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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科举考试的重要性，所有读书人都把科举考试看做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曾国藩也不例外。二十四岁之前，他除了因求学去过长沙和衡阳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读书，所以没结识几个好友，同辈中也只有湖南的郭嵩焘、刘蓉等人。
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 正月十七，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中，就说到了他的两位恩师及朋友对他的影响，说到了拥有恩师挚友的重要性，他说：“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唯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唯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在家乡读书时，朋友们对他似乎没什么影响，他也没得到什么益处，因为朋友们大都是平庸低俗之辈。他认为少年时代天分不高，就是因为每天与平庸之辈相处，所以没有什么收获，反而自己也变得平庸了。到了京城之后，结交了一些文人志士，受他们的影响，自己也上进了许多。当时的曾国藩已入翰林，他所结交的都是名儒硕学之士，曾国藩自然感到以前的时光都虚度了。
曾国藩到了京城之后，视野开阔，对一切事物都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科举考试不是人生的全部，仅仅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需要做的事还有许多，也不能让科举来定夺一个人的一生，考取功名并不能说明人生就成功了，没有考取功名也不是注定人生就失败。每个皇帝都青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不仅仅是有功名，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朝廷更是重用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到了京城后，曾国藩结交了一批新的良师益友，他们对曾国藩的一生影响深远。
在京城学习期间，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弟弟们，很是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结交的一些朋友。
曾国藩信中所提之人都非平庸之辈，他们都是北京的名流学士。这些人都是曾国藩在翰林学习时结交的，这些人是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对象，他们对曾国藩的影响可谓至深，有的是曾国藩一生的好友；有的是曾国藩事业上的指路人；有的对曾国藩的文学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曾国藩一生的成就与他们的影响密不可分。以至于后来，曾国藩在教导子孙后代时也着重强调交友要慎重，不可大意，因为一位好友能给你带来无穷的益处，而不良的朋友带给你的一定是负面影响。
邵懿辰，字位西，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久官于京师，熟悉朝章国政，朝廷不少大典、礼制、诰文均出其手，且博览典章，撰有《礼经通论》、《尚书传授同异考》、《杭谚诗》、《孝经通论》等。处理完繁忙的军机之事，他经常和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曾国藩到京时，他任军机章京，曾国藩对这位老前辈格外尊敬。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官至国子监学政，专于古文经学。他是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期间结识的一位挚友。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 ，曾国藩因病休养，趁此机会他阅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不明之处他便请教刘传莹，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学习，一来二去便成为挚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叟。湖南道州 (今道县) 人。晚清诗人、书法家，此人精通书法，尤精说文考订之学。曾国藩结识何绍基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是何绍基的长处，于是在写作方面他以何绍基为榜样。
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吴廷栋爱好宋儒之学，入官极重视为官的品行，蹇蹇自靖。他与曾国藩无话不谈，一谈就是一天。谈论的话题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从吴廷栋那里，曾国藩知道了窦兰泉，此人见识独特，非常不一般。
此外，曾国藩还认同子思与朱子的学习之道：学习就像是炖肉，先用猛火攻之，然后再用细火慢慢煨，这样，炖出的肉才会又香又嫩。曾国藩认为自己以前读书方法不对。所以他想搬进城去，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摒除一切。但同时他也有所顾忌，城里有良师益友，唐鉴、倭仁、吴竹如、窦兰泉；城外也有一些像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曾国藩天天想见的人。
曾国藩一生交友无数，城内城外均有，他舍不得放弃任何一方，经常恨自己不能有分身之术。可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因为他身边有那么多的挚友为他指引方向，给他带来光明。曾国藩曾言之：“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在和邵蕙西的交往中就包含着这种感觉，两人自从见面就长谈不休，直到很晚也不愿分手，每次都是如此。对于子序，曾国藩也是十分佩服，此人见识远大，理论精辟，让曾国藩心生敬仰。特别是他对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此话正说出了自己的弱点，以后一定牢牢记住此话，专心掘一口井。
曾国藩曾写信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起初曾国藩认为，京城里的那些成功人士、名流之辈都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两年之后，通过与一些朋友交流，他了解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不存在什么高不可攀。在曾国藩二十年后重回南京时，他还专程看望吴廷栋。当时的吴廷栋年事已高，腿上有病，但每天仍然校勘书籍，日理万机的曾国藩忙于国事之余，都会抽空看望这位老者，他们一起谈论时事，不亦乐乎。
实际上，曾国藩在不断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也不忘联系旧朋友。他深知，人生路途离不开朋友，正是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自己有了一番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