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杜萨布尔中学游泳队的照片中，后排左起第三是身着黑色泳裤的弗雷泽·C·鲁宾逊三世。他袒露着胸膛，瘦削而健硕，胳膊非常有力，目光充满自信。那是1953年，这名17岁的毕业班学生即将完成所有的正规教育课程。5年后，他成为一名陆军士兵，被派往德国。再过5年，他结婚生子，成为一名父亲，不久又在当地民主党选区谋得差事，成为芝加哥市工资名单上的一员。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水过滤厂里，负责看管高压锅炉。这是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实行8小时轮班制，薪水刚好够他维持生活。下班回家，他全身心地经营家庭，年轻时的游泳爱好只得让步。很快，他就到了体质衰退的年龄。多发性硬化症使他的大脑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起初，他还能跛行，后来他用上了手拐，再后来用上了腋下拐杖，最后只得以电动车代步。上班前，孩子会看到他吃力地系蓝色工作服的纽扣。下班后，有时他会让孩子帮忙把购物袋提到楼上的公寓里。被工友称为罗比、被家人称为迪德利的他，在身体出现残疾后，还坚持工作了很久。“他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水厂同事丹·马克西姆说。

在弗雷泽·鲁宾逊去世16年后，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女儿在向选民介绍自己时说，父亲仍是她的北极星。“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让他感到骄傲的女儿。”米歇尔·奥巴马说，“对于我做出的选择，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嫁什么样的人，我的父亲会怎么想呢？正是这个回荡在脑海中的声音，让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脚踏实地的人，让我保持了一个芝加哥南区少女的本色。不管这个房间里有多少摄像机对着我，不管多少人想要我的签名，也不管我们取得多大的胜利，我都不会变。”这个在她脑海中强烈回响的声音，源于弗雷泽在芝加哥南区的成长经历，以及之后他所走的狭窄但却平稳的人生道路。弗雷泽是家里幸存下来的5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是虔诚的教徒，父亲在大迁徙时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弗雷泽在工薪阶层站稳脚跟。虽然在专业成就上不及他的同胞，但在家中，弗雷泽却扮演了核心角色——正如一名同辈亲戚所言，“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黏合在一起”。而且，他还引导两个孩子走上了更广阔的道路。弗雷泽乐意帮人解决问题，坚守家庭传统，致力于将大家庭维系在一起——分享家人的成功，分担家人的失败与挫折。在2008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米歇尔在演讲最后呼吁选民选她的丈夫贝拉克做总统，表示“以此纪念我的父亲，并鼓舞我女儿”。那年她还说过，入主白宫之后，她会为其他人敞开大门。她说：“我记得他的同情心。我记得他的话、他的建议、他的生活方式。每一天，我都践行着他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以此教育我的孩子。我希望她们能够继承他的‘遗产’。甚至，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夫人，也与他有关，因为正是他的同情心和他的世界观成就了现在的我，而我对我的女儿以及我们这个国家的期望，都与此有关。”

弗雷泽的故事，以及米歇尔的故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在那个年代，第一波迁徙而来的黑人的子女开始思考自己的前程。弗雷泽知道未来存在的可能性，认识到纪律和坚持会带来回报，并将自己的见识传授给米歇尔及其长兄克雷格。此外，他还知道芝加哥的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中叶面临的重大障碍，尽管这里距离南方黑人经常乘坐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站有数百英里之遥。

弗雷泽于1935年出生在芝加哥南区。当时正值大萧条之后，大量缺乏基本技能的黑人劳工涌入这个城市，寻找他们所谓的未来。迁徙的速度令人震惊。1910年，在芝加哥居民中，黑人人口的比例为1/50，而到194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12。在这30年间，该市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了530%，达到277731人。在“二战”及之后的经济繁荣时期，黑人人口继续攀升。从闹市区的摩天大楼上望去，雄伟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站尽收眼底，每个月都会有数以千计的新居民乘坐列车到达芝加哥。由此，芝加哥被称为“巨肩之城”，而不是张开双臂的“拥抱之城”。在这里，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被挤到南区一个名叫“黑人地带”的狭小区域。有人把它称为“北密西西比”，而其他人则称它是“黑人小镇”。

