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和消解“全球风险”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世界、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既具有长远的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从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全面复苏的角度讲，2015年都是关键的一年，尤其是在全球聚焦于经济新常态时，新的经济变量不断发生，利害互见，走势分化，经济复苏方向和全球化发展处在新的盘整阶段，经济动荡因素有所加大，不确定因素增多，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默契，加强市场良性互动。“一带一路”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合作开辟了新的路径，努力排除经济下行的预期困扰，增添发展后劲，推动在全球结构调整中走出困境。

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安全的总钥匙，“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也为规避和消解多种“全球风险”提供了新路径。

2014年是全球经济后危机年，也是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明显分化的一年，这种分化在2015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对全球经济的预期，在2014年下半年向好的多，看空的少，但开年伊始，乐观情绪减少，悲观情绪加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2014年年底发表预测报告，指出世界生产总值2015年将会增长3.1%；美国为2.8%，高于2014年的2.3%；欧元区虽然不乐观，也会增长1.3%，比2014年高出0.5个百分点；日本为1.2%；东亚地区仍是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2015年与2016年稳定在6%，居民消费增加，出口有所改善；非洲国家继续增长，为4.6%；南亚地区从4.9%上升至5.4%；拉美地区则由2014年的1.3%上升至2.4%，2016年上升至3.1%；俄罗斯则为0.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乐观，曾在2014年10月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8%，而且在油价下跌之后一度上调至4.6%。

但是，同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年初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季度报告里改变了口风，除了美国一枝独秀的3.6%，比联合国预测高0.8%，比它们自己上次的预测高0.5%，对全球各地区的增长预期下调了0.3%。对中国的预测依然是6.8%，2016年是6.7%；对日本则下调到0.6%；对欧元区也下调了0.1%。2015年年初举行的达沃斯论坛的调子也比较低。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全球新局势”，总的基调是世界经济强势复苏的希望未能实现，经济动荡有所加剧，还担心由瑞士法郎退出欧元会不会发生“货币战争”，使全球化受到新的冲击。但是，担心并不代表失望，论坛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几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有一定的弹性：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商业机遇与破坏性事件并存；二是全球化受到打击但没有崩溃；三是世界要在合作与分裂之间作出选择。这些观点有些一针见血。

在对欧央行同步推出欧版QE即美式量化宽松，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已“走出危机阴影”，同时也对经济的分化表示了担忧。欧央行推出欧版QE是因为欧元区发生了“通缩”，通胀率为 ^- 0.2%，低于2%的目标，也低于1%的通行的“通缩”指标。量化宽松是一种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主要通过大量购买债券尤其是国债的方式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增加放贷，汇率下跌，促进出口。年初，QE风再起，为了应对低油价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瑞士、印度、秘鲁、埃及、土耳其、丹麦和加拿大先后加入“全球降息潮”，瑞士还实行了与欧元脱钩。由此又加深了对发生货币战的担心。颇有些深怕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之感。欧版QE对中国的影响是利弊参半，能够缓冲美国退出QE的紧缩性影响，但也会引起外汇市场震荡，影响跨境资金流动。中国外汇充足，有能力应对。

对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世界各国的确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阴云密布，全球经济将掀起风暴。进入2015年，欧盟经济发生5年来首次通货紧缩，不得不在2016年前注入11400亿欧元的流动性，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国债。欧元区通货紧缩数据引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担忧。日本在2013年4月实行超级量宽，当年10月再次追加，受低油价影响，日本核心通胀率可能再次进入负值区，因此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实施量宽金融政策。美国与欧、日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美元升值，将会使资金转向美国国债，但欧、日量宽版诱发降息潮，也会影响到美国，因此金融风险因素也会再次集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IMF在2015年2月再次调低全球增长预测，从2014年的3.3%、2015年的3.5%、2016年的3.7%，都下调了0.3%。在汇率方面，美元升值6%，欧元、日元各贬2%与8%。IMF预测2015年、2016年欧元区为1.2%、1.4%，日本为0.6%、0.8%，中国为6.8%、6.3%，印度6.3%、6.5%，俄罗斯则为- 3%和- 1%。

