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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既有高潮，也有相对低潮，有不同的大宗贸易产品主流，如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等，有不同时段的贸易人群组合，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一直到清末民初茶叶贸易和生丝贸易依然兴旺，“二战”发生之后中断，计划经济年代里难以复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她重放光彩，再次造福世界。“一带一路”在短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丝路历史辉煌以及未来将带给各国各地区的诱人的发展前景，更是由于丝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特征。历史特征主要是贸易的对称性和平等性、文化与发展的包容性、丝路贸易的和平性。现实特征则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汇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明显的承继性，带着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历史基因，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即有的造福天下的朴素的“经济全球化”贸易的萌芽。有了丝绸之路才会有四大发明的西传，才会有后世文明发展的新的动力。那种认为丝绸之路只是遥远的过去，只有令人感触万千的“汉唐魏晋宋元”，而不知其有更为远大未来的静止的观点，是一种对丝绸之路的误读；认为中国对国际丝路的开拓从来都是被动的，也是一种误解。笔者有时甚至在想，有哪位学者能够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和特定时期的丝路贸易形态着眼，去梳理2000多年的丝路贸易史，一定连他自己也会大吃一惊。说到底，丝绸之路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具有文化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沟通行为与连续活动。这是一条千古不废的发展之路。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历史深处走来，其生命力之顽强，犹如旷野里见证丝路繁荣的胡杨，生千年，长千年，立千年，不死不倒又千年。从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东方再到郑和航海，历时600年，他们分别开启和记录了中国丝路发展的几个伟大时代。到现在又一个600年过去了，中国在一度衰落之后再次复兴，重新开启新的丝路发展时代，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即将全面复兴。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讲，2000多年里荣辱更替，过去曾是无可替代的欧亚大陆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大通道，是当时世界梦想的中心舞台，承载了数之不尽的历史信息。你可以说它是丝绸之路，也可以说它是彩陶之路、瓷器之路、青铜红铜铁器火药纸张印刷术科技传播之路、茶马与车骑之路、农牧业产品基因交汇之路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理念交流之路，还可以说它是民族迁徙、民族融合和亚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路。现在它要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成为各国各地区不断推动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的共同发展之路。
在历史上，丝绸、瓷器、茶马和香料是流通在丝绸之路上的四种大规模交易产品。交易链最长的是丝绸，处于价值链顶端的也是丝绸，这就是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丝绸是一个重要的有生命的贸易符号，它代表着很长时期亚欧贸易的繁荣，也将代表未来亚欧与世界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在遥远的古代，这条路如此漫长，中转环节又如此复杂繁多，参与贩运交易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群如此众多，带动各种商业链发展的拉动力量如此强大，影响文化、技术、艺术乃至宗教传播等各种文明要素的能量与能力又是如此无与伦比，以致我们在基本搞清它在中国的复杂的线路演变与它在中亚、西亚的直接走向之后，依然未能完全弄清它在地中海、在欧洲的辗转间接的传播路线。或者说，李希霍芬更多是发现了丝绸之路的源头方向，还来不及发现全视角的对流方向。倒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西方的视角更详尽地叙述了东方对西方的丝路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过去和未来将要作出的贡献进行评估。
事实上，丝路上千年流转的不仅是“四大发明”的古代高技术，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四大商品”也组成了古代中国高技术产品方阵。对丝绸贸易、瓷器贸易、茶叶贸易，人们耳熟能详，但对香料贸易，往往以为全是舶来品。香料中确乎有舶来的，如矿物性香料安息香产自西亚，动物性香料如龙涎香产自印度洋国家，但植物性香料如沉香、檀香的主产地却在中国的两广、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是植物性香料的输出国。广东中山市在历史上称为香山；隔珠江口相望以香名港的香港是香料的最大输出输入港；因为这些地区历史上属于东莞管辖，所以输出的香料统称为莞香。这都提示了香料贸易是与丝绸、瓷器、茶叶齐名的大宗商品，作为高档奢侈品同样价值不菲。
