际上是“戴利的杂役”，但支持者认为，这个“沉默六人组”所做的工作并非完全无益，尤其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很难就业的情况下。“顺势而为，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人们。”索耶在当选市长后对《芝加哥论坛报》说，“有人希望以某种方式打破束缚人们的桎梏，但这会让很多人受到伤害，会让很多人失去工作和职位。”在食物链的最末端，工人通过为这台“机器”服务以维持家人的生活。

索耶的政治恩师是“沉默六人组”中的罗伯特·米勒。身为丧礼承办人的米勒是南区第六选区的负责人，他通过施加恩惠，为民主党拉选票，确保选区选民遵从该党路线。米勒了解庇护制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但同时他也认为，这种交易是黑人选民在个人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索耶的名字能出现在芝加哥市的工资名单中，靠的就是米勒，后者在1959年6月将他安排到市水厂工作。米歇尔的叔叔诺米尼·鲁宾逊也是通过第六选区的庇护制进入市水厂工作的，时间是1960年。诺米尼回忆说，当时他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读书，奖学金是由伍德朗男孩俱乐部负责人罗伯特·乔利提供的。当乔利询问他夏天想干什么时，诺米尼回答说：“乔利先生，我需要一份工作。”一年前，他当过清洁工，这次希望能够再进一步，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位。乔利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找米勒。米勒把他安排到市政厅。在那里，他遇到了戴利的高级助手马修·达纳赫。达纳赫原是戴利的司机，一路升任第十一选区市议员，后因行贿受贿罪受到联邦当局指控。达纳赫将鲁宾逊介绍给公共工程专员詹姆斯·威尔逊，因为威尔逊掌握着大量用人指标。

“好的，我们这里有份工人的工作。”威尔逊说，“你觉得你能干吗？”诺米尼接过话来，说自己先前有过一份更好的工作。威尔逊把目光转回工作目录，看到了另外一个空缺。“氯管理员，”他说，“工作地点在一个老水塔里，相当于工程师的工作。”诺米尼问这份工作的薪水。当威尔逊说每月有543.5美元时，诺米尼惊呆了。这相当于芝加哥四口之家的中位数家庭收入。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当然，米勒会向诺米尼索取某种回报。很快，诺米尼就被米勒指派为助理选区长。诺米尼后来回忆说：“他说话很巧妙，‘如果这与你的学业冲突，一定要告诉我。’”米勒委婉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双方都知道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选项。诺米尼说，他在米勒的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他在大学读书，并不是全年工作。

弗雷泽·鲁宾逊跟随弟弟的步伐，在芝加哥市政府中谋得了一份低水平的工作。他受雇于市水务部门，同时担任民主党选区长。这年他28岁，是水厂里的场地工人，或称清洁工，月薪479美元。在后期的工作中，丹·马克西姆成为他的同事之一。马克西姆是一名白人，来自北区，从1957年开始为民主党“机器”工作。他所获得的第一个基于政治庇护的工作职位是库克县的分区督察员。在他看来，“那是昔日政治美好时光的开始。就索贿而言，即便是大街上的警察也不例外。当被警察拦住要求出示证件时，你要在递交的证件中夹上5美元或10美元的钞票。我们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每次选举都是一场战争，而共和党就是敌人。你要竭尽所能去打赢那场战争，包括贿赂选民。”但弗雷泽·鲁宾逊并不是那种愿意伪造登记身份或贿选的人。马克西姆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有很强的道德观念，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对弗雷泽来说，选区长这个角色适合他的外向性格。他的弟弟安德鲁说：“这也是一个阶梯，是获取工作的垫脚石。”那份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却可以让他维持稳定的生活，而且工作时间也比较合理。5年后，他被提升为工长，月薪659.5美元。7个月后的1969年5月，他开始看管锅炉，月薪升至858美元。到去世前，他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玛丽安回忆说，弗雷泽认为“本地政治是最重要的”，并将他在选区的任职视为谋求更好工作的方式。“他喜欢帮助别人。”她说，“在这个城市，选区长就是把人和城市连接起来的纽带。他总去选区，一般是在晚上。他喜欢与人交谈。”她说他就像“一个访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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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逊一家住在欧几里得南大道7436号。他们的房子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沿着房子所在的这条街——后更名为埃米特·提尔路——向南走三个街区，就可到达东71街的商业区。房子南侧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入口直通楼梯间，可以从这里到二楼公寓。在玛丽安的父亲珀内尔的帮助下，鲁宾逊一家将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变成了一个四口之家的居所。弗雷泽和玛丽安住一间卧室。在狭小的起居室，珀内尔用镶板将其分割成一个共用卧室和游乐区，供米歇尔和克雷格玩耍，后来这个游乐区又被改成两个孩子的家庭作业区。厨房位于孩子房间的门外过道，担负着饭厅和家庭共用浴室的双重功能。“如果让我向房地产经纪人描述，我会说这个房子有一个卧室，一个浴室。”克雷格说，“如果你说它有1100平方英尺，那么你就是个骗子。”

