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区域经济合作现象

“一带一路”构想是当代地缘学说新的突破与创新。地缘学说建立在地缘认知的基础上，地缘认知的第一动机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而经济合作与平等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前提。“丝绸之路”为世界发展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过去是欧亚经济发展的纽带和巨大的地缘经济发展传动带，今后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传动带，地缘经济发展规律并不会因为“地球村”的出现就会发生改变，相反地进一步拉近了传导的距离，拉近了人们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的视野。陆上丝路构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将构造奈斯比特所说的“南环经济带”和新的环太平洋经济带，经济全球化将会在跨大区域合作发展中向前推进。

地缘认知，是伴随着人类进化发展过程同时发生的，也是人类改造世界、发现利用各种资源的初始环节和关键环节。它指导过人类的早期迁徙活动，指导过人类经济活动的要素与资源的选用与配置，是人类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种主观活动。经济认知活动也指导过人类从原始群落社会曲折进入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历程，这个历程还要继续。时空认知是地缘认知的基础，人类只要存在一天，这个认知就存在一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各种活动是从陆地开始的，最具代表性的认知结果便是随着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信息社会文明的次第演进。人类扩大了资源利用开发的范围，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合作形式和配置方式，从政治形式到经济联系到文化交流结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认知活动已经扩展到远洋深海，扩展到太空与外太空，扩展到月球、火星和许多地外星球、银河系。那么地球作为过去和今天地球人的大陆家园，深植于其上的认知活动不会结束，组织形式的创新与更新的变化与转换也不会停顿，这也就是人们把这种生产要素配置转换方式称为战略的原因。

但是，战略目标、战略动机不同，认知视角、认知成果和运用的方向不同，认知之后采取的方法和认知的话语体系也不同。同是为了发展，有利己和利他，或者二者统筹兼顾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双赢和多赢的区分，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战略价值观和价值指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张是少数人财富的扩张，必然建立在不平等的“殖民”概念和强权之上，手段又是“坚船利炮”下的不平等贸易，而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必然引出合作的平等、共享合作成果的分配平等，而这种平等首先是认知表达也即行动决策权话语的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是其中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和一种最重要的“负面清单”。

“殖民”经济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但饱含在其中的不平等的历史基因并未消亡，不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一直在战略思维中居于支配世界秩序的强势强权地位。近代以来先后出现了德国康德的“欧洲中心论”、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美国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英国麦金德的“陆权论”，还有德国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间论”、美国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格鲁厄姆的“太空权论”，以至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等等。总体上都是这样一些打造强权霸权的理论，而当今的“世界秩序”论、“破窗理论”和“重返论”，也都是从中派生的言必称控制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强势话语系统。从自然地理地缘和经济发展地缘开始的地缘学说，逐步变成政治地缘和军事地缘学说，是地缘学说的高度异化，相比之下，未来学家们更多地回归地缘理论的原点。对信息革命浪潮作出准确预测，从技术要素的变量趋势里给出经济发展趋势答案的托夫勒，更懂得其中的真谛。在诸种战略思维里，发展思维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思维，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最重要的选择。

应当说，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彼时世界的人们最早的跨国地缘经济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是有效的，影响到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进程，丝路经济从古典形态演化为现代形态，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新丝路建设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和循环，而将在新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下出现飞跃。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现代丝绸之路将是它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战略实现形式。丝绸之路为世界发展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过去是欧亚经济发展的纽带和巨大的地缘经济发展传动带，今后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传动带，地缘经济发展规律并不会因为“地球村”的出现就发生改变，相反地进一步拉近了传导的距离。目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在经济政策上，从最初的关税同盟发展到自由贸易区，先行者如尚在不断扩大的欧盟实现了货币金融的一体化；在合作范围上，从单一的货物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从贸易进入相互投资和越来越深入的经济技术全面合作，经济伙伴关系成为各国经济联动发展的“热现象”；从合作方式上，由双边合作进入多边合作，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互结合，形成新的网络格局；从地域和规模上，则出现了引人瞩目的跨大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自身发展中进入跨大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进展。跨大区域经济发展现象为“一带一路”丝路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一带一路”丝路发展也为跨大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新能量。丝路贸易合作的集团化趋势是新丝路发展的重要背景条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的提出，有其历史继承性，更有地缘基础。经济全球化不是抽象的，是要通过地缘的接近性和相互联结性去逐步实现的。即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也有海路联结的地缘逻辑，形成由海洋进入内陆的经济辐射与相互影响的经济带或经济合作圈，合作半径的扩大使跨大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与现实。