欧元区的经济存在问题，美国经济走势也有某种不确定性。美国三次量宽续量宽大量印钞，导致流动性充裕，大部分流向了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一旦资产价格回落，各个经济体都会由此受到冲击，同时也造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债务泡沫。此外则是油价继续下冲，“页岩泡沫”也会有破裂的可能。开采页岩油气的资金主要来自高回报的“垃圾”债券，页岩油气资本负债不断增加，油气供应过剩，价格再度下跌，也会危及页岩繁荣。

但也有相对乐观的声音。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吉姆•奥尼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在21世纪最初10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为3.7%，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为3.3%。在过去的4年里，平均增长率为3.4%。这远远低于许多人的预想，但事实上近年来令人大失所望的只有欧元区。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前景比较乐观。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应该能相对轻松地赶超过去10年（包括金融危机顶峰时期）的水平。此外，原油价格急剧下跌相当于对消费者大幅减税，有鉴于此，“我对IMF决定下调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增长预测感到困惑”。

世界银行目前的看法也是比较乐观的，预测美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比上年快0.4个百分点，达到3%。其依据是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制造业也开始恢复元气。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一些媒体也开始宣称“美国经济迎来新的春天”。但是，华盛顿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走势并不愿意太过乐观，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不平等在加剧，中产阶级的收入还在停滞和下滑。事实上，美国也面临着低通胀或通缩压力问题，这也是美联储对何时加息拿捏再三的原因。2015年开年，美国制造业就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调低年化增长率估值。

对于欧元区的经济走势，欧盟委员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2015年年初对欧元区的增长预期由1.1%上调到1.3%。对通缩风险，则认为通缩的原因主要来自低油价，2015年还会继续，但2016年会重新出现1.3%的价格升幅。在投资方面，2015年也会由2014年的2.2%升至3%，其中爱尔兰最快，为9.7%，希腊为8.4%，英国为6.9%。2016年希腊则会增至15%。目前欧盟与欧元区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缩与降低失业率。

应当说，各种预测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着眼点不同，而且都是线性的。事实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力度的大小。2015年年初，经合组织发布了题为《走向增长》的各国经济结构改革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利率改革向保护储蓄者倾斜、简化外资进入的行政审批手续以及私人资本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空间。报告强调说，2014年的20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全球经济要在2018年产出提升两个百分点，但前提是结构改革，改革有望使人均GDP再提升10%，相当于人均收入增长3000美元。但20国集团实行改革的国家寥寥无几，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管怎么讲，2015年确乎是关键的一年，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应当是全球货币问题。毋庸说，人民币是全球目前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虽然参考一揽子货币，但与美元松散挂钩，美元升值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并不十分巨大，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元对世界上交易最多的7种货币升值18%，对人民币升值为0.6%至3.2%。人民币贬值有利出口，但也可能刺激资本外流，更重要的是，一国货币的相对坚挺可以在其他货币陷入混乱时起到安全港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维持了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并由此提升了人民币的可靠性，这对正在国际化的人民币来说，意义同样是重大的。因此，中国既有人民币贬值的理由，也有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理由。目前，人民币汇率波动比很多货币小很多，在低通胀和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中国央行在降准和适当降低基准利率，努力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将会有更灵活的反应，但中性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尽管石油价格疲软，通胀压力下行，亚洲许多国家竞相放松货币政策，但不意味着中国会加入所谓“货币战”。