“我所有的想法和行为，”米歇尔后来说，“都与我住过的那个二层小公寓有关。那是我父亲辛辛苦苦为我们打造的家。”他们一家人约定，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一起吃饭，弗雷泽在水厂值夜班时除外。从他们家到芝加哥市区，走湖滨大道，大约需要20分钟车程。姑妈罗比·希尔兹教孩子学习弹钢琴，天气好的时候他们还会一起到户外玩。当克雷格骑着自行车（他的圣诞节礼物）外出时，米歇尔也会骑着她崭新的三轮车跟随其后。“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双胞胎，而不像是年龄相近的兄妹。”克雷格回忆说。天黑的时候，他们会搞各种恶作剧，场景令人捧腹。他们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涉及内容源自字典和大百科全书。此外，弗雷泽还设置了一个“摸高”游戏——将一枚25分硬币放到门框上面，然后让克雷格跳起来去拿。米歇尔有一台简易烤炉和一大批芭比娃娃，其中包括她所拥有的第一个玩偶、极为好看的金发碧眼的马里布芭比和一个仿制的黑色芭比。“我非常喜欢芭比，从小就是一个芭比娃娃迷。每年圣诞节，我都会收到一个新的芭比。有一年，我还收到了芭比娃娃屋和芭比娃娃露营车。”直到后来读了玛雅·安吉洛的作品，尤其是她的诗《非凡女人》之后，米歇尔才开始思考这个细腰塑料玩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她说：“芭比娃娃或可视为完美标准，而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我渴求去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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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回家后，弗雷泽会和孩子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棒球、篮球、足球、橄榄球等，具体活动视季节而定。他给克雷格买过一副拳击手套，并教他如何使用。克雷格还记得他与米歇尔打拳击的场景。在哥本哈根，米歇尔曾对国际奥委会说：“父亲教我如何投球，如何打漂亮的右勾拳，让我比街区里所有男孩子都表现得好。”她说自己是一个“带有男孩子气的顽皮女孩”，并表示她的这种运动天赋“源于父亲的遗传”。按照规定，两个孩子每天只能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脱线家族》是米歇尔最喜欢的一档节目，她从这部电视剧中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弗雷泽和玛丽安来说，他们很少在晚上单独外出。这家人经常在周六晚上玩游戏：跳棋、强手棋、扑克牌和经典的拼字游戏等。从孩提时代起，米歇尔就讨厌失败。

由于家中没有空调，所以天气变暖后，孩子们会在后门门廊玩扎营游戏，后来这里被改为克雷格的卧室。在橄榄球季，他们支持芝加哥熊队，每到周日下午，弗雷泽都会坐到电视机前。从地域上讲，他们支持来自南区的棒球队白袜队，但他们更喜欢主场为北区瑞格利球场的小熊队，因为该队中拥有传奇球员厄尼·班克斯——王牌外场手和重击手，曾两获国家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奖。早年在黑人联盟打球时，他每天的薪酬仅为7美元。被球迷称为“小熊先生”的班克斯与另外两名黑人队友——比利·威廉斯和弗格森·简金斯均入选棒球名人堂，但由于早年都在不知名的球队打球，所以未能进入世界大赛第一轮比赛。克雷格说，从少年时起，他就将棒球作为自己主要的运动项目，而且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第二个厄尼·班克斯。