首先看一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地缘逻辑。亚洲大陆的地缘地理结构很规则，东亚、西亚和中亚地理均衡对称完整，甚至大陆边缘的大小半岛都具有地理对称性和古老文明圈的对称性。亚洲南北与东西间距也大体相等，西伯利亚与南亚次大陆遥相呼应，轮廓分明，位于在北纬77度至北纬1度的几乎整个北半球，包括地球各种地理地貌和气候带，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大陆。自古以来位居大陆中心地区的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并非主观上要做世界的中心，而是由客观地理方位决定的。她的另一个名称“支那”，既不是丝或者瓷的音转，也未必具有歧视性，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中印在西南丝路久远贸易接触中，出现了秦的转述转译变音。由此也可以大略推断，丝路的正式开通不会晚于秦代并极有可能在秦并巴蜀之时。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较早地出现五洲四海乃至八卦方位的方向定位，而天圆地方的观念也应当是在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之前最前卫的认识。公元前200年的张骞使团和南来北往的使节团已经认知了整个亚洲，要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商人”出于商业垄断心理诓称向西已到无人居住的尽头，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丝绸之路走得也会更远。公元395年，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从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成为横跨欧亚非并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庞大帝国。这是罗马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直接接触之始，也是欧亚成为发展经济双核的真正历史开端。这同时也说明，欧洲与亚洲在地缘边缘上应当是直接联通的，造成分割的“楚河汉界”是不同文明而非真正的地理划界。

事实上，欧洲和亚洲在地理地缘上是一体结构。欧洲与亚洲的紧密地缘联系，过去就有学者提出过，因为它们之间的划分与其他的洲际划分并不一样，后者是按照诸如大洋和自然形成的明显陆地标志区分的，而欧亚更多地以宗教文化甚至种族划分。乌拉尔山之所以成为分界，并不是因为它难以逾越，而是因为这里是最早“白种人”与“黄种人”的居住分界线。但更早的“白种人”如雅利安人的故乡其实也在亚洲。乌拉尔山为界也造成了近现代俄罗斯向西向东的历史纠结，令其“双头鹰”的国徽图案有了特别的含义。对造成欧洲和亚洲划分的原因和地缘一体，西方学者也心知肚明，因此欧洲和亚洲在麦金德的地缘学说里，连接在一起的欧洲和亚洲被称为“世界岛”，欧洲和亚洲之外则被称为新月形地带。这无异于婉转地承认这块连接在一起的超级大陆原本一体，但又把它人为地割裂开来，划出了发达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两个洲际概念，而“新月形地带”则是更加边缘化的地带。如果当时地理学家们真要以明显的地理坐标为标准，也许帕米尔高原更有候选资格，但文化歧视又使他们不愿把阿拉伯地区当成与自己同居一陆的“文明世界”。这就形成了地理科学与现实地缘学说的一个悖论，把地理学意义上欧亚超级大陆实则是“大半岛”的重要地区看作欧洲，其余则归为亚洲。

