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1989年8月里的最后一天，老清老早，我就被妈妈从睡梦当中拉了起来。她为我穿好衣裤，又套上新鞋……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我始终都在做我的梦。妈妈看着我想了想，最后找出一根宽大的布带，把我绑定在后背，然后走到外公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后窗底下，已经有一辆黑色的轿车等在那里了，司机把妈妈四个超大的行李塞进后车座和后车厢。车厢的门高高翘起，司机找出来一根小绳子绑定，接下来，便无声地靠在车头上吸烟，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妈妈开车了。

妈妈背着我走出家门，好婆和姨妈站在窗子里面用眼睛和我们道别。妈妈说她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还会不会再见到她们，于是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盯着她们，恨不得要把她们钉到眼睛里，再也拔不出来一样。终于妈妈下了决心别转身体，把我移到胸前，一脚踏进了车厢。

好婆再也忍受不住了，她飞一般地从后门洞里滚落出来。我以为她会抱着我大哭，但是没有，她迅速地把一本破旧的外文书塞在我的怀里，她说：“外公的东西，会保佑他的。”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坐进车子，上路了。胸口的书硌着我有些疼痛，妈妈抽出来一看是拉丁文的，看不懂，她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那部著名的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她更不知道，自己就是抱着《埃涅阿斯纪》走上了埃涅阿斯的道路。

最大问题是：她不仅不知道自己是抱着《埃涅阿斯纪》走上了埃涅阿斯的道路，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命运将把她带到哪里去。妈妈的脑子是混沌的，整个的人都是混沌的。而我更是在混沌当中，只知道抱着妈妈，妈妈则抱着所有的可以抱得动的家当——背井离乡。

80年代的末期，老天真是发了疯，把整个的世界翻弄得兵荒马乱。先是那场吓得死人的急性甲肝，在上海地区迅速蔓延。几十万人罹患疾病，高峰期整整持续16天。人们不敢上街，不敢购物，甚至不敢相互打招呼，一个个谈“肝”色变。

老年人跪在苍天之下祈祷，青壮年倒在床上喷吐，女人们在哭泣，男人们软了手脚。一个婴儿被他瘦弱的母亲举到巫婆的面前，两只小手抽成一团。巫婆从她的针线盒子里拔出一根纳鞋底的铁针，掰开婴儿的手指，朝着当中狠狠戳了下去……妈妈说她看见一股黑色的鲜血从那里流了出来。

黑色的鲜血带着浓郁的腥臭，滴落到了巫婆脚下的泥土地上，她大叫了一声：“瘟疫啊！”又别转身体对着妈妈厉声道：“你还不快逃？”

妈妈好像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一般就夺门而出，飞快地奔跑。她跑过了田野，跑过了大街，最后跑进了她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宅的后门。好婆看见她面如土色的样子问：“碰到鬼啦？”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直接从好婆手上接过一只铜吊，又从里面倒出一碗褐色的药汁，一仰头，咕咚咕咚地灌进了喉咙里。又问：“大家都喝过了吗？”

好婆回答：“都喝过了，骗侬的儿子喝了两大碗。”

妈妈放心了，喘了口气。走到水池旁边，用一块红色的药水肥皂洗脸、洗手、洗脖子。清洗完毕，这才换上清洁的衣裤，走进内屋，把我拥到怀里。我把两只冰冷的小手塞进妈妈的脖子里，妈妈一吓，以为我生病了。

还好好婆跟进来说：“一定又在洗手了，自从买来了这两箱药水肥皂，他就一天到晚钻在马桶间里洗手，把手指上的皮也洗掉了。”

我松了口气，心痛地把你的两只小手包到我的衣服里。母亲拎着铜吊又在为刚刚进门的姐姐倒药水。姐姐讲：“你们知道吗？药店里的板蓝根、大青叶全部卖光，药水肥皂、消毒水也全部脱销了。”

母亲说：“幸亏金家老大透露出来的消息，让我们提前到中药房抢购了两麻袋的中草药，又搬回来两大箱的药水肥皂和各种消毒用品，保佑了全家平安。”

金家老大是《食品报》的记者，当年还追求过我，就住在后弄堂里。那天下班，我看见他鬼鬼祟祟地从小汽车上搬下来大大小小的包包，便好奇地叫住了他，经过软硬兼施的逼问，他才神秘兮兮地说：“快去药房间，把你口袋里所有的钱都去买板蓝根、大青叶等有关防病毒的东西！”