当米歇尔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发起健康饮食运动时，她回忆说她在南岸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街上很安全，布林莫尔小学也会安排课间休息。课间，她会在校园里玩木头人游戏和其他游戏，直到上课铃响。米歇尔说：“放学后，我们会到所住街区，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那里有很多孩子，我们会打垒球或者玩一种名为‘小猪’的游戏，有击球手、投球手和接球手，我们用的是16英寸的垒球而不是标准的12英寸的垒球。当一名外场手接住飞行的球或反弹的球时，就算这名外场手赢。后来，我们玩追逐游戏，基本规则就是先让男孩追女孩，然后再让女孩追男孩。我们街区的所有女孩都会玩花式跳绳。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周边街道骑自行车，一骑就是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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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大量时间，而且从他们很小就开始了。克雷格回忆说，母亲在他4岁时就教他识字，那时他还没有上学。她准备了识字卡，而在他表现出兴趣后，就花时间教他认字母，教他发音，并讲解这其中的关系。因此，在布林莫尔小学，他的成绩在班里遥遥领先。当玛丽安将同样的策略运用到米歇尔身上时，这个小女孩拒绝了。“我想她可能是认为她可以自学。”玛丽安说，“但那时她年龄太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想法。”在成为白宫一家的外祖母之后，玛丽安说，看到米歇尔7岁的小女儿萨莎，她就会想起7岁时的米歇尔，“她就和萨莎一样，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从不讳言，因为我们允许她这样做”。米歇尔的祖母拉沃恩·鲁宾逊对她的同事说，米歇尔“非常顽固”，需要时不时地敲打她一下，但她和克雷格都是好孩子。一位朋友回忆米歇尔的话说，布林莫尔小学的一个老师曾向玛丽安抱怨，说这个小女孩态度有问题。“她妈妈告诉那个老师，‘是的，她爱耍脾气，但我们还是决定顺着她。’”这位朋友说。

鲁宾逊一家一向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但他们也强调，努力和心态比分数更重要，教导孩子有付出就有回报。事实也是如此。米歇尔跳过了二年级，而按照克雷格自己的描述，在二年级时深感无聊，所以跳过了三年级。他们两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时间相隔两年。在布林莫尔小学完成八年级课程时，克雷格是所在年级的第一名，而米歇尔则是所在年级的第二名。为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上学，而且还要取得优异成绩，玛丽安和克雷格用自身经历作为例子，向米歇尔和克雷格解释说，他们非常后悔没有完成大学学业。“我们告诉孩子当年我们的选择是多么愚蠢。”玛丽安说。

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形成了一种补充。在当时的芝加哥，政治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但公立学校的教育却跟不上变化。《民权法案》和《投票权利法案》虽已双双成为法律，然而在周日驾车穿过芝加哥或在夏季到南方旅行时，种族隔离和偏执行为依然存在。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4月遇刺身亡，那年米歇尔刚刚4岁。刺杀事件在西区的黑人街区引发骚乱，进而蔓延到全国。在布林莫尔小学计划将黑人历史纳入教学课程时，克雷格开始提出问题，为此玛丽安买了一套“以黑人视角撰写的百科全书”（克雷格语）。“通过看书，我现在不仅知道金博士遇刺这个悲剧意味着什么，”克雷格回忆说，“而且我还知道，他所倡导的平等梦是属于所有种族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了解了更多有关20世纪60年代其他民权运动领袖的信息，比如马尔科姆·艾克斯。”巧合的是，马尔科姆也是克雷格的中间名。他说，1962年，他母亲读了马尔科姆的一篇文章，当时她正准备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中间名，她觉得与马尔科姆这个名字很有缘，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给孩子取这个名字”。

在20世纪60年代的骚乱中，马尔科姆·艾克斯成为美国黑人系列形象的化身，而在这些形象中，有些是相互冲突的。他是一名轻罪犯，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在牢狱中被称为“大红人”；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反对吸食毒品、欺诈和道德败坏等行为；他身材瘦长，衣着时尚，戴着一副银黑色眼镜，学究气十足。对于白人质疑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问题，他会心平气和地回答，并表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都是公民理应享有的。不过，他也会举起拳头，表现出黑人抗争的姿态。他倡导分离主义和战斗精神，表示非暴力抗议活动从没有为非洲裔美国人带来进步。他把“向华盛顿进军”——在此次运动中，金做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声望达到顶峰——斥为“华盛顿闹剧”。

凭借自己的才智和精神，马尔科姆影响了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即便是那些对他的怒骂行为持怀疑或蔑视态度的非洲裔美国人，也从他的个人叙事和黑人庆祝活动中获得了力量。杰基·鲁宾逊——美国首位参加大联盟比赛的黑人棒球运动员——在1964年3月接受《芝加哥保卫者报》（ The Defender ）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次采访之前的几个星期，卡修斯·克莱击败索尼·利斯顿赢得重量级拳王称号，并宣称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鲁宾逊说这个自称为“最伟大的拳王”的新冠军过于招摇，有时候也很粗鲁，但他传递的关于黑人自我价值的信息却是正确的。“我所倡导的，并不是让黑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种更伟大。”鲁宾逊说，“但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伟大。”对于评论人士关于阿里和马尔科姆·艾克斯会诱使尼格罗人成为穆斯林的担忧，他说他们错失了重点，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希望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权利”。“他们希望融入美国主流生活，而不是被安排在这片国土的一隅，被光荣地孤立。如果他们转向黑人穆斯林运动，无论人数多少，都不是因为卡修斯或马尔科姆·艾克斯，而是因为美国白人不愿意承认黑人负责任的领导力，不愿意让我们享有这片土地上其他公民所享有的权利。”鲁宾逊说。