对于欧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分析，基辛格博士在其新著《世界秩序》里有所涉及，并引起认同者的强烈反响。一位学者阿基莱什·皮拉拉马里发表文章《基辛格是对的：亚洲概念是一种西方结构》，对基辛格提出的这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支持。他说，亚洲仅仅是对欧洲以东的一部分欧亚大陆的统称。从历史角度而言，认为欧洲和亚洲是不同大陆的看法源自于古希腊的观点，即希腊以东的陆地构成了一个单一有机整体，被称为亚洲，而希腊以西的陆地构成了另一个整体，名为欧洲。这种观点最终让现代西方将欧洲和亚洲作为两个独立的大陆来看待。就地理而言，欧洲、亚洲没有特殊的区别，它们都位于同一地质板块的欧亚板块。在文化上，西方已经被界定为源自希腊、罗马文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与亚洲就没有共同的历史或文化”——且不说欧亚之间的民族迁徙是怎样一种历史状态，又如何在广袤的草原上搬来搬去，如楼兰的“小河公主”、西迁的月氏其实也是白种塞人族群的一支，而今天的东欧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来自东方，“亚洲拥有众多的区域比如东亚（如日本、朝鲜和韩国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南亚，每一个区域都像欧洲一样独特。因此，可以将欧洲与亚洲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分区而内在相连的体系”。皮拉拉马里说：“概括亚洲最简洁的方式是将其定义为一个（包括欧洲在内的）自然大陆，拥有约七大区域。这种方式平衡了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且未完全遵循政治界线划分而是包含了几大过渡带：欧洲、中东（包括北非在内）、南亚、中亚、俄罗斯、东亚和东南亚。”文章作者的最后结论是，具有不同区域的“欧亚板块并不会模糊这些地区拥有大量共同文化、历史和发展趋势的事实”。皮拉拉马里的观点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基辛格博士关于欧亚的分割特别是亚洲概念是西方虚构出来的论点，也有力地支持了大陆各个次区域文化传统有差异，也有共同关联的事实。皮拉拉马里还阐释了自己更为引人瞩目的观点，即不同文化和历史有一种共同性，也有共同的发展趋势。在更多的人看来，这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已经努力实现并深刻影响欧亚文明进程的既定史实，同时也是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要继续实现的发展愿景。

事实上，欧亚大陆历史概念的划分也并没有阻挡贸易与经济技术交流的脚步，相反地，造就了文明发展融合的永久的穿透力。对于欧洲和亚洲的概念的新的诠释，其意义并不是在名称上去作什么修正，或者要重新界定欧洲与亚洲，那其实并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意义，最关键的还是抹去历史遗留的文化上时隐时现的隔膜，让丝绸之路经济带再一次把欧洲与亚洲联结得更紧密，让欧亚文明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再一次放出异彩。

2014年，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亚欧首脑会议从1996年启动至今已经运行18年，中国是创始国。除了亚欧国家，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加入进来。亚欧会议成立以来规模影响不断扩大，由最初的26个国家扩大到51个国家（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东南欧的克罗地亚是其最新成员），其经济总量占全球55%，贸易总量占全球60%，而中国与亚欧会议其他成员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近50%，它们对中国的投资也一度占到50%。亚欧会议虽然形式灵活松散，但层次高，已经成为亚欧国家之间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对建立平衡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在市场、劳动力、资金、技术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也是丝绸之路经济的重要作业平台。目前，正在实施的《中欧合作2020年战略规划》将为亚欧合作增添新的发展能量。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米兰举行具有历史象征意义，其首脑会议的主题是“构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增长与安全”，“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被列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亚欧首脑会议体现了亚欧的紧密经济关系，也是弥补亚欧洲际间在历史上人为割裂的一个重要的合作机制。李克强总理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提出三点主张：一是共同维护亚欧和平安全和稳定发展；二是共同推进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三是促进亚欧人文交流和社会发展。亚欧各国要不断培育凝聚亚欧共同体意识。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开阔、更有发散性，但似乎在地缘定位上没有前者那么明确或者确定。其实不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的海洋形式，同时也有巨大的独立意义和建设走向。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就从海上丝绸之路中看到了另一个大趋势，即“一带一路”不仅在“一带”的建设发展中全方位地密切了欧亚合作，也通过“一路”构建形成和推动了“南环经济带”的发展，在他看来，亚洲、非洲与拉美的经济合作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双边贸易关系，构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又一翼，即亚洲、非洲、拉美国家已经成为“南环经济带”的重要合作成员。特别是他在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南非和巴西之间划出一条弧线，使得“南环经济带”的线条与轮廓非常清晰。

