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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初，欧洲货币基金会主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讨论会。讨论题目是：关于世界经济变革问题。会上，700多名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巨头，济济一堂，畅所欲言。这次会议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尽管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有一个认识是一致的，即“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企业家时代”、“企业家将由此开辟景象更为繁荣的道路”。
在法国、英国乃至整个西欧，人们有一个最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无论是政府、银行、公司，还是高等学府和科研机关，企业问题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问题。可以说，大家都在为企业操心，为企业的改革进行着探索，对企业寄予极大的希望……
在美国，人们对一般书籍不感兴趣。但由美国经济管理学家毕德士和华特曼撰写的《寻求优势—美国企业家成功的秘诀》一书，一经问世，立刻畅销。仅两三个月，就登上《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畅销书排行榜之巅。至1984年11月，该书的英文版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已达300多万册。
在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人们最珍视的人才是企业管理人才，或曰：企业家。
在中国，一家青年报在1984年5月以“你崇尚什么样的人”为题，在深圳市20多家企业单位的青年人间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崇尚企业家的占57.5%, 名列第一。以下依次排列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占20%）、社会活动家（占12.5%）、政府官员和文化人（均占5%）。
同一年，有人在北京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俊美优雅的年轻姑娘，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已由干部、大学生，悄悄地向企业家转移……
总之，这些从中国到外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欧洲、亚洲到美洲，散射出来的信息集中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企业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那么，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呢？
众所周知，世界之所以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划分为富国和穷国，其区别就在经济增长上。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家历来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经济的发展”。“毋庸置疑，这种对于经济发展和对于合乎人道的经济增长的新兴趣，已经使得经济学在各国的首都成为一门引人入胜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经济增长呢？亚当· 斯密是历史上第一位增长经济学家。他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人口比例的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把增长的因素分为三类：劳动、土地、资本。他们认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因此决定增长的只是劳动和资本积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统计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技术进步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因素被引入生产函数。这样经济学经过200多年的探索，终于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确证了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资本、劳动和技术。
资本是可以增值自身价值的生产要素，也被称作用来生产其他商品的商品。固定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时，就叫资本积累或资本形成。
资本或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它反映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它为未来的生产创造实力。对生产资料的投资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而且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资本积累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进步又反过来导致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由此减少生产一定数量商品所必须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源。因此，资本的投资又是经济上生产率（或效率）的提高过程。资本积累可为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提供机器工具和设备。每个国家社会的和经济的基础结构（如运输、动力、教育等）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建立的。
劳动或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人类生产尤其是商品生产的一般条件。一个国家的生产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部分地取决于一定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技术进步及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其他生产因素增加。有人把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发展的模式分为五种：科学的发现，科学的发明，科学的革新，科学的改进，以及发明的传播和通常与之相伴随的改进。在近代，技术发展与变革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蒸汽机在英国诞生不久，就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各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革命的结果。日本早期的纺织工业是在引进英国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日本通过学习、吸收、模仿西方国家的技术而得到急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形成独立进行技术革新的机制，在各个领域都生产出较高质量的产品，冲击世界市场。
关于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除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之外，自然资源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学中，自然资源是指土地的肥沃程度，土地的位置、组成情况、森林、矿产、气候、水力、海洋等。现有的资源是否丰富，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人们对丰富资源的利用会比对贫瘠资源利用得更好。”
一般地说，人们使用资源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技术、成本和社会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知识。人们能够通过改进技术和增长知识使资源得到开发。因此，一种资源对一定的社会价值就取决于该社会对这种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有关知识和技术水平，也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可达性和开发成本。今天铀是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源，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有铀矿藏的国家总认为这种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资本也好，劳动也好，技术也好，自然资源也好，充其量只是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只注意这些增长要素本身，并不能真正揭示经济增长的奥秘。一位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在分析经济增长机制时，只强调生产要素，就像给出了没有王子登场的《哈姆雷特》。那么，经济增长的国王是谁呢？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Ｊ.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第一次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国王是企业家。正是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熊彼特的观点如投入河中的一颗石子，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熊彼特的见解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方面。由此，经济学界一改过去仅注意增长要素本身的研究方法，开始注意研究隐藏在经济增长要素背后的动力机制—企业家，美国形成一个企业家史研究学派。