“在马尔科姆·艾克斯之前，”文化评论家塔–纳西斯·科茨写道，“我们现在所称的‘黑人’是一种冒犯。我们是有色人种或尼格罗人，而称一个人是黑人，则会引发殴斗。但马尔科姆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危险转变成为带有神秘色彩的事物——黑人权力，黑就是美，黑人有属于自己的特质……在马尔科姆的这些抨击中，最具诱惑力的一个理念是集体自我创造，即黑人可以通过意志力重新塑造自己。”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年轻的贝拉克·奥巴马写道：“马尔科姆·艾克斯重复的自我创造行为影响了我。他率真的诗歌，以及对互尊互爱的追求，预示着一个不妥协的全新秩序的建立，这里包含着军事化的纪律，仰仗的全是意志力量。所有其他事情，比如关于蓝眼恶魔乐队和世界末日的讨论，都是他的计划的附带品。”出任总统后，奥巴马说他发现马尔科姆的神学论、分析和政策建议“漏洞百出”。不过，他曾经对作家戴维·雷姆尼克说，他强化了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与日俱增的一种信念，即黑人必须相信自己，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回想一下，在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黑人博士可能是一个列车员，一天之中，大部分时间都要卑躬屈膝，对人唯命是从。‘我是一个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认为这种信念很重要。而在我看来，马尔科姆·艾克斯可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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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歇尔和克雷格上小学时，玛丽安是学校的常客，那里的老师和学生都认识她。弗雷泽也会去学校听课，其他亲戚亦是如此。罗比·希尔兹在学区开了一个儿童小歌剧工作坊，克雷格上二年级时曾在《汉泽尔与格蕾太尔》中扮演过角色。他演的是汉泽尔，有唱段；米歇尔演的是好心仙女，也有唱段，穿的是芭蕾舞裙。独唱是“很丢人的”，米歇尔说，但演出还是很成功。“我喜欢这个剧是因为它的服装。”她说。

在政治立场激进的伍德朗aMe教会担任唱诗班指挥的希尔兹，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多年前，她和玛丽安一大家人住在埃伯哈特南大道6449号。据玛丽安回忆说，在帮助孩子方面，希尔兹做的都是“她母亲不会做或不能做的”。1943年，希尔兹在西北大学注册开办了一个教会唱诗班工作坊。伍德朗牧师小阿奇博尔德·J·凯里替希尔兹汇去了5美元订金，在学校宿舍楼预订了一个房间。一个夏日夜晚，当希尔兹到威拉德找她的房间时，一名职员告诉她，学校规定不允许黑人在校园里过夜，让她去埃文斯顿，说那里有供“有色人种”居住的公寓。她被打发走时，已接近午夜时分。希尔兹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了教会，让凯里联系《芝加哥保卫者报》的记者和芝加哥公民自由权委员会的官员来调查。据《芝加哥保卫者报》称，一名学校官员对代表团说：“我们知道黑人更愿意和他们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5个月后，希尔兹对西北大学发起诉讼，称该校违犯州法律，实行种族歧视。在伍德朗教会的支持下——该教会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种族平等大会，法院判西北大学败诉，理由是该校“看低希尔兹，未能把她当作正常的美国年轻女性看待，并认为她不适合与她们同住和交往”。

希尔兹的标准很高，这也是她的家族的一个特征。“她很和善，但在音乐方面，她要求必须做到完美。”贝蒂·里德回忆说。里德曾是伍德朗唱诗班的成员，她们曾在欧几里得南大道的那栋房子里一遍又一遍排练。“让我来告诉你，在演出中间，如果你走调了，她会要求停下来，然后说，‘我们将从这个地方重新开始。如果你对演唱不感兴趣，那就应该站到外面去。’我们会感到非常尴尬，但她这样做，也是希望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她是一个严厉的监工，唱诗班和表演者都有明确的目标。”里德补充说。其间，里德和希尔兹成为朋友，有时也会从教会开车送希尔兹回家。后来，里德离开了伍德朗，成为所在修道会区的一名牧师。1991年，她主持了弗雷泽的追悼会。