西方引以为骄傲的航海贸易，事实上也并非西方独家专利，郑和航海更早、更成熟也更有规模。近百艘大型商船，27000名船员，搁在今天也蔚为壮观。与郑和比肩的还有《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水手“辛巴达”，“辛巴达”实有其人，其原型就是海上丝路古代目的地阿曼的航海家欧倍德。公元8世纪，他驾着一艘单桅杆木船，两年里航行万里，到达中国的广州并在中国定居。从更广的视角看，古代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印度人是海陆丝路共同的开拓者。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年轻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是在“辛巴达”之后、郑和之前“双丝路”的唯一的亲历者。马可•波罗17岁离家，在中国度过了最精彩的25年的年华，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威尼斯学者赖麦锡曾高度评价马可•波罗，认为他比哥伦布更伟大。其实，他也比发现和命名丝绸之路的李希霍芬更有成就。李希霍芬发现了陆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却更早地海陆双程走上了丝绸之路。他从霍尔木兹登岸，又从今天的阿富汗巴达克山地区的瓦罕走廊商道进入中国，在走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丝路地区远至缅甸的蒲甘，于1292年启程回乡，由运河南下，经扬州、杭州到达泉州大港，踏上经由占婆（位于今越南中南部）再到马六甲、安达曼海、锡兰岛、印度西岸、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全旅程，是世界上完整地实现了古代“一带一路”的全方位伟大旅行的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回乡之时，给威尼斯带去了元代盐币、纸币和丝绸币的重要金融信息，从他那里，欧洲人第一次听说了纸币，并引发了整个欧洲金融界和商界的一场革命。他带回欧洲的镜片也是欧洲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创造原型。因此，对于丝绸之路文化与贸易所包容的历史贡献，似乎不能仅止于四大发明的西传，欧洲文艺复兴大门的开启和欧洲的金融商业革命同样源起于东方。
这里并不是在贬低哥伦布的成就，东西方航海结局的根本区分在于殖民与非殖民的区分。仅从海权贸易逻辑上讲，中国同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海权国家。或者说，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早期开拓与欧亚及非洲多元文明的直接交流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中国从古至今既是陆权国家也是海权国家。
丝绸之路具有三个明显的历史特征。一是贸易的对称性和平等性，二是文化与贸易发展的包容性，三是丝路贸易的和平性。
贸易的对称性是总体对称和文明价值的对称
历史上的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都具有转手和中转的特点，贸易中心的两端，在汉代主要是长安和西罗马，在隋唐则是长安和东罗马即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在元代是大都与大不里士。两端也有经济沟通来往，但多数时候是通过中间环节实现的。在汉代是中亚的古粟特商人和南亚的古印度商人，隋唐以后是阿拉伯商人。海上丝路贸易则主要是阿拉伯商船开创的厄立特里亚贸易也即印度洋沿岸贸易，并具有海陆相接的特点。明代的郑和航海达到了古代海上贸易的顶峰。
郑和航海的落幕并不是中国航海贸易的落幕，而仅仅意味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告一段落，民间贸易还在继续，这就是福建商人开创的“下南洋”和“马尼拉—盖普贸易”。这个“马尼拉—盖普贸易”一直到西方列强打开对华“五口通商”才逐渐式微，但同样没有完全停顿。在陆路丝路贸易和海上中转贸易中，两端并没有从丝绸贸易活动中得到直接巨大的经济利益，贸易产生的超级利润几乎全被流通环节拿去，但不能由此低估丝路贸易带来的直接的、间接的经济拉动效应。
在中国汉唐，长安城与罗马、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与丝路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的频繁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罗马帝国商业传统和商业机制相对成熟，只是苦于找不到足以对冲的商品，只能拿出大量的黄金，不得不处于长期出超状态，以致国库空虚国力降低。但对汉代特别是唐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来讲，商品交换的因素并没有对经济基础产生冲击性的变化，而依旧以农业立国，依旧在农民上缴赋税和农民担负沉重徭役的基础上维持帝国的统治。假设盛唐一代当时能够认识并抓住丝路贸易的机遇，历史就会重写。因此，即使那时已经出现了以广州和东部城市为起点的海上丝路贸易，向东抵日本，向南到东南亚、南亚和向西走向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内生因素，倒是出现了长安、扬州、凉州一线城市畸形的繁华，但这边是轻裘肥马胡姬酒，那边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而这也是许多经济历史学者已经看到的，在中国历史的中后期已经产生了那么多的商业因素，却没有发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原因之一。