企业家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即按照盈利原则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它包括企业管理者、银行家、商人、经营家等。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可以说它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企业家诞生以来，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企业家的性质、特点及内在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企业家的第一代，就是那些富于冒险，又能看到潜在市场、潜在利益、最初创建新企业的资本家，被称之为早期产业政治家。他们以自己的天才创造了一种产业秩序，是经济革新和经济变化的主要力量。这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泪水和血腥的资本主义剥削史。他们被指责为欧洲中世纪在通商大道上向路过他们城堡的所有人勒索钱财的盗贼流寇，又是狄更斯、福楼拜、巴尔扎克等19世纪艺术大师笔下可憎的金钱主义者，为了利润不顾一切的可怜虫。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变革。19世纪末期，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股份公司的建立使生产的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使“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股份公司的建立给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结构以巨大的冲击。1841年，在美国马萨诸塞至纽约西部的一条铁路上发生了一次撞车事故，死了1人，伤了17人。这次不太严重的车祸却成了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事故发生后，社会舆论纷纷抨击无能的铁路资本家管理不了现代高技术的企业组织。在州议会的推动下，该铁路公司实行改革，选拔了一批有管理才能的专家担任领导，而资本家则成了只领取红利的股票持有者。世界著名的“经理制”就这样诞生了。不久，经理制风靡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这场改革的实质是把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开了。经理掌握了企业经营的管理权。这批经理就构成了企业家的第二代。另外，那些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最早进行大规模经营，并依靠经营才能创建了庞大经济王国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汽车大王，也属于第二代企业家的范畴。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又出现了新的合并和改组，形成一批混合的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实行最有效的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它不但囊括的企业数目繁多，而且生产的品种和经营的项目繁杂，经营的地域极广。这样，仅靠一个垄断资本巨头，管理如此众多的子公司就显得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企业的分散，多厂、多产品和跨国性质主要受到来自管理趋向分散化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得不聘请一批精明强干的专业经理，采取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两种体制，从而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又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这些专业化的经理，是在现代复杂、多变、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他们的地位不是来自资本、财产，而是在现代工商业和财政金融业方面的管理知识和才能。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甚至有些是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和各种技术人员。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H.N. 沙伊贝所指出的：“电子自动化和计算机方面的革命，已使有高度技能的技术员，甚至科学家上升到公司组织的顶层。这些技术专家增加了管理人员的职位。”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到各个大学、研究学院去短期学习。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50.9% 的经费来源于不取学位的高级经营人员的培训。这种培训班每年两次，每次3周。美国的阿斯彭人文学院也是著名的培养企业家头脑的地方。这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经理，就构成企业家的第三代。
理解历史的最好办法是观察历史。如果认真翻阅一下近代工业社会发展史，将对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有更加具体和深刻的认识……
蒸汽机的发明是18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由蒸汽机动力推动的工业革命震撼了世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结构，冲垮了一切旧的制度，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由此，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 瓦特在英国和整个世界伟人祠中占据了重要一席，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那么，瓦特是怎样成功地发明蒸汽机的呢？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当然，这并非人们熟知的那样：一天，一个很爱动脑筋的孩子，看到火炉上被沸腾的水蒸气顶起来的水壶盖，触发了灵感，一下子发现了蒸汽动力。事实上，瓦特具有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应有的知识、素质和头脑。他于1736年出生在苏格兰的格里诺克镇。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数学老师，父亲是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兼造船师。瓦特从小就受祖父与父亲的熏染与影响，对科学充满着好奇，常常凝视着家里挂着的牛顿画像和内皮尔（对数发明者）画像，幻想着自己的未来。13岁时，他就在父亲的作坊里制造一些机器模型。后来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在那里他汲取了最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结识了著名的科学家布莱克、罗比森，亲受他们的教诲。他精通法、意、德三种语言，阅读了大量的外国科学著作，并十分认真地关注着科学发展的动态。人到中年时，他不仅在一般的科学知识方面，而且在古代文物、法学、美术、音乐、诗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1761—1762年，他使用帕平蒸煮器，运用刚刚问世的“潜热”理论，开始有关蒸汽压力方面的伟大实验。1769年，他已拟出蒸汽机设计图，并以敏锐的分析力和深刻的理论修养，阐述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可以说，蒸汽机已在实验室中诞生了。
但在当时，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能够做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了。事实上，蒸汽机要走出实验室，从设计图变成机器，有着一系列特殊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问题。他需要有一个具有冒险勇气和眼光，把资本投入一种新的、前途未卜的科学发明事业之中的企业家的帮助。法国经济史学家保尔· 芒图在谈到蒸汽机发明的前途时这样说道：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和利用发明物是另一回事。历史上多少伟大的发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利用被淹没了；又有多少发明，在发明者死后许久，才受到世人的注意。
瓦特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蒸汽机的成功，是由于他在生命的历程中，遇到了两个非凡的、了解他的企业家：约翰· 罗巴克和马修· 博尔顿。
瓦特是1760年由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介绍与罗巴克结识的。当时，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蒸汽机的研究。因为他没有财产，负担不了巨额研究费用，并且债台高筑，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做他并不喜欢的测量员工作。
罗巴克是一位素质极好的企业家。当他得知瓦特在进行蒸汽机方面的研究后，以独特的慧眼认识了它的全部价值。于是，他极力建议瓦特把研究搞下去，并愿意倾资相助。他与瓦特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罗巴克负责偿还其合伙人的债务1000英镑，并且供给必要的资金去完成已经开始的蒸汽机的研究，组织在工业上的利用。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同。由此蒸汽机走出了实验室，进入它即将加以改造的工业世界。
罗巴克对瓦特的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在瓦特迟疑、犹豫，甚至由于接连失败而失去信心时，罗巴克都给予他热情的鼓励，推动他前进。因此，晚年时的瓦特每当回忆起他与罗巴克的情谊，总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心情。他说：“我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他的友好鼓励，他对科学发现的关心，他敏于想出这些发现的应用，他对交易和工业的深邃认识，他的远大眼光，他的热心的、慷慨的和积极的气质。”
第一台蒸汽机诞生于1769年，但是，它很不完善，可以说是一个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思想的不完整体现。不久，就被人们抛在一边了。蒸汽机的实验处于停顿状态。这时，瓦特的合伙人罗巴克所经营的企业也遇到了一系列经济困难。1773年，罗巴克破产了。他没有享受到他倾注极大希望的蒸汽机的研究成果。不久，另一位企业家，闻名遐迩的索霍工厂老板马修· 博尔顿与瓦特的合作开始了。