我以为是做生意，没有兴趣，结果他告诉我说是为了保命。

原来今年税务局发布新政策，增加外地运进上海的毛蚶的税收，那些外地的农民便想出来了对策，把毛蚶放在船底，上面铺张塑料纸，再在上面铺上大粪逃税。上海人吃毛蚶，开水里烫一烫，带着血水蘸姜醋，鲜咸嫩滑就进了嘴巴。这下可好，大粪加细菌一起吃进去，吃出一个甲肝。

那时候的新闻透明度还不高，卫生部门的长官生怕丢了面子，专门批上两个红字：“绝密”，金家老大告诉我的时候，再三关照：“绝密！”我别转身体就把这条“绝密”的新闻，传播给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巫婆。

巫婆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两只眼睛翻看着天上的云。她说：“玄黄翻覆，狼烟四起，世界要大乱了。”

我不能相信，抬头看了看蓝天上飘动的白云说：“没有啊！挺安逸的。”

巫婆不予理会，吐出一句话：“等着瞧吧。”

又过了一年，甲肝事件的心惊肉跳还没有平息，下班回家，母亲站在家门口报告：“出事啦！”

这就是1989年的东欧剧变。那时候我们全家唯一的共产党人，老早就退休在家里陪伴外孙的母亲，第一个看到东欧及中欧的一些共产主义的国家发生了动摇，甚至要被推翻。母亲显示出了极度的焦虑，她说：“不得了！看样子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要熄灭了、柏林墙要倒塌了，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的共产堡垒都要完蛋啦……”

姐姐在一边嘟噜了一句：“东欧、中欧离开我们远着呢，他们那里翻了天，我们这里都感觉不到的。”

你在旁边抱着你的启蒙教育书，一本印满了彩色照片的《菜谱》，大叫一声：“走油蹄髈好吃？！”大家一起笑起来，不再继续东欧的话题。

这时候巫婆来了，她手里拿了一把艾草和菖蒲，也不和我们说话，就径自走到大门口，分了一半挂上去。母亲招呼她吃饭，她说她的儿子这两天有些不安稳，担心要出事，赶着去开导。这时候我已经知道她的儿子在上海一所蛮出名的大学里读书。

今天她特别过来一次，是为了提醒母亲当心同样在大学里读书的阿哥的儿子——母亲的大孙子。

母亲送她出去，又在后门口嘀咕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到房间里。回到房间里也不马上开饭，而是钻在报纸堆里翻来翻去，翻了半天问你：“今天的报纸呢？”

我吓了一跳，知道又闯祸了。翻了翻小眼睛，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回答：“不知道。”

“喂，我刚刚看见侬在角落里用把儿童剪刀在剪什么？”妈妈捉住我问。

我做出更加无辜的样子回答：“那是一个外国老头子，秃头，头顶上有个花。我把花剪下来了。”

好婆一听三脚两步赶过去，在我的烂纸堆里翻出了今天的报纸，报纸的头版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照片，今天他正到中国来访问。好婆大叫一声：“小鬼头，这张报纸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呢，就被侬剪掉了。侬剪掉的不是花，是人家头上的一块胎记。而且是一块很有象征意义的胎记。”

妈妈说她猜想，好婆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刚才和巫婆在后门口嘀咕的。记起来早些天，巫婆在炉灶上哗啦哗啦炒蚕豆，新鲜上市的蚕豆清香甘甜。妈妈则坐在灶头后面为她生火，我看见巫婆的面孔血红，眼睛也是红的。我指着她的额角头问：“那上面怎么会突然印出来一块红的花？”

她摸了摸回答：“你也有啊，这是上天映照下来的，天地要翻覆了。过两天来的苏联人头上的胎记才是真的，你会看到苏联缩小以后的版图。”

我听不懂，妈妈说：“苏联要缩小了？什么意思？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妈妈虽然对共产主义早就没有了兴趣，但毕竟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长期的教育根深蒂固，更何况还有“土豆烧牛肉”的引诱。假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真的瓦解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偶像也就粉碎了，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的感觉。

巫婆丢了一粒蚕豆到我嘴巴里又回过头去对妈妈说：“灾难要来了，我看你还是赶快带着儿子逃走吧。”

妈妈没有讲话，因为她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巫婆说：“去找你的丈夫啊，找那个五年没有见面的丈夫——伊啊！”