但是，丝绸之路毕竟打开了通向外域的广阔天地，造就了一代繁华，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文化流，并推动了古代经济产业的某种分化，促进了古代商业城市的发育，完善了以绿洲经济为特征的一系列跨国贸易城镇的影响深远的布局。这些城市有的后来衰落了，有的依然是现今的商业和商品交流重镇，前者如已经消失了的楼兰、中亚的图兰、马雷和西亚的泰西封等，甚至还有中国的敦煌和古凉州武威；后者如扬州、洛阳、西安、伊犁、喀什，中亚和西亚的撒马尔罕、赫拉特、伊斯法罕、巴格达、大马士革和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以及罗马等。这都是拜丝路所赐的欧亚古代城市格局的布局与滥觞，都是早期商品贸易发展奠定的重要基石。
古长安以丝绸交易为代表的丝路贸易，既有规模，也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在唐代，有形市场分为东市和西市，东市相当于当时的内需市场，并以上层人士消费为主，西市却有外需市场的一些特征，设有六品长官管理的“市署”和七品级的“平准署”，前者负责物价、度量、质量、交易时间和禁止非法交易方面的管理。西市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胡商”云集，在唐太宗时期，东突厥内附，长安一次迁入突厥人口近万家，占长安万年县人口的近1/10。这些内附的居民已经融入长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经历“安史之乱”后也“安居不欲归”。
长安居民来源多元，宗教信仰多元，除佛道之外，基督教的教派景教和摩尼教、拜火教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在广州常住的阿拉伯民族的人口约20万人，这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比例。长安和广州不仅是丝绸交易的国际市场，瓷器和茶叶也先后在这里集散，西亚的香料、珠宝和中亚传来的原生农产品也在这里流转，因此长安西市居然有“百二十”行的说法。“行头”“牙子”“估客”“居停主人”“肆长”这样的贸易服务行业出现了，“质库”“金店”“柜房”乃至类似后代票据的“飞钱”的“金融服务”出现了，类似货栈的“邸店”“波斯店”“波斯邸”也出现了。
据有关史料转引的唐代人韦述的《东西京记》记载，西市在隋代叫“利民市”，是“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后来避李世民讳，改称“利人市”和“金市”。后朱温代唐，西市尽毁，到了元代，长安西市只剩“故市坡”的地名。西市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和时尚娱乐中心，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因此也是彼时的商贾与文人游玩的去处。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直接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生活。
唐代西市的遗址已被探掘并经考古确认，一些街道和桥梁、排水沟也在商业文化层里陆续被发现。陕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建设古西市博物馆，就地保护遗存的同时，开发了一个古丝路商业文化再现的成功项目“大唐西市”，再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支撑丝绸之路贸易走向繁荣的枢纽市场的历史风貌。隋唐时代规定，凡交易必入市，为的是管理与征税，这也是中国古代有形市场包括农村集市的源头。东市和西市贸易制度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市场的一般设置格局，《木兰辞》里“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描述，也反映了古代市场分工的一般情况。唐代东市是国内市场，或者说是与宫廷官员消费有关的高级市场，西市则是大众化的国际市场。那时的丝绸品类众多，锦、绣、绫、绮、罗、绢、缬、绸等，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这与砖茶曾经作为货币单位参与交换活动的道理是一样的。
丝路贸易直接影响到商业经营人才的养成和跨国商业活动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商业人才，如汉代的卓文君父女、巴寡妇清，唐代的大贾窦乂、宋清，还有入籍长安由“兴贩”而家资巨富“比王侯”的粟特史氏大贾，这都是司马迁《史记》里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韩愈、温庭筠笔下的人物。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地区，粟特“昭武九姓”有不少融入中国姓氏。粟特商人群体和后来的阿拉伯商人群体，长期从事国际丝路中转贸易，都是丝绸之路贸易成就的一代商业人才。
在丝绸之路的舞台上，中国扮演着商品“批发集散”和东方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是那时候的高档商品制造业大国，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处在技术的高端又处在贸易产业链的低端。从一开始就是投入付出大于收益，贡献大于所得，而这种“不对称”或者说“双峰驼式”的曲线收益贸易，也是历史形成的一幕。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会成为货物与服务商品、技术商品和资本密集流转的通道，由于经济带里双边与多边稳定的长期经济合作，也由于流通技术手段也即基础设施的提升与完善，对称贸易成为新丝路贸易新的特征。新丝路贸易有着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广泛丰富的内涵，也有着平等互利的各种协议与共同规则，平等贸易经济互补既是新丝路贸易的基本准则，也是丝路沿线国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比较利益中的综合平衡，新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