马修· 博尔顿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眼光远大、品格正直、具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之一。工业企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致富的手段，而且是一种事业，他力求使这种事业达到完善的程度。1765年，他在制造装饰用的铜器时，把法国装饰艺术的杰作摆在面前，并请人从意大利寄来最精美的古代模型复制品。他热爱科学技术，深知它们的价值，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英国著名的医生、植物学家达尔文博士，天文学家威廉· 赫谢尔，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约克斯·班克斯爵士等人，都是他“月亮会”
的殷勤会员。很早以前，他就知道瓦特和他进行的伟大研究，并明确向罗巴克表示希望参与合作。罗巴克的破产给他提供了遂其心愿的机会。他提议，只要罗巴克把和瓦特合作的合同转给他，1200英镑的欠账可以一笔勾销。
有人说，博尔顿廉价买下了一项具有无限价值的权利。但在当时，这项价值还没有确定，离它震惊世界似乎还十分遥远。“那一切还只是影子，纯粹的想象，要使它实现，还需要许多光阴和金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1200英镑，以及不久将要投入的更多资本，似乎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气拿出来的。
作为合作者，博尔顿比罗巴克有更多的优势：他资本雄厚，所经营的索霍工厂在冶金工艺方面比较完善，有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等等。这些都是瓦特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博尔顿交给瓦特的就是支配这一切的权力。
蒸汽机的研究沿着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着。失败以及资金方面的困境阻碍着那位伟大的发明者，也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但难能可贵的是，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成功深信不疑，充满着希望。这与那位经常处于悲观、沮丧状态中的发明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博尔顿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激励、安慰瓦特。他的这种积极、自信的性格正好是瓦特悲观、沮丧、胆怯性格的平衡力量。博尔顿硬推着瓦特向前走。
1781年，世界第一台真正的蒸汽机终于在索霍工厂诞生了。飞快转动的蒸汽机轮子最早在索霍工厂推动了鼓风机、滚轧机和汽锤，接着它又在伯明翰、曼彻斯特、伦敦和欧洲各国，推动了面粉厂的磨面机、纺纱厂的纺纱机、陶器厂的燧石磨……最后推动了整个世界。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蒸汽机的隆隆巨响中诞生了。当人们欢呼这个伟大时代到来的时候，不会忘记詹姆斯· 瓦特，也不会忘记约翰· 罗巴克和马修· 博尔顿。
其实，在18世纪的英国，不仅仅是蒸汽机，而且英国产业革命中的所有技术变革，都是由企业家之手推动的。
我们知道，开启英国产业革命大门的是飞梭的发明。英国的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移植性产业，在国内受英国传统的毛纺织工业的排挤，在国外又遇到印度等国家优质棉纱、布的激烈竞争，由此，给它的技术创新以很大刺激。“飞梭”很自然地在这个产业的摇篮里诞生了。飞梭发明后，加快了织布的速度，提高了织布的效率，打破了纺与织的平衡，出现了严重的纱荒。这样，纺纱工序的革新和新的生产节奏的产生就成为了必要的。1738年，一个名叫约翰· 怀亚特的人产生了一种想法：纺纱中用手工抽线的工作可以用一个抽纱滚轴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装置打开了技术发展的途径。后来，他与刘易斯· 保尔合作，发明了第一台纺纱机。尽管发明人已预见到这项发明将给制造商和整个英国带来利益，然而他们自己非但没有受惠致富，反而负债累累，穷困潦倒。他们创办的比安普顿纺纱厂（这座工厂是世界所有大工厂的始祖），因缺少资本和完善的经营管理而破产了。后来，他们的企业设备被一个叫理查德· 阿克赖特的企业家买去了。
阿克赖特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企业家（关于这一点，后面将有详述），他在怀亚特和保尔失败的地方，创建成功了世界第一座近代工厂—克罗姆福德纱厂。此后，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兰开夏、德比郡、曼彻斯特等地的工厂都是按照他创建的工厂制度建立的。一个当时颇为著名的企业家罗伯特· 皮尔爵士说：“我们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阿克赖特的名字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闪耀着光辉，他代表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经济制度。他是近代工业的创始人。
由此可见，英国能在18世纪首先进行产业革命，并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稳坐世界经济帝国的宝座，与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最早形成像阿克赖特、罗巴克、博尔顿这样一批具有卓越经营组织才能的企业家具有密切的关系，是他们推动了18世纪英国的技术变革，并把这种技术变革转变为产业革命。企业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动机。
当然，我们从英国18世纪产业革命的辉煌成就中所得到的启示远不止这些。企业家不仅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动机，而且是世界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发动机。
众所周知，大工业生产强烈地需要科学。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工业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然而，工业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强烈需求是受利润原则支配的。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为赚取更多的利润，而精心选用效率较高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以生产出质量好、价格低廉、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产品。由此，一位经济学家颇有见地地指出：19世纪西欧的技术变革是由在竞争性价格机制中起作用的私人企业推动的。这种价格机制从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刺激和推动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
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对技术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切技术变革都是科学发现的结果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了。18—19世纪，西欧的技术变革主要是由经济动力推动的。首先提出技术变革问题的是想要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企业家，而不是关在书房里的专职科学家。需要是科学的母亲。社会一旦有了对技术上的需要，它将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这个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被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敲掉锁链，以意想不到的神奇速度发展起来。这都应归功于企业家对科学技术价值认识的独特历史眼光，以及由他们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强烈社会需求。
另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已是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的真理。但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并不等于生产力。在它与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之前，它只能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被及时地应用到商品生产中去，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和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它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结合需要一系列环节。这里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最初的纺织、煤炭开始，到电力、铁路、钢铁、石油、汽车、合成化工、电子技术等新产业的相继出现和发展，都是由企业家冒险而又合理的行动才得以实现的。据曾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技部主任的萨里蒙教授的研究可知：一项技术或一项产品，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技术开发到投入市场，其投资费用的比例是：1:10:1000。很显然，从事科学研究的是科学家，从事技术开发的是工程师，最后将产品投入市场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在资本的利用中，承担着十倍、百倍于科学家、工程师的风险与责任。科学家的创造是包含着可能迸发出巨大生产力的知识；工程师通过技术开发，把科学知识转化为人类实际有用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发明和创造要真正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成为巨大的现实生产力，就必须依靠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
