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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实现大志，必先修身养性，在这一点上，曾国藩是很好的榜样。他曾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晚清一代“儒学藩镇”。无论这些称谓是否合适，曾国藩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期间，就接触了儒学。后来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满腔热情的他给家人写信，信中说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等人那样的“布衣之相”，学问方面要不断向孔、孟等人学习，争取做孔、孟那样的大儒。他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又言：“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无疑是曾国藩为自己立下的一个大目标——他想成为一个大儒，圣贤之人。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曾国藩就开始博览群书。什么样的书他都学，经、史、诗、文一样都不少，什么名家的著作他都读，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过。直到后来，受到唐鉴、倭仁等一些理学家的影响，曾国藩读书就不再广泛了，而是有了一定的选择性，他开始专攻程朱理学，尤其专于朱熹。
对曾国藩思想与治学影响较大的有唐鉴和倭仁，这两人本是师生关系，曾国藩也是经唐鉴介绍结识了倭仁。曾国藩也是因为唐鉴才学习程朱的。
唐鉴，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自幼就勤奋上进。嘉庆十二年 （1807年） 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 （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其实，曾国藩和唐鉴的相识也是出于偶然。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唐鉴调往京城，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迎接他，当时的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在一边侍驾。道光皇帝见到唐鉴之后，称赞他：“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可谓朝廷的好官，读书人的榜样。”对于道光帝的这一番称赞，久经官场的唐鉴并未觉得有什么，可是曾国藩却非常羡慕，对唐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曾国藩便打听到唐鉴的住址，以弟子之礼对这位功成名就的老乡进行拜访。
唐鉴一生爱惜人才，特别喜欢勤奋好学、聪明机智的人，而曾国藩正具备这些优点，他也知道曾国藩是自己同乡，所以对于曾国藩谦虚的态度很是满意。于是二人一见如故。
可以说，唐鉴跟曾国藩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次谈话让曾国藩在做事、修身、做学问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了关于读书、修身方面的一些妙诀。唐鉴说：“读书要以《朱子全集》为根本。读该书时不能把它当做八股进阶之书，应该躬自实行，这是修身的典籍。修身的妙诀在于‘整齐严肃’、‘主一无适’，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要讲求方法，要‘在专一经’，只有一经通后，才能旁及诸经。所谓学问，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还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告诉曾国藩，他一生读《朱子》，以其修身。修身检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一定要认真记录。不存在欺骗、隐瞒、作假之事，最丑的事要记下来，最丑的心也要记下来，对着圣贤天天检讨，时间久了自然就达到圣贤的境界了。圣贤就是不自欺，不欺人。在这方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倭仁这方面做得不错，非圣贤莫属。
听了唐鉴的一席话，曾国藩可谓“胜读十年书”。三十年读书，却不知学问门径。多亏唐鉴指点，他才拨开迷雾，看到光明。于是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随后，曾国藩写信给家人。其中他写道：“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来到唐鉴住处，向他请教学问，与他讨论国事，同时向唐鉴学习朱子理义。唐鉴教导曾国藩立下“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做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等十二条规矩。除此之外，曾国藩自己还立下了《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挂在书房内，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为了督促曾国藩的进步，使其进步，唐鉴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不妥之处马上指出，让曾国藩改正。对于曾国藩敢于揭发自己的隐患之处，唐鉴给予鼓励。另外，唐鉴还把自己编写的《畿辅水利备览》一书交给曾国藩，让他细细阅读。使他知道作为一个儒学家不仅要精通圣典，更要关心民事和经济，绝不可只会背圣贤书，不会治理国事，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从修身到治国，样样精通，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真谛。
唐鉴向曾国藩介绍了倭仁，倭仁也是著名的理学家，他的读书修身也受教于唐鉴。倭仁对曾国藩颇有影响。倭仁，晚清大臣，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 （1839年） 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同治帝之师。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坚持长达十年之久，此“会课”有三步，第一步是写日课，每天都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有过改之，无过继续，属于修身养性；第二步，互相批改日课，有批评，有鼓励，有建议，以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使人进步；第三步，当面指陈得失。这些人中只有倭仁能坚持下来，自始至终都“精进严密”，这一点让人佩服。
曾国藩认识了倭仁之后，就一心跟着倭仁学习，发现倭仁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曾国藩稍一有念头，倭仁就会记下来，然后和自己辩解，哪怕是有一点点不合圣贤的想法倭仁都会将之消除在萌芽之中，让曾国藩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这种克己的做法，近似于苛刻。在倭仁的要求下，曾国藩也开始一边读《朱子全集》，一边写日课，以便反省自己。
曾国藩在文、史、书法、考据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但是思想宗旨一直没脱离儒学，在儒学方面，曾国藩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宗教战争”，曾国藩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而洪秀全崇信的是拜上帝教，此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谈，但说明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