海上丝路其实也具有从不对称贸易到对称贸易的历史特征。在中国宋、元前后，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厄里特利亚中转贸易虽然也具有不对称性，但后来的“马尼拉—盖普贸易”是中国福建商人入超，西方商人出超，但西方用来交换的白银是从新大陆廉价得来的，因此从成本上还是总体平衡的。但在海上列强殖民时期，贸易的不对称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掠夺性的贸易与征服性的战争如影随形，不胜枚举，以致形成一些西方贸易大国在近代出现的贸易的变异基因，留下了难以根除的思维惯性。比如，他们把“鸦片战争”视为“白银战争”，认为是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白银入超引起的，这是一种完全的强词夺理。在银本位时代，白银就是国际贸易中用来支付的“硬通货”，除了用它来计算交换价值，难道还有用毒品为单位进行计算的道理？殖民经济的终结，迎来了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而不是他们曾经想谋取的“全球化”，平等贸易开始成为一种可能与现实，对称贸易成为主要的取向和新的贸易特征，也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特点。
文化与贸易发展的包容性
丝路贸易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包容性是丝路贸易的又一个历史特征。古代丝路贸易连接的是古代几大文明圈，最直接的是中国的华夏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此外还有中亚文明和东南亚、东北亚文明和刚刚从蛮族状态摆脱出来的西欧北欧文明等。有趣的是，除了埃及，多数文明都有自己的流向一致的两河发展舞台，如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南亚的印度河与恒河；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甚至欧洲的多瑙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和顿河等。这其实说明，陆上的陆路贸易和水路贸易是循着那时的水陆通道展开的，水路和陆路通道相互连接，而彼时的各色水旱码头往往是较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的贸易坐标，不同肤色和不同文明背景的商者在这里集散和交易，构成了有声有色的丝路贸易图。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引得赫赫有名的威尼斯商人都要冒险东来，父辈来了不过瘾，儿子随父二次来华追寻丝路的源头。透过丝路巨大的商业吸引力，人们看到的是多民族的交易图和多文明的交流图。正像参阅了6种语言资料并亲自重走了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路线，写出几十年来有关马可•波罗话题最完美的作品并还原了马可游记真实性的美国传记作家贝尔格林所言，马可的行程“完全超越了时空界限。沿着位于遥远的帕米尔高原边际的丝绸之路”，“来到一个原始的世界，那里他接触到一些似乎还停留在史前时期，没有任何发展变化的人和社会。但到了中国，历史似乎推进了数百年，马可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有着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理想社会”。“马可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虽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专门从事织物、宝石、香料贸易的商人，但实际上，他可以算得上是文艺复兴前乃至以后一段时期内，传播世界各民族文化与知识的使者。他通过对自己经历的记述引领东西方不断向未来迈进。”“马可•波罗心目中的未来要通过人们的不断旅行、永不中断的贸易往来以及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来实现，而不应该像在中世纪那样彼此隔绝。在这个世界里，基督徒可以和穆斯林、佛教徒以及任何一个掌握贸易要领的人做生意。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强大统一的元朝政府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进行接触和融合，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理想。”“作为商人，马可认为商业贸易是各国交往的核心内容，它能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限制。”
那么，为什么另一个美国作家在1995年要否认马可的存在呢？问题不在于几个存疑的细节，而是因为马可•波罗是第一个站在东方立场、带有东方文化思维、从东方的视角叙述东方繁荣的西方人。西方反对文化歧视，但对一些人来说是有限度的，你弱，他会发出居高临下的几声怜悯，但如果你曾经和现在的他一样强，就是非偷即盗。那么，对于这个有美化东方之嫌、在外漂泊24年连家乡话都说不好的游子，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说成是“骗子”和“百万先生”。这就是某些人的道德与评价底线。