2015年一开年，奈斯比特携新著《大变革》来华，书中强调了中国新的后发优势，认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是高效的投资，如在基础设施、新能源、环保、外贸附加值以及创新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加大投资，并不断探索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让数字化与互联网等新业态成为发展红利。他还进一步提出实质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联结的“南环经济带”。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改变了全球的投资格局，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将成为新国际经贸格局的缔造者。他说，目前拉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投资总额已达5000亿美元，自2003年起，中国金融机构为拉美提供贷款860亿美元，超过世界银行和美洲银行贷款总和。同时，中国也是拉美国家的债权国，到2016年，中国很可能超过欧盟成为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100亿美元，在过去12年间增长了20倍。拉美与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整合的最大贸易赢家，明显地展示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大经济板块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纽带，正在联结成一条越来越强大的“南环经济带”。

“南环经济带”其实也是环印度洋、大西洋甚至是环南太平洋经济带。“南环经济带”的提出，客观上揭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结构，也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一带一路”全面丰富的内涵。同时也说明了一些人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担心是多余的。印度洋和大西洋一样都是公海，也是海上丝路的“高速公路”，是共同发展之路。在奈斯比特看来，世界经济重心不仅在东移，迎来亚洲世纪，也在向南移，在“亚洲世纪”之后也将会继续出现亚非拉世纪。

显然，如果从“一带一路”整体发展应力的角度去看，我们正在着手打造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正在推进的亚太自贸区或者也可以称为全球的“北环经济带”，这条“北环经济带”与“南环经济带”一南一北，正在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版图。“南环经济带”的提出，进一步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整体海陆概念，即一条连接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条连接非洲、拉美的海上经济带，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所涵盖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框架。

完全可以这样说，“一带一路”既是跨大经济区域合作的半径提升，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恰当的实现形式和战略载体。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南环经济带”的基本和主要推动力量是“金砖五国”。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和中国—拉美加勒比共同体论坛、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的成功筹办以及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都显示了这一点。过去，人们考察金砖国家，主要着眼于它们的经济高增长，吉姆·奥尼尔发明金砖国家的概念，显然也是从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拉动和影响力出发。在一段时间里，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金砖国家的发展也出现了调整迹象，一些人也开始像意欲唱衰中国一样开始唱衰金砖国家，吉姆·奥尼尔奋起反驳，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他也能从“南环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去考察，反驳将会更有力。“金砖五国”分布在欧亚、东亚、南亚、南非和拉丁美洲构成的一条匀称的弧线上，包括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较多，面积最大和较大的国家，各自有各自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尽管目前各自面临的经济课题不尽相同，但资源互补的优势是举世无双的，它们还都带有自身的区域发展能量，是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具有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影响力。目前，俄罗斯领衔的欧亚经济联盟从2015年1月开始启动，成员将从俄、哈、白三国扩大到吉尔吉斯斯坦等。印度在南亚经济同盟居于核心地位。南非是正在组建的南共体的中坚，巴西则是加勒比—拉美共同体的经济重心。中国则有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正在逐步启动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它们与它们的带动力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经济发展含金量的提升将是超常规的。而其稀有的市场属性和整合中的乘数效应决定着它的最终价值，显示着经济全球化的光明未来，最终也体现了“一带一路”构想的最高战略价值。

无论是“南环”还是“北环”，都是环球发展，和平发展是世界永恒的主题，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发展则是世界的智慧抉择，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开阔的不仅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视野，引起亚洲、欧洲和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兴趣、思考与实践，同时也开辟了通向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是当代地缘学说的最新回归与创新。其认识价值、实践价值以及对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战略价值，目前只是效果初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2014年7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的见证下，金砖国家财长签署成立金砖发展银行协议，这也是推动南环经济带发展的历史性协议。金砖国家横跨亚、欧、非与拉美四个大陆，代表着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各有各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模式，更有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金砖发展银行的目标是服务于金砖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也会直接促进南环经济带的发展。金砖发展银行的股权分配是平均分配，不与各成员国的GDP比重挂钩，是金融治理机制的一种创新。金砖发展银行与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的融资业务分别覆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以金砖国家为骨干的南环经济带，将与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相互协调补充，一起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作出努力。 KK+CQXopgm3w/H7nssOv4yKOKE4Aryi1UPrWlI2aha1Y7Hd0cDF8AU0E3Cy/e6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