由此，我们发现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加速进步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家是轴心，或者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推动着科学的发明和创造。科学家发明和创造的成果，又被企业家应用到经营和生产中去，转变成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商品，把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循环往复，科学技术被企业家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使经济不停地并且加速地向前发展着。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全部的“工作”原理和特征。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难题：即发明最多的国家并不一定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这是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四项发明。但它在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只是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大一统社会的工具而已。相反，它们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土壤中却开了花，结了果，起到改变世界面貌的巨大作用。在19世纪，法国具有很高的纯科学倾向，但发明首先影响英国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苏联的科学发明较之美国、日本并不算少，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低于美国与日本。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英国与苏联科学技术进步的机制不完善。美国在企业家的推动下，把科学发明与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蕴藏在科学技术中的生产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技术发明少，但它拥有一批成熟的企业家，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发明，因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日本速度”。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进步机制更加成熟了。许多大的集团、公司都拥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技术开发中心。投入到科技开发上的资本愈来愈多：美国福特公司的科研费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6%, 日本松下公司占8%, 日立公司占20% 。
另外，自1930年代以来，有许多企业家本身就是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转化而来的。“学者企业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成为企业界的一支劲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著名的硅谷地区，就是这些“学者企业家”的杰作。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把科研与市场的需要及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大胆采用先进技术，创办高度知识密集型企业。结果，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了。
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 马丁计算，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初每10年增加1倍，20世纪70年代以后每5年增加1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成果变成商品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周期大大地缩短了。据对一些重大的技术发明的调查发现，18世纪的转变周期大约是100年；19世纪缩短为5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3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1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9年；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转变周期一般只需5~8年，快的2—3年。1980年代被称为高技术时代，面对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企业家的作用在日益增大。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从那以后，时间又过去了100多年。这100多年生产力的发展，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100多年所不能比拟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进步的恩赐。但人们不会忘记，推动科学进步，并把它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是成千上万个企业家。
他们（企业家）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组织者。……总之，他们使社会的各个部分协同一致。没有他们，第二次浪潮体系就不可能运转起来。
—阿尔温·托夫勒
1945年8月15日，在一艘名为密苏里号的军舰上，日本军事当局无条件地向远东盟军司令部递交了投降书，宣布战败，由此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血腥的军事帝国生涯。当时的日本，没有煤、没有石油、没有铁、没有粮食、没有铝矾……只有军事帝国留下的一片废墟，许多日本人靠“典卖度日”。但仅仅过了20年的时间，它就以一个经济帝国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界上。20世纪60—70年代，它创造了平均每年增长11.3% 的世界第一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1945年夏，日本的人均收入是零，当年底为20美元；1980年则增长为1.2万美元，超过经济大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奇迹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令西欧、美国瞠目结舌。一时间“日本名列第一”“来自日本的挑战”等论文、论著充斥于世。1970年代，著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他的五极政治结构中，把在“二战”中战败的小小岛国—日本算作一极，可见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亲自缔造的“使几千万人丧生的第三帝国崩溃了，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饥饿”。
一个名叫哈特里奇的美国人这样描述道：“……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神秘感随着遭受战争破坏的城镇瓦砾中飞扬的尘土而烟消云散。在拥挤的医院里，几十万伤残人员没有止痛药；身着黑服的妇女排着队等待领取日益减少的食品；防御严寒的取暖用煤匮乏；成千上万人不得不栖身于拥挤不堪的房间和防空洞里，毫无私生活可言；人们失去了存款和养老金，所得到的只是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的帝国马克。由于经济生活从缓慢走向停止，壮劳力失去了工作和工资。最后德国人不得不面对惨淡的前景，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继续保持着低水准的生活。……德国进入17世纪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但仅仅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6000万幸存的德国人就从失败和破坏的深渊中爬出来，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战后欧洲的超级经济大国。今天的德国人，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用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各种型号的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发动机等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商业桥头堡。一个破了产和丧失经济能力的国家，它的全面复兴会使人想起神话里从灰烬中再生并重获青春活力的长生鸟。一切都像魔术一样，因此，人们也称之为经济奇迹。”
那么，联邦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
当然，特殊的时间、地点、外部因素，如美国的援助、冷战、科学技术进步等，都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恢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因素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一种内部机制。不然的话，难以解释世界上许多国家拥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和机会，却没有创造奇迹。
日本与联邦德国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中，积累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财富—企业家，形成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机制。