“不知道伊还认不认得我们呢。”妈妈有些犹犹豫豫地说。

“伊是你儿子的父亲，怎么会不认得你？原本这个月伊要回来看小狮子的，结果老天没有让他成行。”巫婆说得就好像是真的一样。

妈妈笑了：“我都不知道的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见面的时候问问伊，就会相信的。”巫婆不再理睬妈妈，继续翻炒蚕豆。后来爸爸告诉我们，确有计划回来看看我的事情。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好像发了疯一般，浮躁不安，个个想出国。走在大街上，见到熟人，第一句话就问：“拿到签证了吗？”

“快了，快了。”

“好，好！”

这天后弄堂的歌唱家吴老伯伯夫妇急匆匆地来找好婆，一眼看到我，劈头就问：“这小人怎么还不出去找他的爸爸？”

妈妈走进来说：“美领馆前面排长队，上千的人，我带了个小小孩，挤也挤不进去呢。”

“那也要想办法啊，今天早上，我四点半就出门了，为我的儿媳妇排到第四位，总算拿到了签证。现在这个世道不太平，还是快点出去。出去，出去，快点都出去。”吴老伯伯一边说，一边把一只手掌在我面前扇来扇去。好像要把我扇出去一般。

“谢谢你们来，明天早上让她去试试看。”好婆说着就急急忙忙奔了出去。这是因为她听到大弄堂外面的马路上有学生的游行队伍走过来，好婆眼捷手快，一把就把娘舅的儿子大阿哥从游行队伍里捉出来啦，我连忙跟在后面起哄。

好婆一边捉牢大阿哥一边教训他说：“你们这些学生是发昏啦，去反对邓小平？也不想一想，如果没有邓小平，你们这些人哪里有机会读大学？通通到乡下去做农民了呢！特别是侬，黑五类的后代，有的苦吃了。”

跟出来的吴老伯伯在一边帮腔：“学生运动啊？你奶奶是老祖宗了，当年还是组织游行的学生会主席呢，到头来发现都是被人利用的。我看你今天住在家里，不要回学校了，明天和你小孃孃一起到美领馆排队，领了签证出去。”

“就是啊，侬的爸爸妈妈老早就在加拿大等侬了呢，啥人要侬在这里游行、静坐、绝食、吃苦头？”好婆心痛地说。

大阿哥笑起来了，他抱着好婆的肩膀轻轻地说：“放心，你没有看到我们都有一件黄雨衣吗？到了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会偷偷换班去吃东西的，外人不会察觉。”

“骗人啊？这就更加不好了！这种事体是最不可以做的，回家！明天排队领签证出去！”好婆气呼呼地说。

“出去啦！出去啦！快点逃啊！不得了啦！‘文化大革命’来啦！‘文化大革命’来啦！”我在旁边跳来跳去说。

爸爸的朋友，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从游行队伍里蹿出来，一把把我拎到半空中，假装吓唬我说：“这个小孩，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大逆不道啊！”

我老远看到，连忙奔过去，把你从这个人的身上抢下来说：“这种腔势不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你们这些大人还没有一个小小人讲出来的话有道理呢。”

母亲见状一边把你搂到怀里，一边对我说：“出去吧，这里要大乱了。”

不料第二天，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关门了。那扇黑色的铁门上贴了一张通告，既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说明这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许多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却没有一个人出来解答问题。我吓坏了，想起来1949年到台湾去吃香蕉的小舅舅，就为了那串香蕉，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

想到这里，我要把你抱到怀里，你挣脱了，只是把我拉到电视机的旁边，让我陪你一起看电视。那里面正在播放你百看不厌的日本卡通片《万里寻父》。通常你看完卡通片就会假模假样地背上一个小布包，然后和大家“再见，再见”。一开始大家也就会做出一副认真的样子，认真地“挽留”，认真地“送行”，最后认真地把你好像英雄一样“迎接”回来。后来时间长了，没有人当真了。有一次我正在写工作报告，你又走过来和我“再见”，我头也没抬就回答：“再见，再见，去了就别回来啦！”你愣了，一分钟以后躲到角落里抽泣。

这天我搂着你，和你一起看电视，心里想，假如看完电视，你站起来要和我说“再见”，我一定跟你走，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夜里，你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母亲焦急地趿拉着拖鞋，冲到我的床前，把我拖了起来，我抱起你滚烫的小身体，以为天要塌下来了。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出租汽车，我直奔机动车服务站，一个刚刚出车回来的年轻司机，一听到有小孩子发烧立刻就跟着我走，他把我们送到儿童医院急诊室，又要赶着去送一个孕妇。那个年代的好人多，不会开口先要钱，我想我是遇上一个劳动模范了。