* * *

理查德·赖特在其回忆录《黑人男孩》中描写了1927年芝加哥寒冷的一天。那时的他还不到20岁，吃不饱饭，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他的体重不到125磅，而125磅是邮政系统对邮政工人体重的最低要求。对于未来，他一片迷茫。但他清楚地知道，待在孟菲斯是没有出路的。在那里，他是眼镜店的跑差，每周挣8美元，几无发展机会。“如果我一直待在南方的话，那么我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黑奴。”他在书中回忆起自己所做的前往北方的决定。赖特在孟菲斯的白人同事对他的选择不屑一顾。当他乘坐北上列车驶入芝加哥市区时，窗外似乎看不到令人振奋的景象。他写道：“乍一望去，我感到的是压抑和沮丧，所有幻想都显得可笑。”然而，当他走下列车，眼前的场景却让他的心情走出阴霾。在离开车站时，他看到一个黑人在买报纸，无须排在白人之后。他看到黑人和白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大街上走过，毫不在意周围是谁。“这里不存在种族恐惧。”他想。然而，对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纳齐兹附近的年轻黑人来说，即便是这种令人振奋的场景也让他感到不安：“我知道这个‘机器城市’有着奇奇怪怪的法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些法律。”

赖特以及后来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发现，芝加哥给黑人的恩赐是混杂而非单一的。这里有自由意识，无可否认。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芝加哥的自由是压倒性的。许多规则与其他城市的不一样，对黑人相对友善。有轨电车上没有张贴就座规定。工作报酬更高。正规的公立学校格外抢手，拥挤的学生迫使很多黑人学校采取两班轮班制。芝加哥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和宗教活动，其中自然也包括赌博、纵酒和其他低俗追求。一方面，很多人涌入非洲裔黑人社区；人口之多，有时看起来甚至到了难以挪动的地步。另一方面，人口集中的南区社区迸发出能量和内驱力，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共同目标的形成。社会学家圣克莱尔·德雷克和霍瑞斯·R·凯顿描述过一个“城中之城”，并将位于布朗兹维尔的47街和南公园大道的交会处比作繁忙的城镇广场。在研究课题《黑人大都市》（ Black Metropolis ）中，两人勾勒出一个黑人密度极大的芝加哥。在一个平凡的早上，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黑人医生、黑人警察、黑人店主、黑人职员，以及黑人报摊，出售的是黑人办的报纸，比如《芝加哥卫报》《蜜蜂报》《新闻分类报》和《都市新闻报》等。朝一个方向看，是以普罗维登特医院的乔治·克利夫兰·霍尔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朝另一个方向看，是帝王剧院，凯伯·凯洛威、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莲纳·荷恩、艾灵顿公爵、莱昂内尔·汉普顿和纳特·金·科尔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过。从1939年开始，该剧院由一名黑人管理，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随着纽约哈勒姆文艺复兴（美国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衰退，芝加哥成为接棒城市。作家尼古拉斯·雷曼将芝加哥南区称为“美国黑人的首都”。

在赖特抵达芝加哥4年之后，小弗雷泽·c·鲁宾逊来到南区。他从临海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乔治敦北上，然后西行。在当地，乔治敦——该地名是为纪念国王乔治二世，而非乔治·华盛顿所起——以水稻种植、木材加工和种植园经济而闻名。鲁宾逊出生在1912年，父亲独臂，是一个傲慢的成功者，早前在木器厂工作，后来成为商人，在废除种族隔离的街区拥有自己的住房。往上再推一代人，以及此前这个家族里的所有人，都还是奴隶身份，无数个鲁宾逊以及他们的亲属都归白人所有。在南方诸州宣布脱离联邦后，内战拉开序幕，亚伯拉罕·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当时他们的家族还是老样子。他们仍说格勒语，这是一种独特的、以英语为基础的混合语，最早源于西非。

到1900年，非洲裔美国选民在乔治敦已经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当时该镇的决定权仍掌握在白人手里。引爆点出现在这年9月，当时数百名黑人居民聚集在县监狱附近，保护一个名叫约翰·布朗菲尔德的黑人理发师，抗议对其施以私刑。该县一名白人治安官的副手试图以未缴纳人头税为名逮捕布朗菲尔德。一场混战随之上演。这名副手被自己所带的枪击中，几个小时后死去。布朗菲尔德以涉嫌谋杀被关入监狱。有传言称，白人正在组织一个“私刑派对”，随后有多达1000名黑人居民聚集到监狱周围，一起高喊“拯救约翰！”。随着加入游行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乔治敦的白人镇长说服州长派军队前来恢复秩序。