先谈谈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大致从1838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1848年以后，出现了工业革命的高涨阶段，18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革命。1870年以后，联邦德国的工业出现了跳跃性发展，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在联邦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培养了一批精干的企业家，推动联邦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外交史学家G.P. 古奇在总结联邦德国这段经济发展史时指出：“……使联邦德国强大的不单是政治家和勇士，而且还有化学家、银行家、发明家、船舶主、钢铁大王和煤炭大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致力于学习、吸收、比较世界各国的先进制度，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推进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它开发了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人才资源。这不仅是指日本整个民族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由于日本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家产生和生存的环境，成长起一批具有奋斗精神和创新才能的企业家。明治时代企业家群的兴起，使日本形成一个学习、吸收、创新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及管理知识的机制, 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个国家失去了一切，缺乏一切, 但却拥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财富，即企业家。联邦德国经济恢复的设计者，亚当· 斯密在当代的顽强化身艾哈德教授在反驳联邦德国许多悲观论者的观点时指出：“他们只看到联邦德国静态生产力的贫乏，而没看到联邦德国的人力资源。几百万熟练的劳动力和大批企业家，是动态的、无形的生产能力，他们的创造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将使经济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增长。”他在联邦德国经济十分混乱的时候，冒险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十分坚强的信念，即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资金等会有帮助，但真正的国家财富在于竞争的技巧和智能。联邦德国的未来掌握在一批受过教育的优秀人才，以及雄心勃勃、富有经验的工业企业家的双手和头脑之中。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这批富有经验的企业家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在逐渐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以极大的热情整顿了被战争破坏的工厂、商店，点燃了许多熄灭于炮火之中的高炉，为重建新的工业结构提供资金，把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送上轨道并快速发展起来。结果他们填补了战争造成的经济真空，在全国资本货物和库存物资已消耗殆尽时，生产了货物；在遭受战争破坏和彻底毁坏的工厂环境中，恢复了生产。几十万工人有了工作、收入和稳定的生活。产品生产出来了，商店里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被称为“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宠儿”的威利· 施利克尔是德国实业界通过个人奋斗而发迹的最突出的人物。他出身低微，没有靠山，父亲是一个普通的造船工人。战后，他一无所有。但他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发达的大脑，以及对鲁尔钢铁业极为丰富的知识，做出了一番光辉的事业。最初，他经营钢铁贸易；接着经营煤炭，把大西洋彼岸的无烟煤运到联邦德国出售，解决了联邦德国炼焦煤奇缺的困境；之后，他又投资造船工业。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竞胜，他最早把电子计算机、电子控制和装配线生产方法用于造船工程。联邦德国成为造船大国与这位企业家的努力不无关系。不久，他就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拥有23家公司的工商联合企业的企业主了。
1963年7月，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实业家的照片，照片说明是：“钢铁经理佐尔。”对于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汉斯· 贡特尔· 佐尔来说，这是一顶当之无愧的桂冠。是他，在被炮弹炸毁了的钢铁厂的废墟上，创建了欧洲最大的钢铁王国—奥古斯特· 蒂森钢铁公司。人们清楚地记得，当他接管这家公司时，它与战前的规模相比，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工人由1.1万名减少到2200名；工厂中11.6万吨设备已被盟军拆除，余下的一半不得不废弃。这座工厂还能恢复吗？只有上帝才知道。但雄心勃勃的佐尔一进公司就提出了三个奋斗目标：把这个公司重新建成鲁尔最大的钢铁公司，恢复战前的显赫地位；把它建成欧洲拥有先进技术的钢铁生产单位；整顿联邦德国的钢铁工业，使它在将来的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他有一句闻名全德钢铁工业的名言，即：“任何人如果不能保证他的公司长期盈利，使公司有能力支付至少14% 的股息，并能留下14% 作为储备，那么他就应该被活埋。”他没有食言。经过25年的奋斗（至1973年），蒂森钢铁公司已成为钢铁工业巨人。它接管了8个钢铁厂及其分厂，还有两家造船厂。奥古斯特· 蒂森联合企业总生产能力为年产1500万吨钢，总销售额为50亿美元以上，居于世界第三大钢铁公司之位。
海因茨· 诺德夫是一个工程师，他于1948年受英方委托出任大众汽车厂厂长。当时的大众汽车厂条件相当艰苦，没有厂房，工人们在临时搭成的组装棚里装配汽车。但诺德夫上任后，引进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些生产技术，也发展了自己创新的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该厂生产的大众牌汽车可以与亨利· 福特公司的T 型汽车并驾齐驱，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路上奔驰。1968年，大众汽车公司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其总收入在联邦德国企业中居第一位。
当然，在我们谈论重建联邦德国的实业家时，不能忘记鲁尔的企业大亨，更不能忽视支撑实业界的擎天大柱，即联邦德国金融王国里的银行家们。从历史上看，联邦德国的银行家与工业家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银行控制了联邦德国最大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70% 的股份。他们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使他们享有“工业战略家”的盛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联邦德国经济恢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有三大银行，即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他们在币制改革后的严峻岁月里，把这个国家的信贷和金融结构重新组织起来。他们为了挽救国家濒临崩溃的经济，不惜冒着破产的风险，推行新的筹集资金的措施，资助各个工业企业修复和重建破烂不堪的工厂和设备。有时，他们打破常规，向债户发放相当于本身资金10倍甚至20倍的贷款。巴登苯胺和苏打化工公司当时除了一块地皮，被炸毁了的工厂，一堆破旧的机床，少数工程师和工人，及他们想工作的愿望之外，便一无所有了。但德意志银行毅然贷款给它，使它迅速恢复了生产。卡尔· 蔡斯光学仪器厂的重建更为典型。这项工程估计需花费1.2亿马克。但这项投资的唯一保障仅仅是1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门技能。但德意志银行毫不犹豫地为这项工程拨了资金。不久，大量光学产品和照相机生产出来了。标着“蔡斯”商标的产品出现于世界各大市场。
历史下了结论：企业家是重建联邦德国的匠师，第四帝国的缔造者，创造经济奇迹的人。那些在极不利的条件下重建了被战争破坏的企业，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王牌空军、隆美尔式的英雄人物的地位，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与联邦德国相似的是日本在战后也致力于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禁止垄断、解散财阀、建立自由竞争为主的市场经济等。这些改革大大促进了战后日本竞争机制的完善，把企业置于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使各个独立的企业家都拥有主动创新的机会，开发了日本人才资源的优势。另外，战后日本政府与企业界保持着亲密的伙伴关系。它在税收、银行贷款、立法、政府订货、发放研究新产品补助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植，刺激企业家的积极性，使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保持活力，推动日本经济发展。
闻名世界的企业家盛田昭夫所经营的索尼公司的成长过程，是战后日本崛起的一个缩影。1946年，索尼公司以20名工人和500美元资本，在东京一家被炸毁的百货商店的废墟上成立了。
它机器设备残缺不全，带着明显的战争创伤。但盛田昭夫和亲密的合作者井深大依靠特殊的组织才能和技术创新精神，从美国引进晶体管技术，研究、开发出新产品—袖珍晶体管收音机，一举成功，打进美国市场。以后，这个公司又相继开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产品：调频调幅收音机、5 英寸晶体管电视机、台式计算器、磁带录像机、单枪三束式彩色电视机……并且，他们依据“资源、地理、资本的优势”，实行就地生产，把资本、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地。比如，他们在美国的圣地亚哥设立了圣地亚哥彩色电视机工厂；在法国的巴莱纳设立了巴莱纳录音带工厂；在英国的南威尔士设立了布哈里德彩电工厂……由此，索尼一举成为世界性企业。SONY 广告商标，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家喻户晓。
除盛田昭夫外，在战后日本经济振兴中成绩卓著的还有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御本幸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属于强大的财阀集团，没有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依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一个极小规模的企业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企业。他们经历过挫折，甚至破产的考验，但他们以特殊的企业家精神和组织管理才能取得了成功。