真正出现货币战的倒会是美国。美联储加息决策有两个参考指标，一是失业率保持在5.2%至5.5%，这个指标已经接近，另一个是物价水平。油价下跌虽然是美国经济复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油价持续低迷也会拖累物价水平，2014年12月，美国物价下降0.4%，通胀率也从2.1%跌至1%以下。通胀率走势成为美联储加息决策的关键点。在争相放宽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将使美元过快升值，最终结果并不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同样面临两难。“2015年初，美元指数创下新高，对欧元升值7%，这虽然对美国经济刺激明显，但会加剧全球货币动荡。美元强势其实也是双刃剑，影响到美国出口的制造业回流。2014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5050亿美元，增加了6%，很有可能继续以所谓操纵汇率为武器，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发难，使已经开始出现的‘货币战继续升温’。汇率问题甚至会成为大选中的重要话题。”

摩根史丹利曾预言，2015年将是各国央行与“低通胀”斗争的一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低通胀”抑制经济活动，但成因复杂，也有利有弊，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相比而言，中国的政策选项较多，有较大回旋余地，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加快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潜力是不会低于7%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2015年“两会”前发布了《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2015年展望》公报，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但2015年将好于2014年，主要是外需有所回暖，这与联合国预测的全球贸易加快1.1个百分点和增长4.5%是基本一致的。但公报也指出，美联储升息也会使新兴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

对中国来讲，2015年面临着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对通胀率走向的判断。2015年1月，中国CPI为0.8%，而上一年年底是1.5%。但就2014年全年来讲，中国CPI为2%，2015年定为3%，不能说是发生通缩。2014年中国经济亮点还是很多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能耗强度下降4.8%，研究经费占GDP比重超过2%。财政政策有所加力，   金融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货币政策松紧适度，2014年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34.8万亿元，只增长了3.2%，广义货币M2增长12.5%，2015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或略高，根本谈不到金融出现系统性问题。中国的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17.4万亿元人民币，比年初增加10.2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0.1%。这显然也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负债严重，但渣打银行在其统计的17个国家中，中国的总负债水平占GDP的比率排名居中，远低于日本与美国。中国也有影子银行造成的问题，但其规模为正规银行的28%，而美国是200%。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财长表示或将再推债务置换措施，意味着中国地方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减少。

二是中国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转移出去的问题，如西铁城、微软计划关闭在广州、东莞、北京的工厂，松下、大金、夏普和TDK等企业准备迁回本土。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意味着外企也会出现相应产业布局调整，出出进进不是奇怪的事情。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总计1195.6亿美元，增长1.3%，其中622亿美元投向服务业，同比增长7.8%，占到55.4%。对制造业投资为399亿美元，占33.4%。目前，中国仍生产全世界80%的空调、90%的个人电脑、75%的太阳能电池板、80%的手机和63%的鞋类，加快处理过剩产能的同时，加大创新和创业力度十分重要。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3月发布了2013年中国创新指数，以2005年为100，2013年为152.8。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91.8万元/人，比上年增长11.5%。目前中国大众创新活动方兴未艾，潜力巨大，2015年年初，《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世界73家初创公司， ^“ 10亿美元俱乐部”成员中，入围的中国企业有8家，占到11%，中国小米以460亿美元排名第一。在新常态中，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总体仍将维持7%的增速。与此同时，新常态给出了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消费比重增长有较大空间，创新驱动发展有较大空间，城镇化发展有巨大空间，清洁能源绿色产业发展有巨大空间，这同样是中国迎战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底气所在。

三是众所关心中国房地产业走向问题，但中国房地产业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危机重重，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4年8月就提出报告，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波动与日本或迪拜不可相提并论，按揭负债率比较低，投资投机情况也被抑制，有利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到2023年将再有约两亿人迁往城镇，从长远看中国房地产业还是有前景的。

总之，对201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走势无论给出怎样的判断，有一个共识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利害相间、因素复杂。在这样的情势下要想规避和消解“全球风险”，最给力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在“一带一路”中共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善其身，许多外部因素往往都会成为内部因素，只有“抱团取暖”、强化合作，才能走出各种经济阴影。中国的发展是如此，世界各国的发展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化解经济风险的金钥匙。