法庭以领导抗议为名宣判布朗菲尔德及其他8人有罪，并以蓄意谋杀罪判决布朗菲尔德死刑。白人社区领袖组成白人最高权力俱乐部，利用识字测试和人头税将黑人公民从选民名单中剔除。到1902年，在乔治敦的523名合格选民中，仅有110名黑人。这种情况在其他南方诸州普遍存在。在路易斯安那州，1896年登记在册的黑人选民大约有13万人，但到1904年，这一数字骤降至1342人。在亚拉巴马州，在符合条件的黑人成人中，仅有2%登记在册，而如果他们试图行使投票权，则可能会遭到严重报复。由于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牢牢掌握着控制权，所以发生奇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掌权的是白人，”雷切尔·斯旺斯在《美国织锦》（ American Tapestry ）（一部研究米歇尔·奥巴马家族世系的著作）中写道，“所以，在乔治敦，那些雄心勃勃的黑人看不到未来。”

在20世纪20年代末从霍华德中学毕业时，小弗雷泽·鲁宾逊认为自己“注定是一个有着更美好未来的年轻人”。其他人也都这样认为。作为一个擅长辩论、成绩优异的学生，他想过要上大学，也想过或许可以在新兴的电子学领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坚定地认为，在乔治敦不会有这样的未来等着他。那时，适逢大萧条时期，他在木器厂找到一份工作。“他希望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他有着很高的期望。”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格雷回忆说。在一名朋友前往芝加哥之后，弗雷泽也去了那里。

* * *

自一开始，这个将来要成为米歇尔祖父的人就面临种种困难。芝加哥的工作很不好找，弗雷泽好像一直都在打零工。他在保龄球馆摆放保龄球瓶，在餐馆洗盘子，在洗衣店做零活儿。很快，上大学的梦想就变得遥不可及，同样遥不可及的还有从事电子业的理想。当时，要想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电工，你必须加入工会，而工会是排斥非洲裔美国人的。最终，他在大萧条时期设立的公共事业振兴署谋得了一份差事，由此获得固定收入，但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站稳脚跟之后，年轻的他退出aMe（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转而加入南区一家名为全福音会的五旬节派教会。在那里，他开始追求唱诗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虔诚少女，她叫拉沃恩·约翰逊。她的父亲詹姆斯·约翰逊是一名浸信会牧师，早前做过列车行李员，开过修鞋店。他们一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到20世纪20年代，为寻找稳定工作，举家搬迁。随着经济状况陷入困境，詹姆斯和妻子菲比的婚姻走向解体。在拉沃恩遇到弗雷泽时，她的父亲已经从家中搬走，菲比和7个孩子住在南区，而这7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5岁。当时拉沃恩仍在学校读书，但不久之后，她便利用业余时间，跟母亲一起在白人家庭从事家政服务。在南区的海德公园，她不仅洗衣服，而且还照看小孩。70年后，同样是在这里，她的孙女米歇尔·奥巴马声名显赫。

弗雷泽和拉沃恩于1934年10月结婚。当时弗雷泽22岁，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已经3年；拉沃恩19岁，距离中学毕业还有不到8个月的时间。1935年8月，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为弗雷泽·c·鲁宾逊三世。当时，基于种族的住区隔离普遍存在。多年以来，白人社区领袖利用限制性契约和具有种族偏见的民间组织——也就是所谓的“改良协会”——将黑人排除在他们的社区之外。1934年成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拒绝为黑人居民超过一定数量的街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这一被称为“歧视性贷款”的政策，意味着银行不会向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发放贷款，因而他们也就买不起房。此外，时不时发生群体暴力和恐吓事件也是重要原因。1940年，也就是在米歇尔的父亲5岁时，芝加哥有3/4的黑人居住在黑人人口占90%以上的街区。在该市935个普查区域中，有350个区域无一名黑人居民。“黑人地带”的居住环境通常都很差，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来到南区，这里也愈加拥挤。为容纳新加入者，同时也为了赚更多的钱，房东将房屋分割成更小的单元，而这些房间通常都没有基础管道设施。此外，他们收取的租金甚至还高于该市其他地区白人的房租。

过度拥挤的环境和简陋的卫生设施导致芝加哥黑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当地白人。以1940年为例，当地黑人患肺结核的比率是白人的5倍；1岁前黑人婴儿的死亡比率比白人高50%。到1945年，在“黑人地带”，有超过一半的区域被城市规划者和房地产评估师划为有损市容的贫民区。在那时，平等就是海市蜃楼，甚至是一个圈套。但这并不是说，芝加哥是一个看不到美好未来的城市。这里存在一个复杂的等式。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之后米歇尔所处的生活环境也是如此。在提及他的岳父岳母以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时，贝拉克·奥巴马说：“同其他非洲裔美国家庭一样，他们当时也面临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这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 * *

在20世纪30年代米歇尔的父亲出生时，鲁宾逊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拉沃恩重新回到家政行业。1937年7月，诺米尼出生，后来拉沃恩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约翰，但在婴儿期夭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两人最初稳定的关系趋向破裂。到30年代末，弗雷泽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很快，他便离开了芝加哥，至少是暂时离开。1941年3月，他应征入伍，当时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153磅。在他的婚姻状况一栏，填的是“分居，无受抚养人”。

