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预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预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同上)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