与这把钥匙相呼应的是2015年年初出现的一个称之为CIA的新创概念。这个CIA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缩写，而是中、印、美的一个新缩写。有人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说CIA占全球GDP的40%，占全球GDP增长的65%。他们说，领导这个“集团”的是美国，最大的赢家是中国。预计中国又要开始一轮新的增长周期，因为中国将在今后两年里投入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中国对世界名义GDP的增长贡献最终会超过美国，而印度经济的增速也会加快。CIA“三驾马车”里，中印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从这个角度看，或者也可以把这个拉动结构称为“火车头”。大约也是出于同一种分析，联合国拉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向“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提出报告说，“中国已经成为正确理解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另外，还有四个问题需要持续关注。

第一是油价的持续下行。

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的话说，油价的下行对石油进口国是好消息，对石油输出国是坏消息；对大宗商品进口国是好消息，对大宗商品出口国是坏消息；对与欧元和日元关系紧密的国家是好消息，对与美元关系紧密的国家是坏消息。一好一坏，也就出现了经济走向的分化。2015年年初，油价已经跌到46美元一桶，是2014年147美元一桶的1/3。四十多年前的最低油价是1.8美元，1973年中东第四次战争时也不过11美元左右，而2000年时的油价是20美元，2014年油价飙升到147美元，后来的飙升显然是不正常的。最近发生的也门战事或因原油航道受阻促使油价上行，但这未必就意味着低油价的结束。

有人讲，是中国的需求影响油价，这是不成立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油价下跌之后，中国必然增加进口加大储备，但对油价并未产生拉升影响，说明中国的需求因素不是价格变化的决定因素。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生产成本所决定的荣枯线大多数在80美元—100美元左右，油价一直下跌或者长期处在低位，对高油价时期拉动的高成本油藏的勘探与开采具有挤出效应，但也会重新分配全球收入，使收入从能源生产国转移到能源消费国，加重经济两极分化，即在助力于部分经济体的同时削弱了另一部分，甚至引起新的混乱和利益冲突。油价暴跌伴随着原材料市场价格的下行，铁矿石的价格在半年里也出现了价格腰斩，甚至被认为是其长达10年的“超级周期”开始结束。

更重要的是走向。石油主要生产国沙特坚持不减产且完全有能力坚持下去，油价持续下行不会短期结束。尽管沙特新国王即位，石油期货一时上涨，加剧油价波动，但石油供应充裕的局面短时间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印前匆匆赴利雅得吊唁沙特老国王，并没有影响沙特的石油生产政策，他的外交活动日程表上，油价问题显然排在地缘政治之后。在油价问题上，美国是拿沙特没有办法的。油价低迷日久，最终会消减美国“页岩油革命”的效应。美国页岩油一般生产成本是每桶60美元左右，40美元则是底线。美国页岩气繁荣是建立在三次量化宽松大量低廉贷款之上的，贷款规模约为2000亿美元，尽管目前不良贷款率是8%，但美国已经出现小页岩气企业破产案，生产商股价下跌，融资环境开始恶化，能源业面临重新洗牌，并影响到钢铁、建筑、地产和银行。因此，欧佩克的挤出策略还不能说不奏效。沙特等石油输出国不减产的政策不会半途而废，这场石油价格大战会不会引起美国页岩气企业危机，进而出现如同“两房”破产引起的那种“次贷危机”，也是一个问号。

低油价对美国总体上是有弊有利的。一般的测算，油价降10%，可提升0.15%的GDP，降低0.25%的通胀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美国GDP0.5%，主要也是这个因素。美国经济的确有好看的一面，股市看涨，千禧一代开始进入住宅市场，通胀保持温和，再工业化降低失业率，经济走势有所企稳，但不能说无忧。目前的问题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与美国的页岩气企业，谁能坚持更久。对于前者来讲，石油业是国家命脉，要不惜动用国家财政来捍卫。美国的页岩气企业是得之市场，失之市场，并没有死拼的底气，如果美联储升息或升息幅度大，页岩气繁荣结束得会更快。因此，一度由页岩气繁荣就认定美国经济从此走上康庄大道、唯有美国才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的说法，目前也还不能说是“铁板上钉钉子”。