“二战”把弗雷泽送到了国外，按照子女的表述，这让他变得强大起来。他在军队负责无线电工作，部队基于种族对军人进行编制，而直到1948年，美国军方才按照哈里·杜鲁门的命令，在军队中对黑人和白人进行混合编制。“我觉得，他终于在军队中找到了施展技能和才华的机会。在某些方面，他有一种自主意识。”格雷说。格雷是他唯一的女儿，出生在芝加哥，当时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弗雷泽在“二战”后回到南区，但多年都与家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大概每年回家一次，带我们出去玩。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在一起。”诺米尼·鲁宾逊回忆说。他们去过芝加哥市区的铁路博览会，偶尔也会看电影。父亲住的地方或许就在家附近，但对孩子们来说，父亲即使住在横跨整个州的某个地方，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母亲知道他住在哪儿，而孩子们不知道。

由于丈夫常年不在家，拉沃恩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住在东57街（靠近州街）的她只得申请公共救助，后来得到联邦政府的一个工作机会，成为美国农业部出版物办公室的一名雇员。她的孩子们会去那里看望她。孩子们会在弗雷泽的带领下登上北去的有轨电车，一直坐到市区。到达后，他们乘坐电梯到楼上的油印机室——那是他们母亲工作的地方。早年，为照顾这些孩子，拉沃恩不得不寻求朋友和亲戚的帮助。她特别依赖两位来自乔治敦的年长女性，她们有时候也会在孩子面前说格勒语。她与所在教会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周日会带儿子弗雷泽和诺米尼去全福音会。全福音会临街而设，有着严格的规定，也会播放一些欢快的音乐。“如果一个教会不允许它的信徒蹦蹦跳跳，那么我觉得，这里不会有任何圣灵存在。”诺米尼说，并表示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他记得牧师给他的鼓励，说他是一个“小传道士”，有文字天赋。据诺米尼表示，他的母亲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神的庇护”，成年之后，一直都很正统，而且“非常、非常虔诚”。拉沃恩将自己的信仰同事业心结合起来，转任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书店的负责人，成为首位担任该职的非洲裔美国女性。1958年，22岁的儿子弗雷泽在母亲节时送她一本《圣经》作为礼物。55年后，在白宫蓝厅，米歇尔手持这本《圣经》，贝拉克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任期。

虽然家里收入一直不高，但拉沃恩还是大力鼓励弗雷泽和诺米尼去追求他们的音乐和艺术梦想。“任何与教育有关的培训，他们都会参加。”拉沃恩的妹妹玛丽·朗说。他们学习游泳和溜冰，按时做家庭作业。对这个家庭来说，虽然钱很重要，但诺米尼回忆说，他的母亲更关心他的安全，而不是家庭收入。他说，有一年圣诞节，他收到了一套迪士尼动画模具，可以用来制作米老鼠、唐老鸭和布鲁托等动画形象。“我非常喜欢这套小玩具，只要你把石膏注入其中，然后取出来，晾干，就会做成你想要的动物。你还可以给它们涂上虫胶清漆和染料。于是，有一天，我决定制作这些动画角色。我大概制作了40个，摆到桌子上。然后我就想，我要把它们卖掉。”他把这些小动物装到一个旧鞋盒里，然后让母亲给他买一个记账本。“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干什么，我说我打算去经商，然后她就笑了。”诺米尼说。

母亲去上班后，诺米尼开始走街串巷，在附近街区售卖自己的玩具。“敲开门后，我说：‘小姐，你想买一个吗？一个35美分，三个1美元。’她会说：‘亲爱的，快过来看！快看这个小男孩！’就这样，在一周时间内，我大概卖了13美元，算是一大笔钱了。我把它们放到母亲面前的桌子上。”诺米尼说。她一脸惊讶，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诺米尼说，这是他卖迪士尼玩具赚来的，并提醒母亲说，是她给自己买的记账本。拉沃恩看起来并不高兴。“以后不准再去敲人家的门。”她对儿子说，“你会被他们抓走的。”诺米尼的销售事业就这样结束了。