从古代商业链发育的角度考量，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更加无法计算。就以丝绸这个具体的产品和商品来讲，大约在唐代早期，已经传到小亚半岛，伊斯坦布尔东南200公里处至今还有一座又名“丝绸城”的古城布尔萨，那里是中国古代丝绸西传的重要节点，也是小亚和欧洲最早引进技术生产丝绸的地方和养蚕缫丝织造丝绸的“高技术”西传的节点。另外，诸如烧瓷制茶等技术同样也有传播的节点城市。当人们走进这些城市，回顾这段横跨亚欧的丝绸贸易历史，无论是当时的西方还是东方，在最大限度满足贸易需求和推动物流和人文的交流中，最终惠及的都是生活在不同文明之中的制造者与消费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6月初举行的阿拉伯合作论坛上，曾经提出了丝路精神。什么是丝路精神？从丝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看，至少要有几个统一的概念，那就是：和平协商的精神，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精神，包容互鉴的精神，自由贸易的精神，互惠互利的精神，贸易投资便利深度合作的精神。在这诸多的精神里，包容是最基本的，也就是一切文明传统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一切国家都有基于自身传统和国情的发展模式，一切经济合作都要遵循平等交换的商业规律、市场规律。包容发展是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一种丝路文化，体现了文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商业运行规律的重要内涵与前提。
事实上，丝路贸易从来都是多元主导，共同参与共同受惠的，恰如邻里街坊门前的大路，共同拥有、共同行走，是共同的资产。丝路贸易也是互动的、开放的，在历史的丝绸之路上，不会排斥谁，也没有偏重谁，一切在自由交换的贸易中发生。这一点过去一直没有变化，现在也不会变化。包容合作其实也是各国经济合作的规律。凡是按着这个规律运行和运转的，贸易道路就会畅通。新丝路的运转一如往昔，一切都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引力场中发生，不仅是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紧密合作，不同体制和治理模式的经济体也都可以进行紧密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习近平主席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这一思路深得丝路合作的精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宽广之路，足以也应当容得下各种共同市场、各个大大小小的经济圈，无论是欧盟国家还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无论是东盟国家还是新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都是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一员。海上丝路建设合作之路也跨越了辽阔的海洋，走向非洲，走向拉美。在这一点上，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是令人起敬的，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海洋和航线是一种公共产品。
丝路贸易的和平性
包容是由文化发展规律决定的，和平竞争是由商业规律决定的，在古代丝路贸易中，确有时而畅通时而闭锁的历史现象，但这不能作为丝路贸易不稳定和难以持续的一种解读。两千多年来，丝路贸易在总体上一直是贯通的，所不同的是，影响力程度大小不同，贸易规模和具体走向与具体路径不同。在中国汉代，贸易路线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南道和天山南道，然后才出现了天山北道。在唐代，大南道没有废弃，但贸易路线主要转向天山南道与北道。
为什么后来又会发现西南丝路和北方草原丝路的新路线？其一，这不仅仅是应了“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句大实话，也说明“通罗马”的大路原本就有多条，在多种因素下，一旦哪条路径出现了不便利，必然有另一条路径取而代之，丝路贸易依然一派兴旺。其二，丝路的开通，起点是中国，但又是欧亚各民族共同的贸易通道，在丝路的不同地理方位上实现交换，必然会出现立体交叉的丝路网络。其三，陆上丝路贸易真正出现危机，是在18世纪海上“列强”大规模推动跨洋贸易之际。在那之前，欧洲对亚洲还进行了对近东地区的“立凡特贸易”，希望从西打通向东的“贸易”路线，但立凡特陆路贸易最远也就到达今日的巴格达。由于航海大发现和丝路西端陷入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的纷争，也就削弱了陆路贸易东进的势头。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教廷与世俗封建主的联合体，后者的目标是重新控制地中海贸易，其目标的部分实现得益于伊斯兰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什叶派在埃及建立法蒂玛王朝，意大利城邦贸易再次复苏。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由此也与刚刚建立的蒙古伊尔汗国建立了贸易联系。但罗马教廷的兴奋点恐怕不在这里，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寻找阿拉伯国家背后的信奉基督教的“约翰长老国”，就像今天到处寻找“同盟国”一样。这个由于一位妃子是基督教徒而信奉基督教的蒙古部落可汗还真有过，是在蒙古的西部，但不久就被成吉思汗兼并了，最终没有找到，也事属必然。在当时的情势下，面对日益伊斯兰化的西亚蒙古贵族，欧洲封建领主是无法直接打通通向东方的贸易道路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对欧亚腹地的征服。地理大发现鼓动起他们从海上到东方寻找黄金财富的欲念，而“世界岛”和“新月形地带”理论以及后来的“边缘地带”论，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开始出现的。因此，陆上丝路贸易的相对衰落是与海上殖民贸易的东来同时发生的，与陆上丝路贸易内部结构变化关联不大。
或许，一些西方史学家怀着很深的疑虑在审视着丝绸之路的另一面，即历史上中东、西亚包括地中海地区和中亚地区，发生过多次战争，甚至被视为所谓“黄祸”的源头和“黄祸”的中心舞台，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战争方向。在他们眼里，要说亚洲腹地曾经是和平的，还有什么地区比那里更不宁静？