低油价对其他石油生产国也各有各的压力，从俄罗斯到拉美的委内瑞拉和非洲的尼日利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低油价对尼日利亚的冲击甚至猛于“埃博拉”，物价飞涨，收支状况恶化，2015年经济增速预期下降2%。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速预期下降到3%。这些国家或者经济结构单一，或者过多依赖化石能源产业，有一定的脆弱性，但韧性也足够强，因此也有人预言，“最能忍的一方将成为胜利者”。低油价的冲击，迫使加拿大等产油国和大宗商品供应国澳大利亚开始降息，相对来讲，低油价对中国、印度等国家，客观上居于比美国更有利的地位，但不能由此放松能源结构调整。

从长远看油价，有低落也就会有反弹，只是迟早的问题。在能源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前，油价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油价变化会影响资金投入。石油公司纷纷削减投入，因此国际投行总体看空油价。有关机构研究，2015年初，石油资金余额大约在3万亿美元至5万亿美元之间，其中海湾六国2.7万亿美元。对油价博弈结果也有另一种不同分析，认为此轮博弈虽然使传统产油国守住了市场份额，但从长远看，传统产油国未必能够胜出，油价博弈打压了成本高的原油生产，同时也使一些原油生产国开采锐减。相比之下，北美的页岩油的生产成本一般在30美元至80美元之间，运输条件较好，更具有应变能力。美国页岩油气目前占全球生产5%，俄罗斯、中国、阿根廷、利比亚有巨额储量，但处于起步阶段。页岩油气比中东石油开采成本高，需要高价位支持，因此启动新项目非常困难。这都预示了未来供应的短缺。美国信息服务社资料显示，2014年全球新发现油气储量创20年来新低，相当于160亿桶石油，没有发现一处可采储量为5亿桶的巨型油田。英国石油公司的《能源展望报告》也认为，到2035年，全球经济增长115%，即使在能源效率提高的情况下，能源消耗量仅增长37%，推动对能源的需求的情势是不变的。2013年到2035年间，预计可再生能源增长320%，但其份额只占到6.7%，页岩气与致密油的份额将占10%。因此，在2035年前依然处于“化石燃料时代”。诚然，也不可低估互联网与数字革命推动能源转型的力量。在未来，分散的新能源发电将会日益取代传统大型电厂，德国计划2050年8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但这必须通过高效的智能电网和动态调控才能完成。信息技术在能源经济中广泛应用，才能宣告“化石燃料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在此之前，化石燃料依然是重要的。因此，中国必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加快完善能源安全布局，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2015年年初，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表示，油价已经触底，似乎有些安慰市场的意思，但他说，三五年内，低油价造成的投资不足将使油价飙升，甚至会突破200美元，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不管怎么说，在一段时间里，低油价是一种新常态，影响到大宗商品价格走向，影响到国际贸易值，更影响到物价的下行和低通胀的物价走势。在低油价下，低通胀也很有可能是经济的一种为时不会短暂的新常态，这倒是应当引起关注和研究的。

