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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于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问题。从1921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初自撰，后邀王钟麒合作）。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其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后来这部教科书因摈弃了传统以“五帝三皇神圣事”为信史开篇的叙事而遭禁，但顾颉刚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尝试中国史“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努力并未改变，这就有了《国史讲话》《中国上古史讲义》《春秋史讲义》等一系列的作品。
一部以现代科学精神撰写的中国史应“说什么”和“怎么说”？按照顾颉刚1925年的设想，举其要大致是这样一些：
——主于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
——所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显然与几十年前的清季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入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而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
向燕南
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