诚然，这里是历史上多个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迁徙的大通道，因此也是历史上多冲突地区。中亚的亚洲十字路口的位势，决定了南北东西不同的迁徙方向与碰撞，因此也兴起过许多匆匆而过的帝国与王朝。从亚历山大东侵再到阿拉伯大食的东扩，从雅利安人的西进南迁和塞人或斯基泰人部族、古月氏民族在中亚地区的迂回迁徙以及贵霜王朝的开疆扩土，还有匈奴、突厥与西辽耶律大石的西走，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大军横扫欧亚和短暂的铁木尔帝国的称雄，无不显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状态。但是，每一次战争的起因各不相同，多数战争也与争夺丝路没有直接的关系，与中国的关联度更不高。成吉思汗的西征，直接的导火线是他派向当时里海东岸的花剌子模国的庞大贸易“代表团”成员全部被杀，虽然这个借口与后来西方列强从海上先后攻入新大陆与亚洲地区的理由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残酷杀戮也为后人所诟病，但成吉思汗的战争之后，客观上彻底打通了丝路特别是草原丝路贸易，其情其景又是马可•波罗这样的跨国商人与旅行家所能见到的。
一般来讲，彼时的游牧民族和部族，因为经济形态的单一与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转变为商业民族的概率很大。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古代地中海的城邦经济，他们同样需要在经济互补中求得生存权与发展权。当贸易互补受阻或不足，劫掠与战争的概率便会增大。中国则不然，中国在史前已经开始进入农耕的门槛，当它与更多更大的部落联盟国家相遇时，已经是成熟的农业国家。自给自足是它的基本经济特征，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眼里，只有能够耕种的土地才是财富，因此也就出现了以防卫为主的生存发展的惯性策略，这也可以解释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版图大，而汉族控制政权时版图相对小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许多朝代都要修长城。把长城看作护卫农耕家园核心区的内墙，至于外墙，也只能用塞障、用烽火台形成的边防连接线去标识。这也是过去一些望长城而生义的“老外”难以理解的。他们忘了，在他们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之初更是城堡如林的呀。
重于自卫也长于自卫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这也是勇于维护主权并永远热爱和平的国家必然的行为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丝绸战争、瓷器战争和茶叶战争，更不会为了销售鸦片抵冲茶叶贸易带来出超而去发动侵略战争。在唐代，倒是有一次应羁麋州（相当于现今的高度自治）之请发生的怛逻斯之战，唐将高仙芝败于刚刚兴起的大食军队，其结果又有些戏剧性，即被俘的军士会打井、会造纸，这些“高技术”便从此传向西亚与欧洲。
相反，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后，欧洲国家历经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兴起并进入扩张期，开始走向从前面提到的近东“立凡特”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一系列殖民经济活动，并揭开了海上丝路冲击陆上丝路贸易的新的一幕。陆路贸易渐次衰落而海路贸易大兴，是陆上丝绸之路总体发生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陆上丝路贸易通畅，和平就是其主旋律和主流。贸易特别是平等贸易从来都是与和平相伴生的。
时移事易，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早已成了主权国家，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新条件下，重走丝路，重新联手，双向互动地建设新丝路和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事情。丝路上有没有竞争，自然会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的经济，把市场竞争看作一种斗争，如果不是弄错概念，便是有些难言之隐。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与自觉，来自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自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目标和相关环境条件的认知，来自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国聚精会神地搞建设，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也永远不称霸。正像一些美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感到自豪，相互尊重和责任感是可取的国家间行为的重要组成，但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表明，她从来不寻求主导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多边贸易组织的决议，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同时广泛开展与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科技、金融与投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是高度兼容的，也具有鲜明的和平特质。这种和平特质有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