从军队退役回到芝加哥南区多年之后，小弗雷泽最终回归家庭。后来，这个家庭又新添了三个成员——安德鲁、卡尔顿和弗朗西斯卡，给女儿起弗朗西斯卡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友善的意大利妇女，她负责为驻扎在其农场附近的弗雷泽和其他非洲裔美国士兵供应牛奶和鸡蛋。虽然离家已有十多年，但回家后，弗雷泽仍自傲、严厉、充满信心，他恪守纪律，对是非对错有着明确的看法。他能在服役期间升任军士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诺米尼回忆说，他对男孩子的要求尤为严格，而自己挑战父亲权威的次数要多于哥哥。在十几岁时，父亲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而用鞭子抽他。具体是什么事情，诺米尼说他现在已经忘记了。弗雷泽三世介入其中。“他碰巧听到我在尖叫。他走过来说：‘够了，爸爸。够了。’他抓住父亲的手，这样父亲就不能动，也就无法抽我了。自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挨过他的鞭子。”后来抚养自己的孩子时，弗雷泽三世从不打他们。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妻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弗雷泽三世和诺米尼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被要求打工赚钱。“我们必须为家里做出贡献。实际上我们也赚不了多少钱，但这是父亲的规定。”诺米尼回忆说，“比如，一个男孩负责家里的电话费，另一个负责电费或食品开支。”弗雷泽最初的一份工作是在牛奶场做帮手，负责将玻璃瓶装的温泽尔牛奶送到客户家中，然后再将空瓶收回来。该品牌牛奶的宣传语是：牛奶中的温泽尔，如同白银中的标准纯银。此外，他还用马车送过蔬菜，制作过帽子，做过清洁公司的清洁工。中学期间，作为校游泳队——“海马队”的成员，弗雷泽有时也能找到救生员的工作。在找到新工作后，弗雷泽就会把先前的工作交给小自己两岁的弟弟诺米尼。“我们必须表现积极。”诺米尼说，“我们得想方设法去做。”

* * *

拉沃恩决心为她的孩子开启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刚满11岁的弗雷泽就开始接受艺术熏陶，周六一早搭乘公共汽车，前往位于密歇根大街的艺术殿堂——芝加哥艺术学院。在那里，他对绘画和雕塑产生了兴趣。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预科学校的地方，弗雷泽和他的同学们接受了多学科的系统训练。在内利·巴尔·维哈德特是其中一位老师。维哈德特是一名德国裔犹太人、雕塑家、战时欧洲难民。“她的风格非常开放，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然后给他们鼓励。”与弗雷泽同龄的黑人学生理查德·亨特说。“包容多过严厉，相比于学术规范，她更注重抽象而流畅的方法。”亨特这样描述他的老师。她有着旺盛的求知欲。亨特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维哈德特和他讨论起了美国糟糕的种族关系。作为一个刚从法西斯魔掌中逃出来的难民，她说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逃离德国，来到这片自由国土，我才知道白人和黑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亨特来说，每到周六，他都要穿过伊格伍德社区熙熙攘攘的工薪阶层街道，前往预科学校学习素描、水彩和油彩，画静物和人物。回望过去，他说艺术学院的指导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不拘一格，尽心尽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都致力于改变年轻人的发展轨迹。教室和画室虽然设在地下室，但楼上就是一个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学生可以免费参观。“老师会建议：‘为什么不到上面，去看一看罗丹呢？’”亨特说。

弗雷泽对艺术的热爱虽然不是那么热烈，但却非常持久。在杜萨布尔中学，他的兴趣从绘画和雕塑转到了游泳和拳击。在1953年的学校年鉴《红与黑》中，第一张整版学生照片就是弗雷泽的：他身着运动外套，正在雕刻半身像。“你很难发现他在哪一方面很突出。”同班同学鲁宾·克劳福德说，“正如我们过去常常说的，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全力以赴。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对艺术很感兴趣。”米歇尔后来说，如果当时家庭条件好，她父亲可能会将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他真的很像一个艺术家。”诺米尼对此表示同意，并坦承他从小就对哥哥有一些嫉妒。在他看来，这个带领乐队做全国巡演的年轻指挥具有一种天赋；他待人友善，为人踏实，很容易交朋友；他看起来很时尚，有自己的着装风格。“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的弟弟说，“他对自己充满信心。”

* * *

1952年，即将跨入杜萨布尔中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弗雷泽迎来了自己的17岁生日。这一年，纳尔逊·阿尔格伦出版了风格尖锐的《芝加哥：一座成长中的城市》（ Chicago：City on the Make ），对该市领导人令人作呕的自我宣传以及他们的城市观——芝加哥是一个不分肤色的城市——大加嘲讽。他认为，种族歧视植根于“无处不在的白人优越感”。这位后来以毒品题材小说《金臂人》而闻名的白人小说家表示，在芝加哥，针对黑人居民的租金更高，餐馆和酒吧都有禁止黑人入内的不成文规定。“你要为自己列一张小清单。”他写道，“记下哪个街区你不能居住，哪些宾馆你不能登记，哪些公司你不能应聘，以及哪些工会你永远无法加入。”