第二是世界性“低通胀”和欧元区通缩是否会影响中国。

低通胀问题与石油问题有联系，但要比石油问题更重要。低油价只是加重了物价的下行，而低通胀或通货紧缩是与物价持续下行互为表里的货币现象。在传统分析中，CPI即社会消费指数涨幅同比低于1%，而且持续6个月以上，就预示出现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将会导致经济持续低迷。从去年以来，中国的CPI曾经有过“1时代”的月份，但全年是2%，因此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但“低通胀”与通货紧缩相隔并不遥远，而且因为世界经济的紧密关联，外部的通货紧缩也会输入一国内部，需要努力防止。目前，不仅在一般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上游的原材料行业更严重。而且，这不是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还涉及许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下去会引起全面的企业恐慌。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季度报告里强调，通货紧缩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威胁，并非杞人忧天。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像美国一样量化宽松和像日本一样超级量宽，但精准宽松是需要的。与此同时，在继续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一带一路”建设力度。积极推动外贸先期收获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通过“一带一路”的溢出效应稳定全球经济，也是一种担当。正像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所讲，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一步扩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本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各国在相互开放中共同发展，国际社会也应坚持和平稳定的底线，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激活改革创新的动力，携手开创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国经济无疑有增速下行的压力，但即使是7%左右，每年增加的绝对值也在8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值。而且，随着基数加大，增幅与增量不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如今的7%相当于5年前的10%。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第三是当前“三驾马车”谁驾辕的问题。

投资、消费、外需三驾马车的主次问题也是个老问题。目前，世界性的市场萧条已经露出端倪，或者说是普遍的市场疲软，我们虽然不能拿来与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萧条简单相比，但在市场过剩的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把过剩分为落后产能过剩和先进产能不足，固然有其道理，但新的产销特点是产品周期越来越短，个性化需求越来越旺盛，而消费的分层与发展时间差也决定了，除了环保与安全和技术升级的刚性要求外，很难讲什么是市场需要或不需要的，因此，产业与产能的转移是应当优先考虑的。特别是需求不振主要来自服务供给不足，需要加快提升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要加大投资力度。在互联互通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投资拉动具有多方面的带动效果。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萧条中，凯恩斯经济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需要重新引起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既为经济的再度起飞奠定新的基础，也能有效地启动消费。投资拉动与扩大消费并不矛盾，内需与外需也不是天然对立，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目前，“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世界经济走出低潮的有效举措。近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但需求依然巨大。2014年仅中国西部新开工的项目就有33项，其中包括8条铁路和多条高速公路、西部支线机场等。东部的城际铁路与轨道交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约需8353亿元投资的联通山东与辽东的跨海隧道和跨海铁路也在讨论之中。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也需要。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里提出了“中产阶级经济学”的七大目标，其中一条就是加强基础建设。他说，21世纪需要21世纪的基础设施，包括现代化港口、更坚固的桥梁、更快的火车、最快的互联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集中强化投入，既是内需也是外需，是三驾马车一体发力，一起给力。现代基础设施本质上也是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中的装备制造业直接形成上下游关系，也为服务业如旅游业、物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2014年，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8%以上，接近27万亿元，消费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信息消费、住房消费、旅游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老龄化消费与绿色消费是今后的重点。2015年还会设立400亿元的创业引导基金，也会放大到万亿元规模。但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经济平稳发展同样离不开投资的关键作用。

2014年，中国国内在启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也推出包括生态环保、农业水利等7大类投资包，推出80个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项目，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同比增长16%以上。2015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水平。

从国际投资需求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由商品出口到资本出口，这是标志性的转变。国外需要直接投资的领域很多，有关机构作了调查，一是能源生产与设施，特别是再生能源。发达国家如德国2022年要关闭核电，太阳能发电会有较大发展，合作机会也会增多。一些国家电力缺乏如巴基斯坦，其火力与水力发电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阿富汗也有修建水电大坝、公路和铁路的需求。二是基础设施，东南亚、南亚、拉美和非洲都有较大缺口，尤其是高铁，仅土耳其就要建设1万公里。三是环保采矿业升级，资源富集国家如巴西，智利、秘鲁等，对采矿和重载远程运输都有较大需求市场。四是农业投资，南美的葡萄酒、巴西的牛肉、荷兰的乳制品和鲜花业，都有在补偿贸易中投资合作的愿望。