现代丝绸之路也即“一带一路”也有新的现实特征。这些新特征也有三个，即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新丝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
共商、共建、共享是责、权、利的统一，是平等合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新型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的准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经济合作，必然会产生主权的部分让渡，包括税率、过境保税和人员流动的大幅度放宽，等等。事涉主权，必须在共商中平等让渡。新丝路建设是一种跨国跨区域的系统工程，涉及不同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治理传统，也关系到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现实发展水平与状态，同样需要在共商中求同存异，在相互谅解中达成一致。共商的本质是话语权平等。共建的要领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实现双赢和多赢的经济互补，是市场平等。共享则是在平等互利中分享共同发展成果。共商、共建、共享就是对共同发展完整的诠释，是最能形成人心相向合作效应的建设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共商、共建、共享也是倡导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乃至世界秩序的“新丝路版”，新丝路的共商、共建、共享性将为人们追求合理的秩序提供有益的参照系，体现了丝路贸易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在的历史提升过程。
新丝路的通透性
新丝路的通透性在古丝路发育的自发过程中一直是一个“软肋”，这与传统的交通运输一直处于原始状态相关。在陆路上，驼队、驴子与马帮是交通与物流千年不变的工具；在海路上，三桅船替代了单桅船已经是一场大的技术革命。自然阻隔影响效率也影响到丝路贸易的辐射半径，形成了工业革命后轮船代替帆船、海路贸易盛于陆路贸易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到一些内陆国家的发展。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为互联互通与贸易畅通提供了新的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既意味着贸易半径的扩展，也意味着经济合作与发展出现新的格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地理交通现实的可能。
但是，新丝路的通透性不止于此，“一带一路”构想将两个丝路即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整合一起，通盘地、多维地去考察、去规划，使丝路经济贸易发展第一次跳出古丝路的地缘局限和海陆各自互不相属的旧棋盘，着眼于海洋和陆地广阔空间的地缘联系，产生了海陆兼通的思维愿景，形成丝路经济发展的新的显著的地缘经济特征，使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海陆并举的通透性。从陆上新丝路的全线路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着太平洋西岸与波罗的海，是名副其实的跨洋丝路。从海洋上看，已在筹划的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的联通将在地中海与波罗的海之间搭建新的“桥梁”，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海峡隧道的开通，也是欧亚进一步联通的一个前奏。“一带一路”从交通与物流角度目前只有海陆途径的相对区分，在不断推进的道路联通中，海陆的阻隔终归会消失。人们在探讨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海陆互通的同时，也会看到，“一带一路”的地理通透性将出现在更多的地方。例如，2017年中巴经济走廊临海尽头的瓜德尔港将会竣工，从中国遥远的西部同样会便捷地走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波斯湾，走向苏伊士运河。
早在200年前，就有泰国学者提出修建一条连接南中国海与安达曼的克拉地峡运河，现在，这个世纪设想再次浮现，并被称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常识里，马六甲海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但它也有自己的通航极限。据测算，马六甲海峡通过的货值占世界的15%至20%，但其通过能力是12.2万艘航船，到2025年，船只通过数量将达14万艘，达到饱和状态。尽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道还有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但航程是前者的两倍至三倍。拟议中的克拉运河可以大幅度减少物流成本。虽然修建长近百公里、深26米的克拉运河，需要耗资200亿美元，但由南中国海到安达曼海，航程可以缩短48小时。另外，从曼谷到中国昆明的准高铁已经列入工程计划，这是“一带一路”地理通透性的又一案例。在各大洲大洋之间会有许多天然屏障，“一带一路”正在改变未来的交通版图，推动丝路经济网络不断延展。