在杜萨布尔中学，很多学生都是大迁徙时代移民的子女。在这里，肤色问题被广泛讨论，也被普遍理解。这是无法更改的现实，也是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而在20世纪50年代，这还是关乎他们未来的一个未知因素。种族主义碰撞、校内学习和校外体验将会塑造他们的思维，尤其会决定他们将向下一代传递何种人生经验。这所中学本身就是以让–巴蒂斯特·波因特·杜萨布尔的名字命名的。杜萨布尔是一名皮货商，1745年出生于现在的海地，被认为是芝加哥第一位永久黑人定居者。对这所1936年成立的中学来说，他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过让–巴蒂斯特·波因特·杜萨布尔的历史。”1954年杜萨布尔中学毕业生、曾就该学年非洲裔美国人历史课做过报告的查理·布朗说。学生们会定期讨论“黑人面临的所有困难”。

这所学校所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在不平等面前，不屈不挠；要了解过去，但又不要被过去束缚。在杜萨布尔中学装修华丽的校礼堂舞台之上写有一行字：极尽可能追求和平，不计代价追求正义。这句话出自19世纪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菲利普斯是一名白人，同时也是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席，被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称为“职业煽动者”。毕业近60年后，查理·布朗仍清楚记得杜萨布尔中学校礼堂之上的这句隽语。对他来说，这句话实际上是要求公平，因为非洲裔美国人过去经历的漫长苦难是无可否认的。“那时，如果你生活在芝加哥，”他说，“你就会清楚白人社会是如何描述一个黑人或者说尼格罗人的。按血统论，你就是尼格罗人。”布朗是杜萨布尔校篮球队的明星，身高6英尺2英寸，司职小前锋。该队在1953年和1954年连续两年赢得芝加哥市冠军，成为首支参加伊利诺伊州锦标赛的全黑人球队。在与白人球队打比赛时，教练会告诫球员，在进入第四节时至少要领先20分，尤其是在客场的时候。“我们不指望裁判在吹哨时会偏向我们。”布朗说，“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是毫不掩饰的。”

* * *

早在民权运动成为全国性新闻之前，芝加哥南区的非洲裔美国成年人就深知这样一个道理：承认障碍，但绝不妥协。年轻人认识到他们必须通过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他们需要付出两倍于白人的努力，才能获得和他们一样的成功；他们比白人犯错误的余地要小。不公平？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没有骑士会来拯救他们。“我父亲说得最多的词就是纪律、自律。”在南区长大，后成为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际记者的伯纳德·肖说：“我母亲经常说，‘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做。’我父亲经常说，‘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说。’”然而，抛开种族因素来看，这并不是所有父母对子女行为举止的标准告诫，而是肖氏父母教育他们的儿子，如何在一个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取得成功。“在城市生活中，种族主义无处不在。”他说，“这自然会延伸到中学里。”正如弗雷泽的同班同学鲁宾·克劳福德所说，要想取得成功，你就得全力以赴。

大迁徙时代的子女开始认识到，他们可以找到比他们父辈更好的工作。“你必须做得更好，这样你才会被寄予更高的期望。”克劳福德说。他父亲为了养家从事两份工作，其中之一是做芝加哥教育委员会的窗户清洁工。“尊重长辈，做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少说废话，这是关键。”他接着说。克劳福德吹单簧管，获得过荣誉称号，有一份课余工作——在北迪尔伯恩的葛斯好食品餐厅做服务员。此外，他还学会了一项技能：调配染料。虽然没有规定要求每个周六都去教堂，但他有一种很强的道德约束感。“在与人交往时，做那些你应该做的事情。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要苛责他们。这是神的旨意。”

在小弗雷泽和拉沃恩·鲁宾逊家的餐桌上，也传递着几乎一样的信息，外甥卡珀斯·芬尼回忆说他们一家“在是非问题上有着绝对明确的判断。你不要让家人难堪，也不要让自己难堪”。他认为弗雷泽有一种坚韧的品质，经常对下一代尤其是黑人孩子说：“你没有时间偷懒。如果你想做一个懒汉，那就是浪费生命。你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而作为一个被称为尼格罗的人，你必须付出两倍于他人的努力。你必须随时准备站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周围的情况。你要不断前进。”芬尼后来就读于霍华德大学，皈依犹太教，成为南区的拉比。在他看来，如果弗雷泽生在一个更公平的时代，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事实上，早年在南卡罗来纳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有人的确称他为教授。“他鼓励人们不断奋进，不断进取。”芬尼说。如果家里有人浪费才能和机会，他就会质问：“你在做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的教育理念可能存在弊端，但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明确：不断进取、坚定不移、坚强无畏。

