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还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建筑”的书，这似乎是对于相关母语文献匮乏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人们习惯了流水线制造连夜攒就的“论文”，殊不知“论文（essay）”绝不是简单地以立场代替知识，以知识代替问题的，总合了立场、问题和知识而在西方同类思想中汹涌而来的“智识”（intellect），使得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建筑写作都有些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双重的沉重感撕扯着我的神经，使得围绕着“中国建筑”的讨论不能尽欢于学院高阁的“白”。这种沉重感，当然，首先来自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纯净的、充满“杂声”的物质现实：一家人拘于数平方米的城市斗室中的成长经历也许还算不上什么，那么，描绘我们这个古老而庞大国度的通景画一定是更为触目惊心的，它不能被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所囊括，而一定是摇摆于汗漫和具体而微之间，那是费正清为《两种时间》（ Two Kinds of Times ）写序时所谈到的亟须“福楼拜、笛福、巴尔扎克”三支大笔而不能尽书的故事，是值得每个曾经在这里浸透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某种真实的原境。

然而，即便经过苦苦思索，我却始终无法确立这样一本著作的准确体例，它无法是年谱、地志式的小尺度编目：甲、乙、丙、丁、卯；A，B，C，D，E。也不能是19世纪博物学家的百科全书那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这样的缺憾既因为学力所及，也缘于今天这样一个现实：以有限的智力和知识构造一个无限圆周式的体系，终将是在时间的螺旋线上游贻笑大方了——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只有一个：抓住某些紧迫的、有感的、具有举一反三作用的议题。

本书收录了我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对于当代建筑问题特别是“中国建筑”的思考，也算是从以上感悟出发，对于“中国现实”的某种答卷。它们绝非面面俱到，充其量，只是由于连续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的整一性，保证了它们较为完满的感性和真实；与此同时，既然是某种面对现实的思索，那么就无法不同时面对广阔的理路和这些问题共享的基础，值得在这里预先写下，作正文的铺垫。

首先，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前提，这是我在此为这个专有名词加引号的原因。如果说“建筑史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对大多数建筑师还过于抽象的话，“传统”或者“文脉”都不会是什么陌生的说法吧！可是“建筑学”（20世纪初由留学生自西方引入）之前的中国营造该如何定义呢？传统自身的传统是什么？文脉之外的文脉又是什么？对某些只爱好“创作”的建筑师而言，建筑理论或建筑史几乎已经可算做建筑设计外一个边远学科了，它的岌岌可危到了没有“产值”就要被淘汰出局的地步，可是我依然要说，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并非为去寻找某种“原型”或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在于在博古架上徒然增加可以拼贴的品类，而是在于观察它作用于现实的门径，柳暗花明却又殊途同归。由此，我们理解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的意义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外”中寻找万千变化的可能。

对以上设问的解答很可能也是打开更一般问题之门的钥匙，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的思路，意味着本身即兴趣盎然的写作，这里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学“实践”的重要性。

很多当代建筑师同行对于“建筑本位”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但这种思考有时纠结着非传统和“创新”的冲动而难免归于无处了。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学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笛卡儿“空间”之外的可能性，大多“创新”依然离不开传统的和翻新的“类型学”的自说自话，它在寻找建筑内含的语言和意义的同时却忽略了语言所有的沟通功能，须知语言的意义来自于实践，“体”与“用”是两个无法脱离的层面，中西方思想的区别，不仅仅是来自于渺渺乎天人之际的“本体”，而是来自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具体的主体，在于“此时此刻”的“手中”和“体内”。这样的探究是什么时候都不会沦为抽象的，也很难为某一两种特出的主张所囊括。

20世纪初在中国建立的“建筑学”完全是个舶来品，因此更加离不开它在新的情境中的不同体认——理论关乎宏观，阐释则牵涉到局部，两者又是通过具体的沟通手段绝对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建造、媒体、建筑图或是广义的建筑再现（representation）手段，因此是我十分关心的内容，它们既包括建筑师感受的转化，也涉及建筑作品如何为更广阔的社会所接受（建筑写作者的本分，就是传达这样一种活泼实在的经验）。这样看来，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皮相”的问题其实是实质而不是手段，或者说，它们可以同时是出发点和目的地，既新（表述方法）且旧（诉诸熟悉的感受）。例如，近十年中国的都市化的主旋律中有“城”与“乡”的变奏，在另一端则兴起了“景观”和建筑学的关系——从社会沟通的角度而言，它们并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在我国方兴未艾的“都市景观”本是立于“城”和“乡”的二元对立之上的，这些问题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套用今天的专业标准而只能回到它们最初的表达方式里去考察。

“情境”和“身体”因此共同织成了更为密致的“文脉”，使得我们对于营造的理解不仅仅囿于“纯粹建筑”，还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和它们的高级表现形式——比如艺术；我们可以讨论的不仅仅是今天的建筑，还有历史上的城市，乃至整个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扩展知识视野的同时，这样的讨论又不是面面俱到的，对于个人视角重要性的强调，让“总体建筑”最终不至于沦为泛政治化的讨论，而是导致某种开放性的答案。例如，历史上那些被认为“落后”的城市规划（奥斯曼的巴黎改建）真的是毫无是处吗？其实过去认为他们对的人，就和今天认为他们错的人一样多。这样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深思的：因为智者不会空言集体的“态度”，也不会放大表明个人诉求的“愿望”；只有同时审视“非常建筑”和“平常建筑”，才能理解中西建筑学巨大的差异性——时间的差异性，以及高等文化和低等建筑之间的差异性，回到“明星建筑”和“普通建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间的中道，在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之间建设出坚实的桥梁。

和很多时报、月刊读者的想象有所不同，在建筑写作中写作者的“趣味”并不十分重要，明星项目中使人惊悚的物质性光环也并不重要。任何有价值的写作，除了“要做得如何如何”之外，还必须以“别变成那样”而自勉，原因其一就是不要在思想自身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仓促地变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僵硬无趣的言说（带有过强政治性和专业性议题的狭窄主题）；其二就是不要“似是而非”，这对于大量汲取西方知识而不具有消化能力的当代中国而言尤其严重。而为了避免这一点，除了加强翻译和导读，恐怕还要勤于反省和自察。

建筑或许是无法写作的。那么倒过来，写作不应该成为建筑创作的奴隶，因为建筑思想应该是从建筑出发，抵达人类共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