劳动模范让我先带你看病，假如赶得及，他会送了孕妇再回来送我们，结果他没有来。黑夜里，我背着打完针的你，从急诊室里走出来，街上没有一个人、一辆车，我只好依靠自己，一路走回去。头顶着满天的繁星，我一步步向前走，你醒过来了。你说：“妈妈，快放下我，侬会累死的。”

我说：“妈妈不会死，妈妈要把你养大成人，妈妈要带你去找爸爸。”我被自己的话语吓到，这是我第一次在你的面前表露了我要去找你爸爸的心事。

你没有注意我的话语，只是说：“天又黑又怕人，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真可怜。”

我咬了咬牙说：“不要怕，有妈妈就不怕了。”说着我把你抱到了胸前。

你挣扎下来说：“妈妈，我自己走，背背、抱抱再走走……”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你只有五岁啊，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带你去找到你的爸爸。回到家里，我发现你的烧退了，而自己却发起了高烧。

睁开眼睛的时候，巫婆正站在我的旁边，她披头散发地半裸着上身，两只手在布满了血印的胸口抓来抓去，房间里烟雾腾腾的。我心想：“巫婆这是动了真气了。”

“有大碍吗？”好婆问。

巫婆的嘴角冒着白沫说：“灾难啊！只有一条路，就是带着这个小人逃离这片土地。”

好婆又问：“什么时候？”

巫婆翻着白眼，掐指算来算去，最后说：“下周五申时可以拿到签证。”

这时候，我站在一张小凳子上面，两只手紧紧抱着妈妈的脑袋，生怕一松手妈妈就会死掉，我对巫婆摇了摇脑袋，示意她轻一点，不要把妈妈吵醒，妈妈太累了。可是妈妈已经醒了。妈妈说：“这一记侬错了，就算美领馆开门了，人家周五的下午一向是不对外开放的，不可能去拿签证。更何况早些日子我得到了一个拒签‘1Y’（一年之内不得再次进入美领馆申请签证）的通知，怎么可以再进去？”

巫婆翻了翻白眼说：“我不会错的，下周五，你会带着儿子走进美领馆的大铁门，然后在申时拿到签证。”

妈妈说：“大铁门关着呢，我怎么进去啊？跳进去还是钻进去？”

“堂堂正正地走进去。”巫婆说。

“不可能。”妈妈的话没有说完，巫婆抢过话头说：“也许是美领馆的大门忘记关好了，也许是大门倒塌了，总之你就是在那天走进去的。再不相信，到时候我带你进去好了！”

“喂，你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早一点带我进去？”妈妈有些生气了。

巫婆穿好衣服，把长发梳理整齐，盘在头顶上，又涂了一遍好婆递给她的面霜，光光鲜鲜地拎起她的皮包，回过头来和妈妈道别：“不要多想，就是下周五的申时。再告诉你，今年的中秋节你和你的儿子就都不在这片土地上了。”

妈妈说：“乱讲！没有几天中秋节就到了，我还要和母亲姐姐一起吃月饼呢。”

“你和月饼无缘，到美利坚去啃比萨吧。”巫婆说着便消失在房门背后，任妈妈一个人躺在那里臭“骂”不回头。

妈妈的病好了，“下周”也很快就到了，周四的下午，当妈妈已经把巫婆的话忘记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电话的那一头，传过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他通知妈妈说：“明日下午到美领馆办理签证。”

妈妈瞠目结舌。

第二天，妈妈带着我走到那扇关闭的大铁门跟前的时候，旁边一扇小门无声地打开了，门口一个武装军人和气地向我们行礼，并示意请我们进入。一个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正在门厅里等待我们，他一见面就递给我一根美式的棒棒糖，我的手伸了出去又缩了回来，因为我害怕拿了棒棒糖就拿不到签证了，出去找爸爸好像比棒棒糖更加要紧，何况这个美国人就是掌管我可不可以去找爸爸的签证官。

签证官迅速地查看了妈妈递上去的文件，在他查看的过程中，我突然爬到椅子上问：“你知道我爸爸是长什么样子的吗？我想我的爸爸了。”

签证官看着我一字一句地回答：“我也想我的爸爸了，我们都会去看爸爸的。”

他说完就在我们的护照上砰砰盖下了两个印章，看着血红的印章，妈妈松了口气，她知道我就要出去看爸爸了。而我，在整个的过程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刚刚那根棒棒糖，于是趴在高台上，朝着那根五颜六色的棒棒糖伸出了小手，签证官笑了，妈妈也笑了。

这时候墙壁上挂钟的指针正指着三点三十分——申时。妈妈后来说：这是妈妈命中注定的，也是我命中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