在“一带一路”发展中，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里，中国对外投资占GDP的8.5%，美国与欧盟则为2.6%。下一步，中国将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开工建设一批互联互通项目，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快优势产业的富余产能向外转移。总之是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让“三驾马车”在丝绸之路上一起跑起来。

第四是国际贸易走软。

2014年的国际贸易增幅在低位徘徊，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全球投资则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带动下有所回升。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3.1%，中国外贸增长2.3%，按美元计为3.4%，总量为26.43万亿元人民币，出口高于进口，主要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拉低进口值，出现45.9%的高顺差。2014年中国外贸是有成果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5%，占全球份额进一步上升，服务贸易增长较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2015年全球外贸预计增幅为4%，低于1993年至2013年20年间的5.3%的平均水平，但会略高于2014年。中国的目标是6%。

不久前，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几经周折通过《贸易便利化协议》，并纳入《世贸组织协定》。《贸易便利化协议》将创造新的经济合作环境。根据国际机构测算，这个协定将使发达成员贸易成本降低10%，发展中成员降低13%至15.5%，最高可使发展中成员出口年增长9.9%，约为5690亿美元，发达成员增长4.9%，约为4750亿美元，带动全球GDP增长9600亿美元。这是一种积极变化。

《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曾提出，世界贸易出现了四个新的趋势。一是发展中经济体重要性提升，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占一半。二是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展，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并以较低成本融入世界经济。三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大宗商品输出国得益于价格上涨，经济发展加快。四是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影响越来越大。其中的一、二、四点分析得不错，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势头回落，是一个新的变量。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经济转型是世界贸易的新特征，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同时也成为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的经济转型最终会为国际贸易增添后劲，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是拉动国际贸易的生力军。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希望所在，将会进一步加快贸易复苏的步伐。

“一带一路”构想在2013年提出，是恰逢其时。从2013年开始，全球经济出现后危机明显症候，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向开始分化，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多有发生，影响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带一路”构想不仅以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理念正面影响了世界发展的方向，还以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五通”打开了发展的思路，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平台，成为对冲后经济危机的重要方略。

世界经济论坛也即达沃斯论坛在年会举行前曾经发布《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该报告将人们关注的28项全球风险分为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五大类，邀请全球900位专家参加“风险意见调查”，对这些风险在未来10年中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作了分析预测。在可能性方面，排在前五位的是政治地缘、极端天气事件、国家治理失败、国家解体或危机、结构性失业率高和不充分就业。在风险潜在影响方面，是水资源危机、传染病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不力等。报告还审视了各种风险之间的关联度。可能性中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前五”只有一个就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有各种专家参加的“打勾题”，是用已然的印象判断现在与未来。因此，这只能说是一种关于论坛主题外部联系的背景参考。而且，如果用“关注”这个更直白的词来讲，发生概率高的，无非还是人们常谈论的复杂大国关系下的“世界秩序”治理结构、气候问题、恐怖主义或局部经济问题导致的治理失效、“埃博拉”一类的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下行的社会后果。由此就得出2015年是“地缘政治风险年”的结论多少有些跑题，或者带有有话在先“勿谓言之不喻”的标题安排的意思。因为，恰恰是这个政治地缘论要抢经济全球化的风头，搅经济一体化的局，这个问题后面会有详细的阐述。

这些问题当然都值得关注，也必须认真讨论认真应对，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思路应对，是在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全球化中合作应对？还是在所谓“去全球化”中去应对？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一带一路”发展的倡导者习近平说，发展是安全的“总钥匙”。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举行的“亚信会议”上提出发展是安全的总钥匙的重要论断，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进一步继承与完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从根本上全面防止全球性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相关安全风险的重要方略与方法论。 zqKUk88QS9v4bSYWXFghrjcekwTAeNU5eMtCeRdsX7Ba5DJ04CG6Kn1LrmCxtE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