本田宗一郎是靠生产摩托车起家的。1963年，他决定进入汽车行业。当时，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强手如林。仅就发展较晚这一点来说，他失败的危险是很大的。但本田宗一郎坚信，以独创的技术，生产独创的汽车，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结果，本田公司生产的汽车畅销世界各地。他的成功也使他的经营哲学“不模仿别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下幸之助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早年生活坎坷，当过火盆店的小伙计。他的松下电器公司是从100日元的小企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1946年，盟军占领日本，他的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他本人受到被开除公职的处罚。但幸之助没有被打垮。他从打击中站了起来，以不屈不挠的意志重建了松下电器公司。此后，他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把它建成盈利居日本第一位的松下电器集团。1969年国税厅高收益企业一览表中，松下电器公司赫然列于第一位，所得税额高达899.06亿日元。1979年，松下每个职工的销售额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菲利浦公司的两倍以上，它显示出松下奇高的劳动生产率。
过去，日本以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著称，今天的日本则以拥有大规模的企业公司、最新技术和企业组织而闻名。正是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日本在许多领域里都出现了优秀的企业。
日本企业家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危机时期。1973年至1982年，日本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严重的是1970年代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最大的石油输入国日本将受到沉重打击，日本经济将难以重整旗鼓。但事实嘲弄了这些经济学家。日本经济不但顺利地度过1970年代的困境，而且仍然以比其他发达国家快1倍左右的速度增长着。支撑日本经济度过危机和困难的是日本企业家。他们把石油危机变成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动力，实行“减量经营”，即把企业的指导思想从1960年代扩大企业规模转变为提高企业素质。具体措施是：裁减生产人员，充实科研和销售部门；缩小低收益业务，加强高收益业务；归还企业债务，减轻利息负担；精简企业机构，提高企业适应能力等。同时，加强技术开发，推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1970年代日本的企业经营管理引起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像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这样的企业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信誉：松下幸之助的照片两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盛田昭夫荣获英国皇家学院授予的1982年度阿尔伯特勋章
。
日本和联邦德国，这两个在军事帝国废墟上崛起的经济帝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工业社会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丰富的资源、充足的资本、雄厚的技术实力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单纯的资源、资本、技术优势并不一定会使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这里有一个生产要素的组合问题，即按一定的比例和结构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以生产某种商品和劳务。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并不是要素的相加，而是要建立一种函数关系。它的原则是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一切取决于把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和想象力。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知识和组织，组织机构是工业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承担组织任务的就是企业家。他们理所当然地取代封建的贵族、军人、骑士而成为工业时代所推崇的英雄。因此，一个工业国家企业组织完善与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关键要看它有没有一个成熟的企业家群。
企业家是在充满着竞争和风险的市场机制中履行组织者职责的，他们面临的是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这需要企业家具有特殊的素质，不怕冒险，敢于创新，大胆引进新的经济关系，革新经济结构，管理、推动、指挥和协调经济活动。企业家的组织创新过程，同时也是旧技术、旧组织和旧市场的破坏过程。经济组织的变化，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科学技术水平下，各种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内在要求。
最早的一批企业家，利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把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变成大工厂制度，曾呼唤出惊人的生产力。如前所述，英国由于它最早形成了一代商人和企业家，建立了大工厂制度，因此，也最早实现经济起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雄踞“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19世纪末期，以汽车、钢铁、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兴起时，英国的企业家由于失去了创新精神，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企业组织陈旧，失去了经济帝国的地位。而在大西洋彼岸，一个从殖民地上独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却趁着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之势，突然出现在世界地平线上，并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首位。
美国在较短的时间神奇般地兴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独占鳌头，是许多相互联系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丰富的资源、矿藏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上帝给予美国人的最大恩赐。很难设想，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煤、石油、铁矿石、铜、铝、锌、镁等矿产资源，美国的工业会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但是，要真正把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潜在能量发挥出来，必须依靠企业家。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吉尔伯特· C. 菲特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企业家的组织与管理，自然资源再多也不能使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成长起一批卓越的企业家。这批人的主要特点是，没有传统束缚，富有冒险、开拓和创新精神。他们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及时抓住19世纪末期的新技术，创造出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采用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为美国的经济起飞做出了贡献。
铁路大王詹姆斯· J. 希尔、科利斯· P. 亨廷顿、爱德华· H. 哈里曼、范德比尔特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高效率的交通运输系统。1902年美国的铁路线几乎已直接通过或接近所有的大小村庄了。这个庞大的铁路网促进全国性市场的建立，直接带动了钢铁、煤炭、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成为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与此同时，钢铁大王安德鲁· 卡内基等为铁路大王和大批新兴的工业企业家准备了充足的钢铁；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在未来的能源世界中占居重要地位的石油的价值，建立了一个石油王国，向工业企业家和人民源源不断地供应着石油；银行家T.D. 摩根，詹姆斯· A. 斯蒂尔曼，则建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为实业家们准备了他们“叱咤风云”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并且，他们自己还以特殊的金融家才能，把资金投入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部门。
美国这个时期，由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而获得的资本积累速度特别快：1869—1881年间约为240亿美元，1882—1910年则增为600亿美元。据估计，1850—1910年，美国的资本供给增加了10倍
。就资本形成而言，1865—1914年间，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22%~25% 。由此可见，美国企业家把大部分资本积累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从而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能力。