米歇尔说，父母双方家庭都很强调信仰和宗教，但小时候，她和克雷格并不是经常去做礼拜。有时候，她们一家人会去伍德朗，这与希尔兹家族有关；有时候，她们一家人会去浸信会，这与鲁宾逊家族有关。她记得在芝加哥的漫长寒冬，她们跑到教会的地下室里嬉笑玩闹，而那个地下室，比她们家中的地下室还要大。成年以后，她说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对“更高的存在”有一种基本的认识、理解和尊重……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弗雷泽和玛丽安将宗教信仰的选择权交给了他们的子女。据克雷格表示，父母采取的方法是，带他们去教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发现基于自身思考的信仰。多年之后，克雷格指出，里德在父亲葬礼上致悼词时并没有说弗雷泽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因为这与他的信仰是相悖的。在他看来，生命就是生命，就存在于地球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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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和米歇尔经常描述他们田园般的童年生活，并将其归因于家庭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意识，则源于父母的恩爱，以及他们对孩子的正确教导。“彼此之间的爱，”克雷格写道，“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他们建立了这个强大家庭单位的基础。他们总在我面前表现出快乐的一面，即便是不快乐，他们也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来。”作为父母，弗雷泽和玛丽安身体力行，向孩子展示了他们对成就和公民权的强烈预期，而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以及与孩子的日常接触中，他们也会展现出幽默的一面，并教导孩子多干家务。米歇尔说她有一个总在后面督促她的母亲。克雷格回忆说，父母是“毫不留情的”。米歇尔每个周六都要清理浴室，擦洗水槽和洗手间，以及拖地。她和哥哥轮流洗餐具。父母“从不会过分夸奖他们”，基于这种教育方式，长大后的米歇尔和克雷格并不是很在意别人的负面看法。“我们的家教很严，我们要做很多事。”克雷格说，“我们尊重父母，父母给了我们很多的爱，而父母给予我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尊。”此外，父母具有的高度责任感，也影响了成年后的米歇尔，这在她之后的无数个选择中都有所体现。

米歇尔和克雷格可以自由地做决定，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无限的，而是他们需要首先做到诚实、勤恳和自律。这是一种有约束的自由，他们偶尔也会挨打，但父母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思想自由。“不要做一个跟随者。”玛丽安对孩子说，“你出于某种意愿跟随人们，但他们会以另一种原因引领你。”她告诉他们要开动脑筋，不要害怕犯错误，但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如果你觉得他们做出了很好的判断，”她说，“那么你就不要设定规则，因为你希望他们能够早一天独立做决定。我认为这会给孩子很多信心。”玛丽安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起伏波折让她得到了一些持久的教训，而她又将这些教训传给了子女。她看到了父母的拼搏，也看到了他们以及整个家族做出的牺牲。“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艰辛，所以你必须要全力以赴。”她说，“我们都去教堂。我是幼年女童子军成员，也是女童子军成员。我们都学钢琴。我们有戏剧课。父母带我去博物馆和艺术学院。父母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遭遇挫折。“当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玛丽安说。同她的父母一样，她和弗雷泽也带克雷格和米歇尔去听交响乐，看戏剧，参观美术馆。她希望自己培养的孩子能敢于表现，勇于发言，而且一定要问为什么。“要让他们学会思考，这甚至比学习读写更重要。我们对他们说，‘一定要尊重你们的老师，但提问问题时不要犹豫。不要允许我们随便告诉你们答案。’”她说。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米歇尔或克雷格因种族或工薪阶层出身而遭遇何种障碍，在欧几里得南大道的那栋房子里，生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则取决于他们自己，这里不存在任何借口。“我并不是说，这种教育策略在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完全形成了。”玛丽安说。她是通过耳朵来抚养孩子的，天天如此。她解释说：“你知道，我们总是检视自己，因为我们也可能犯错。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不会装作什么都懂，我丈夫在这方面和我一样。孩子是聪明的，只要你给他们发挥的空间，他们会独立思考。”

从鲁宾逊一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南区的情况来看，偏见和机遇是并存的。在无可否认的困境中，玛丽安和弗雷泽认识到，他们的孩子将会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带来的可能性远大于他们在成年时所迈入的那个世界。他们认为，在美国纷繁的现代都市，对一个黑人孩子来说，思想独立不仅仅是一种资产，而且也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品质。 prQGn4IM54q91wtNzDY/zpIJNNfOLHGRu5b3tve+hakGmauKMSavwOO4TWrl5N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