* * *

1955年，这种坚韧品质在南区得到了检验，当时弗雷泽三世20岁。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辆装有埃米特·提尔被肢解的尸体的列车行驶在伊利诺伊中央铁路上，到达芝加哥。5天前的8月28日，密西西比三角洲社区的两名白人男子绑架了这名来访的14岁少年。他们把提尔从他伯父家中带走，施以私刑，然后将尸体绑在100磅重的轧棉机风扇上，沉入塔拉哈奇河。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在密西西比州乡下的莫尼社区，朝着商店的一名白人妇女吹口哨。数千名芝加哥人前往南区的a·a·雷纳父子殡仪馆送别这名少年。在那里，他的母亲玛米·提尔·布拉德利要求装殓提尔的棺材必须敞着。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人来说，当然也包括南区的人，这显然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各大报纸广泛报道。《黑玉》杂志的一名摄影师拍下照片，其中有一张记录了布拉德利希望全世界见证其痛苦的表情。“鲜有照片……能够对黑人观察家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追踪过该事件的历史学家亚当·格林写道。朗斯顿·休斯和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就该事件写过诗歌。詹姆斯·鲍德温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剧本《献给查理先生的蓝调》。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和安妮·穆迪表示，这一谋杀事件影响了他们两人的政治道路。穆罕默德·阿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无法把埃米特·提尔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在芝加哥，成千上万的人从提尔的棺木前走过，震惊而悲痛。5天后，人们在罗伯茨·坦普尔基督上帝教会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月底，又有1万人在芝加哥市的大都会教堂举行集会。3个月后，在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乘坐城市巴士的罗莎·帕克斯拒绝给白人让座。很多年后，她回忆说，当她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她想到的是提尔的死。

* * *

在提尔遭到谋杀时，小弗雷泽·鲁宾逊已经在邮局谋得了一份差事，这是一个专门提供给退伍老兵的职位。在一个普遍存在偏见的时代，私人部门的机会一般都很有限，因而这是他通往中产阶层的一条重要路径。虽然这份工作与他早前梦想的电机工程工作相去甚远，但却稳定，也能攒下一些积蓄。他是一个节俭的人。一家人稳定下来之后，他和拉沃恩决定买一套公寓，这在当时的非洲裔美国人中是很少见的。公寓位于伍德朗（Woodlawn）占地面积15英亩的百汇园小区（Parkway Gardens），这里原是白城游乐园，东侧紧挨铁路站场。百汇园被描述为“美国最大的由黑人所有和管理的合作公寓项目”。项目规划始于1945年，是餐车工人工会发起的一个动议，旨在改善在“二战”制造业繁荣时期涌入芝加哥的黑人劳工的居住条件。战后初期，美国20%的钢铁产自芝加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远比找房子容易。同另外35栋建筑的694套公寓一样，基于产权共享模式而建的百汇园也是为了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同时避免黑人遭恶劣房东盘剥。在支付首付款（1949年前签署协议的家庭为2500美元）之后，合作产权公寓业主以略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利率支付月供，而非业主则需支付更高的租金。联邦住房管理局为该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财政支持，大大降低了非洲裔美国人的购房门槛，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很难获得与白人一样的贷款条件。20世纪50年代初，项目开工，1955年竣工。2011年，百汇园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

1950年9月，百汇园开工奠基仪式吸引了芝加哥市众多政治名流。民权运动领袖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种产权模式“开启了一个新的进步领域”。在出生后的头18个月里，米歇尔·奥巴马也住在百汇园，就在祖父母家对门。在未来的岁月里，她经常回到这个位于南岸（South Shore）附近的童年时代的家。

* * *

弗雷泽和拉沃恩·鲁宾逊在20世纪50年代最终搬进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寓。这是一种改善，也意味着他们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们的5个子女都上过中学，还有人读了大学和研究生，进而迈入中产阶层行列；他们都有自己的住房、家庭和职业追求。在搬入百汇园的那个年代，人们逐渐达成一种共识，认为种族歧视是错的，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当属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然而，法庭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实质意义。社会前进两步，然后又倒退一步或两步。有时候，成功者也会受到阻碍。卡尔·汉斯伯里是一位银行家和房地产投资商，同时也是共和党内不成功的国会议员候选人。193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伍德朗白人居住区秘密购买了一套住房。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家人，也是想挑战被称为限制性契约的住房隔离制度。限制性契约是一种合法化的种族隔离形式，旨在禁止黑人居民在特定区域居住。“我们家周围聚集了一群咆哮的暴徒。”他的女儿写道，并称这个街区充斥着“可怕的敌意”。一个邻居提起诉讼，伊利诺伊州法院判令汉斯伯里一家离开白人居住区。美国最高法院在1940年9月做出相反判决，援引的是程序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宪法的高度。那时，汉斯伯里一家已经从罗兹大街6140号搬离，重新回到位于黑人地带中心区的家中。很多黑人精英人士都住在那个区域，比如W·e·b·杜波依斯、保罗·罗伯逊、艾灵顿公爵、朗斯顿·休斯和乔·路易斯等。