美国这一代企业家大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艰苦创业史。卡内基过去当过纱厂童工；洛克菲勒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账员。尽管作为唯利是图的企业主，他们都有种种劣迹和恶行，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是富有想象力的企业组织天才。由于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卡内基的墓碑上写着：“睡在此处的人，有网罗人才的手段与胸怀。”对洛克菲勒，人们称他是具有创造性的英雄，一位实业界巨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始向多样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既有跨越全球的跨国公司，也有以某种新技术和新产品立足于世的、精干灵活的小企业；既有以经营产品为主的硬件企业，也有专门提供信息、咨询的软件企业。企业家正是利用这种多样化、多层次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企业领域里，创造着经济奇迹，推动整个工业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伟大的21世纪，面对着群雄竞起的世界局势，谁将夺得“金牌”，就要看她在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中，是否具有迎接挑战的能力；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选择时，能不能及时地抓住机会。捷足者先登，这是历史的结论。
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崛起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工业化时代，丰富的企业家优势可以转化和代替资本、资源、技术优势。因为，工业经济本身是一种世界性经济。马克思早就指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现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依赖日益增强，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样，各种生产要素，遵循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组合。从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本、技术、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就成为现代人的经济观念。跨国公司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大经济观”，即在全球范围内贯彻专业化分工的原则，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哪里开发资源最有利，就在哪里开发；哪里发展技术最有效，就在哪里发展；哪里生产零部件最经济就在哪里生产；哪里的市场最佳，就在哪里结合市场的需求，将零部件装配成产品，满足用户的需要。
世界经济大国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 ，但却消费掉世界所产能源的32% 、原料的40% 。经济发展速度“名列第一”的日本，其能源的85% 依赖于海外。此外，日本的资本、商品又大量地输出到海外。据统计，1984年，日本的资本输出额为500亿美元，在海外的资产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明显地呈现出出口主导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说明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个以成熟的企业家群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就能在全球范围内吸收、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在世界各地收集情报、推销产品、设立工厂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日本经济帝国的崛起，是世界上以企业家优势替代资源、技术优势，弥补其国家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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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企业家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方面。19世纪末，美国学者在研究了企业家的地位和影响后惊呼：“经营企业远非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哲学、道德，也是一种必需。”其影响范围包括政治、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美国的政治变迁、总统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台”。然而，决定政治变迁的是企业家集团。由企业家形成的社会阶层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中坚，它操纵了社会的一切。或者说，整个社会机器都是围绕着企业家运转的。
1976年夏天，英国首相詹姆斯· 卡拉汉访问波恩时，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特· 施密特向他建议：“今后各政府首脑出席欧洲经济共同体最高级会议时，他们各自的代表应该扩大一些，让一些银行家、实业家参加进去。”他说：“在西德，鲁尔的实业家、法兰克福的金融家是参与国策的。”
1978年，日本农相中川一郎赴美与美国特别交涉代表斯特劳恩就日美两国牛肉输入区域限制问题进行会谈。结果，因观点分歧，导致决裂。斯特劳恩发表了从未有过的、激烈的非难日本的声明，日美关系进入二战后最坏的状态之中。就在日本农相带着失败的沮丧心情将要离美回国之际，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得知消息，从中斡旋，使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摒弃前嫌，取得了一致意见，日美关系避免了一次严重危机。日本首相在谈判功成垂败之时，感慨万端地向记者说:“多亏了一个企业家的帮助……如果没有他，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在当今世界上，由企业家组织的国际咨询会、研讨会、贤人会议，在国际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政治家在考虑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时，都不能不征求企业家的意见。企业家支配着大大小小的经济王国，也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企业家、中层经理和“名副其实的决策者”，都曾被选作低收入国家中最稀缺的资源而给予关注。这意味着，如果这种人的供应量较大，发展将进行得更为迅速。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布鲁斯·赫里克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全部的努力和渴求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实现经济起飞。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呢？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足，只要输入大量的资本、技术设备，就能实现经济起飞。但他们看到的是悲惨的失败。在纽约称得上最优秀的投资项目，在安卡拉和仰光却一败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设备，搬到开罗，可能是一堆废铁。只拥有一定的资源、资本，引进一些技术设备，并不能建成一个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出贫穷峡谷的企业经济体系。
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其战略重点要放在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上，其中重要的是不断扩大物质资本的投资。但人们发现，一些资本积累率很高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起飞。
痛苦的现实迫使人们打破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框架，考虑生产要素之外的东西。不久，人们终于发现，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瓶颈。
一、会跳舞的蒸汽机
民主德国著名的教授于尔根· 库钦斯基在他撰写的《生产力的四次革命》一书中，讲了两个有趣的故事：2000年前，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赫隆的人，发明了蒸汽机。之后，他用蒸汽发动水泵，让水泵跳舞，以此取乐。
18世纪中期，正当英国年轻的资本家竞相采用蒸汽机在矿井里抽水，带动纺织机，推动大工业发展的时候，黑森地区的一位封建主也赶时髦买了一台。不过他只是为了用蒸汽机使自己花园里的喷泉喷得更高一点而已。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有关。很难设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蒸汽机会有别的什么更好的用途。因此，当时尽管有一些发明和科学技术，但因社会没有需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漫长而黑暗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湮没了多少人才和伟大发明。
当然，处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20世纪，没有人让蒸汽机跳舞了。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少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市场经济不发达，企业缺乏需要科学技术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压力，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不足，形不成刺激技术进步的机制。其结果，科技人才的地位低下，科研与生产严重背离，大量的科学发明被封闭在科学家的头脑里、资料室里或撰写的科学著作中，致使科学技术处于严重萎缩状态，技术进步停滞不前。