然而，“一带一路”构想的通透性还显示在发展战略本身的透彻性中，这就是重视历史经验又不拘泥于历史经验，连接了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打通了经济发展规律运行中的认知隔膜，极为明了透彻地点出经济规律与地缘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使之高度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度契合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引出广泛的共识和操作上的顺势力量。
这种透彻性还体现了思维的创新和战略创新。“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前瞻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自由度和多维度，既同沿线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也同拥有广泛利益的大经济体务实合作，添加了与世界主要大国共同发展的“正能量”，即与多极化世界广泛建立全面经济发展关系，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与发达经济体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同时也为世人瞩目的中美关系走上一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添加了更为现实的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老话题实则是新课题的构想，与众多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的“理论”相比较，少了用政治地缘绑架经济地缘的“虚伪”，多了用经济地缘发展促使政治地缘从扭曲中回归发展的真切，更加契合希望发展的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内核和诚邻、惠邻、富邻的理念，加上双赢多赢的经济合作，硬软实力交相融会，必然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使路子走得更远更长。以中巴经济合作为例，仅建设瓜德尔港的旗舰项目就有30多项，除港口将在2017年完工外，多数要在2030年竣工，耗资450亿美元。在中巴合作需要更频繁的语言交流和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变得不可或缺，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担负使命，于2015年开学。真诚的合作与丝路经济项目的落实，使得双方的硬软实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中巴人文交流中出现“巴铁”（brother，即兄弟）的常用问候开头语，准确地传达了新丝路的这种新特征。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战略创新是不言而喻的，它区别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的任何一种战略。这是一个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纵观近现代历史，从来没有出现如此明确、如此清晰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其战略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开放与经济的相互融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与各国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战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打破发展瓶颈，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2008年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巨大影响。在经济互利互补中建立多元经济联系，相互之间进一步加深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共同发展，既是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愿景，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发展条件下，市场要素的流动配置半径发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大变化，流动性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流动规模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谁都不可能闭门发展，更不可能在一些经济领域实行封闭，必须在经济一体化的多种实现形式里推动发展的车轮，寻求新的发展轨道。
这也是一个以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是地缘学说的一次回归。在战略学的词典里，几曾见到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从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开始，西方战略理论无一不在遏制与军事战争里兜圈子，并使战略问题打上了不平等与主导权争夺的深深烙印，甚至使“战略”与谋取军事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霸权”之间画上了等号，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别国发展利益之上，而不是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