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18年后，一群演员齐聚纽约，排练由汉斯伯里的女儿洛林写的一个剧本。据洛林表示，这基本上是她的自传。“妈妈，”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关于人、黑人和生活的写实剧本。我想，透过这个剧本，很多人会更好地理解我们，会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尊严。”这个剧本名为《太阳下的一粒葡萄干》，是首部登上百老汇舞台的黑人作者的作品。汉斯伯里将故事背景设在南区的一个黑人街区，这是她长大的地方，也是鲁宾逊一家现在居住的地方。主角叫莉娜·扬戈尔，是一个黑人家佣，有一天突然获得一笔意外之财——1万美元的保险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为让家人搬离破烂的公寓，她用一部分钱在白人居住区买了一套房子。出乎意料的是，白人社区派来一名谈判代表，说要回购她的房子。莉娜不断抗争，并表示她们家不会出售住房。这家人既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向敌人的密谋妥协。“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钱。”她解释说，“我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内心如一潭死水。”虽然搬了家，但她知道，在那个旧街区，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都能获得成功。责任的困境——对自己、对家庭和对他人的责任——成为生活的一个特征，也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谜。在2014年观看了这部重新上演的作品后，米歇尔宣称，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剧，并称其为“美国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 * *

在中学最后阶段，弗雷泽三世跟随家人搬到百汇园。他读的是杜萨布尔中学，1953年毕业后考入位于海军码头的伊利诺伊大学，这是一个临时建立的校园，招收“二战”后数量激增的学生。由于经济原因，他选择退学，转而资助弟弟诺米尼读书。诺米尼后来毕业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获建筑学学位。1958年5月，22岁的弗雷泽应征入伍，当时还不到8岁的弟弟安德鲁担心他上战场后会遭遇不测，痛哭流涕。但那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刚好处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和越南战争开始前。他的第一站是伦纳德伍德堡，在圣路易斯西南130英里处。8天后，他被转送到堪萨斯州的赖利堡，6个月后，又被派到德国南部。

在赖利堡，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接受了为期8周的基本体能训练和8周的高阶战斗准备。抵达慕尼黑附近的军营后，他们被编入第24步兵师，不久埃德温·沃克少将出任指挥官。沃克是一个复杂人物，1957年他指挥联邦军队支持小石城中央中学的种族融合政策，但1961年在德国担任指挥官期间，却因在士兵中散播右翼政治言论而被革职。1962年，他竭力反对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入读密西西比大学，后被逮捕。沃克要求部下恪守纪律，勇于献身。在他看来，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将很快转变为热战。拉练和体能训练似乎没有尽头，必须严格遵守规则。“每天都要出勤。每个周六早上都要在营地接受检查，一切都要做到完美，不能出任何差错。”乔·胡格杜斯回忆说。胡格杜斯在迫击炮连服役，与弗雷泽·鲁宾逊同属一个团。服役期间，弗雷泽获得了专家射击资格证书（步枪）和神枪手资格证书（机枪）。此外，他还获得过品德优良奖章。1960年5月23日退出现役，退役时为上等兵。之后4年，他的名字一直在伊利诺伊国民警卫队的花名册中。

* * *

回到南区的那个夏天，弗雷泽已经25岁了。他一边找工作，一边陪伴玛丽安·希尔兹，他未来的妻子。随着非洲裔美国人的不断涌入，到1960年，芝加哥的黑人居民数量已较20年前增加了50万人。这个城市越来越拥挤，变化也越来越大。至此，他的父辈从旧南部邦联来到这里已有近30年的时间，而相对于小弗雷泽过去所遭遇的挫折，这个家族似乎已经开始获得前进动力。在接下来的10年里，登场的是弗雷泽三世和玛丽安，看看他们是如何让孩子成为芝加哥的希望的吧。 AqP6qXOtik6BNRCrcuKQWc4RpVKLSjKEi04YvRrQtLP81ExW2bhCvz7gTog+BL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