本国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示范效应，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和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组织大量的资金，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但是，由于受企业家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后，并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用：一种情况是，人们对技术设备的价值缺乏认识，大量的机器设备引进后，被当作“金元宝”放在仓库里，自以为奇货可居。
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金元宝”变成了废铜烂铁，造成技术资本的巨大浪费。此外，缺乏必要的原料和配套设备，也是造成设备闲置的重要原因。我国某单位，1964年花了5000万元从国外引进了一套318毫米的无缝钢管机组，照技术设计每年应生产15万吨无缝钢管。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多方面的原因，该机组直至1979年仍在仓库里睡大觉，白白损失了16年的生产力。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缺乏与一定技术设备相适应的管理水平，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后，它所要求的各种“生存环境”建立不起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形不成最大的经济效益，由此造成先进技术设备不能先进利用。其实，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并没有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所在。近年来，许多外国专家考察中国企业后认为，就以现有的设备，只要改进一下管理，就可以提高产值50% ，甚至1倍以上。这并非是耸人听闻之言。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先进技术设备引进以后，由于缺乏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满足于对引进技术的使用，而不能形成吸收、消化、开发、创新技术的机制，“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引进，三号机还是引进。”花了大量的外汇，非但没有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进入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反而造成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有的机器引进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更新，渐渐地变成了古董，技术进步的路被封闭了。
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在经济发展中有许多教训，其中最突出的是忽视了对企业家素质的培育，大部分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积累式的技术进步机制。虽然，我们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解决了卫星上天、回收的尖端技术，而一些企业的普通产品却过不了关。同样是引进技术，日本企业经过改造、吸收、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研究开发出新的技术产品，中国却没有。近年来，许多外国学者再三告诫：阿拉伯富豪那种买进技术、买一个现代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机制。这种告诫很值得我们三思。
二、张之洞和他办的钢铁厂
1890年，中国有一个名叫张之洞的官僚，在武汉市创办了“汉阳钢铁厂”。汉阳钢铁厂比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大概晚了不到20年（卡内基钢铁公司1873年创立、1875年建成），但结果却差了十万八千里。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最后成为美国甚至世界最大的钢铁王国，大量的优质钢铁从这个王国中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和世界各个工厂、企业；而张之洞的汉阳钢铁厂，号称东亚最大的钢铁厂，从筹设到开工整整用了7年时间，耗费白银500万两。但开工生产后，其产品质量低劣，制造出的钢轨含磷过多，容易脆裂，以致利用官府力量，强制购买，都难以维持“销路”，每年造成巨大亏损。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当然与张大官人的素质有关。
我们知道，一座规模庞大的钢铁厂在建立之前，必须对钢厂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地质条件、技术设备，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科学论证，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这位张大官人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盲目选址。一座钢铁厂，在生产的过程中对于焦炭和铁矿石有大量的消耗。因此，理想的厂址应是靠近煤矿、铁矿的地方。这样运输方便、减轻成本，能使钢厂获得充足的原料和燃料，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但张之洞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指标不是生产成本、经济效益，而是管理是否方便。他最早在广东省做官，便决定铁厂建在广州的凤凰岗。后来，他改做湖广总督，便把铁厂迁到湖北的汉阳。
汉阳既不靠近煤炭产地，又不靠近铁矿产地，各种原料、燃料都要远道运来，影响了生产，提高了成本。汉阳钢铁厂原来设置两个化铁炉，钢厂的所有固定资本都是为两个化铁炉一齐开工而设置的。但由于燃料供给困难，该厂只能开一个炼铁炉，造成大量资本闲置，提高了每吨铁所负担的固定资本数。另外，大量的焦炭从河北省的开平煤矿远道运来，增加了运费，提高了成本。
第二，盲目购机。比盲目选址更为愚蠢的是盲目购机。人们知道，钢厂的主要机器设备炼钢炉是根据铁矿石的质量设计的。不同质量的铁矿石，必须选择不同型号的炼钢炉。张之洞向英国人订购机器时，对方提出，把中国的铁矿石寄来化验，以决定哪种型号的钢炉适用。然而这位张大官人却非常自负地回答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照英国所有者购买一份可也。”结果，订购了英国使用酸性炼钢法的贝色麻钢炉。上帝和这位糊涂的张大人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就贝色麻钢炉来说，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设备。过去旧的炼钢炉需3个星期炼出一炉，贝色麻钢炉只需20分钟就可炼出一炉。但贝色麻钢炉有一个制约条件，即必须以含磷少的铁矿石做原料，方能炼出质量好的钢来。否则，必然影响钢的质量。而汉阳铁厂所用的大冶矿的矿石偏偏含磷量高。由于贝色麻钢炉除磷能力差，用这种矿石炼出的钢含磷量高达0.25% 左右，远远高于铁路钢轨所限制的最高含磷量标准（0.08% 以下），不能使用。
就这样，各种生产要素在一个封建官僚手里，以最差的组合方式组合在一起了，怎么能设想它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呢？
其实，像张之洞办钢铁厂这样的事例，不仅存在于中国近代，就是现代，在发展中国家也俯拾皆是。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固然生产要素不足是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原因。就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来说，他并不缺少资金，也不缺少炼钢所需要的煤和铁矿石，一个钢厂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他也从国外请进来了。但他并没有建成一座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很高的钢铁厂，其原因就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封建官僚而不是一个企业家，他所具有的是一个封建官僚的城府、修养和才能，缺乏企业家那种把许多生产要素最优组合在一起的素质和想象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失败教训就是只把眼睛盯在生产要素上，而忽视了对企业家的培养。工业企业、金融业、商业大多操纵在愚蠢的官僚和素质极差的管理人员手里。由此造成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十分低下，影响了资本的形成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资本形成率的高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正是资本形成导致资源开发，导致市场必不可少的扩大；导致生产的专业化；导致工业化的完成。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率一般是12%~14% 。而发展中国家只有5%, 或者更低。结果，不但引进的大量外国资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且国内已有的资本、资源也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配置，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缺少资本、资源、技术更重要的是缺少企业家。没有形成一个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从而使整个经济缺少活力和发展的内在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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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部历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史，说明一个道理：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历史是由组织者推动的。
—无名氏
科学技术代表积累的知识，创新代表着崭新的想法。用数学的语言来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创新对时间的积分，而创新是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微分。一般来说，积分的影响重大，但对变化的环境迅速做出反应的却是微分。
—李跃滋等《教育和工业中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