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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中叶，晋国分裂为三个国家：韩、赵、魏。与此同时，其他诸侯国的奴隶制度也在逐步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我国历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新时期。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通过不断的征战和兼并，最后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大国和几个小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为“战国七雄”。
这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开始形成。为了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各个国家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侵占别国的土地，削弱别国的势力，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由于这个时期接连不断发生战争，所以称它为“战国时期”。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期两种不同的结盟主张。战国时期，秦国逐渐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并有着吞并其他国家的野心。为了抵抗秦国的侵略，齐、楚、赵、韩、燕、魏六国便提出了“合纵”抗秦的主张，意思是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国的进攻。因为这六个国家都在秦国以东，纵贯南北叫做“纵”，所以人们把这种联合称为“合纵”。“连横”则与“合纵”相反，意思是联合秦国，对付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六个国家在东方，秦国位于西方，从东到西叫做“横”，所以人们把这种主张称为“连横”。
在实际的政治中，往往“合纵”、“连横”并用，“合纵”胜利后改用“连横”，“连横”受阻时又变为“合纵”。各国把“合纵连横”当做一种政治手段，苏秦和张仪两人是当时声势最为显赫的“纵横家”。
李悝（前455—前395）是魏国人，子夏弟子。魏文侯在位时，他的政治改革的精神主要是李悝具体实施的。李悝出身于贫苦人家，对于民间疾苦和国家政治对民生的影响，有着很深的了解。在战国争雄的时代，富国强民的最大障碍是西周以来实行的世卿世禄的政治世袭制度。这个制度，不仅空耗民财，而且对国家选择人才也非常不利。于是，在政治上，李悝实行了“食有劳而禄有功”和“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政策，以实际的功劳决定官职的任用，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旧时代的政治沉渣，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活力。在经济上，李悝推行的是“尽地力”和“善平籴”。所谓“尽地力”，就是通过改进耕作方法，使农田的产量增加；所谓“平籴”，就是为了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每逢丰年，政府就大量购进余粮，到了荒年，政府平价售出余粮，通过这种方法来使粮价保持平衡，鼓励农民多种粮。
李悝变法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在法律方面。在李悝之前，郑国的子产、晋国的赵鞅，都公开过国家刑法。李悝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下了《法经》六篇。这六篇是《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前两篇是定罪，中间两篇是量刑，后两篇是针对特殊情况制定的相应对策。李悝的《法经》给秦汉以后的历代法律确定了基本框架。特别是在秦国，后来由商鞅制定的《秦律》，更是对《法经》的直接继承和改进。
由李悝策划的魏国的变法，不仅使魏国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的，也为接下来的各国的改革作了良好的铺垫。
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悼王（前401—前381）是一位善于纳贤的国君，他经常听到别人称赞吴起贤能，所以吴起一来到楚国就被授予相印，拜为相国。吴起上任后就审定律令，明确法规，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都裁掉了，他撤销王族远门旁支的供养，用来抚恤作战的士兵。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斥退那些驰骋游说的人，使兵力强盛。这样一来，楚国的国势大增，向西出兵讨伐秦国，向南平定百越，向北吞并了陈、蔡，击退了三晋军队。楚国的强盛使诸侯各国都感到不安。
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以后，楚悼王就死了。那些楚悼王在世时就想谋害吴起的王室贵族就趁机联合起来，向吴起发动攻击，情急之下，吴起慌忙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他身上。于是想杀吴起的那些人用乱箭射死了吴起，但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等到安葬了楚悼王以后，太子楚肃王继位，他命令尹把因射杀吴起而连带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杀掉。这样因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竟有七十多家。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商鞅入秦，向秦孝公进言强国之策，陈说变法图强的道理，深得孝公赏识，当即封为左庶长，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
这次变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实行编户制和连坐制。新法规定，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以控制农户和征收赋税。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进行编制，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一人犯罪，如果同一伍，同一什的人不检举、不告发，则与犯人同罪；告发者有奖。二、推行小家庭政策。男丁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分家自立门户，否则加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之后依然同屋居住。分家之后，各自照料生活，不相干涉。这一政策，大大提高了赋税和谣役的征收，使君主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三、废除旧的贵族世袭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按军功的大小封给官位和爵位，无论宗室与贵族，如无军功，一律消除其贵族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这项改革，大大加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同时，大大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因而，也使得很多旧贵族对其怀恨在心。四、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把农业看做本业，而把商业看做末业，他认为农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保障。因此，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人，可免除劳役和赋税；弃农经商，懒惰至贫者，全家为官府的奴婢。商鞅抑商，旨在防止商人损害小农经济。
新法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安居乐业，无一私斗。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使原来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了当时的第一强国。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商鞅因变法业绩显著而升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地位。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改革经济和政治。主要措施有：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解除了井田制对封建经济发展的阻碍；废除分封，设立县治。将全国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由国家直接派出官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将国家的政权和兵权都集中到了朝廷；招侎移民扩充园力。为了扩充国家的整体实力，在给田地免兵役的条件下招侎外来移民，专门从事耕作，秦国人专心投入兵役后国力大增。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成为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度量衡的基础和标准。
第二次变法后，秦国更加国富兵强，称雄于天下。但变法后不久，旧贵族公子虔就故意犯法，刁难商鞅，商鞅再一次毫不留情地镇压了旧贵族势力，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两年后，魏军马陵之战失利，秦军乘机伐魏。商鞅假意叙旧，写信邀魏公子饮酒，魏公子如约而至，不料却中了商鞅的计，秦军大败魏军，只得将河西地归还秦国。商鞅也因此受封於、商等十五个邑，号为商君，此后，人们称之为商鞅。
商鞅的两次变法不论是对当时的秦国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保甲制度就是根据商鞅的编户制和什伍制演变而来的，他的郡县制也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
但所有的变法都必然会影响旧势力的利益，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也与大批旧贵族结下了冤仇。因而，在秦惠文王登基后，当初被严惩的贵族公子虔为报宿怨，诬告商鞅谋反，而秦惠文王也向来对商鞅不满，于是，立刻下令将商鞅逮捕，并处以酷刑，将其车裂。
公元前353年，魏国大元帅庞涓率数十万重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陷入了战火之中。赵王升朝向文武百官问计，有位大臣向赵王献计：不如由主公写一封求救信，再备上金银，然后派使者向齐国求救。
赵王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于是急忙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国国君接到信和财物后就派大将军田忌和军师孙膑率军赶去赵国解围。田忌随即点兵，准备来日向赵国进军。军师孙膑劝阻说：“要解开杂乱纠纷，不能握拳不放，要解救相斗之人，不可舞刀弄枪。避实就虚，给敌人造成威胁，邯郸之围便可自解。如今魏军全力攻赵，精兵锐卒势必倾巢而出，国内一定只剩下老弱兵丁。将军不如轻装疾奔魏都大梁，占据险要，击其虚处。敌人必然放开赵国，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便能一举解开邯郸之围，又可乘魏军疲惫之际，一鼓歼之。”
田忌立刻按照孙膑的布置进行。果然，魏军得悉大梁被围，慌忙回师。人马行到桂陵，齐军蜂拥杀出，将魏军打得丢盔弃甲。
齐、魏桂陵大战之后十三年，魏国与赵国联合起来攻打韩国，韩国情势危急，忙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率军前往，直接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攻。魏将庞涓得知了这个消息后，马上率领军队撤离韩国，回去救都城，但是等庞涓赶到时，齐军已通过大梁继续向西进发了。
孙膑对田忌说：“韩、赵、魏的兵士英勇善战，一向瞧不起齐国，齐国士兵胆子小是出了名的。善于打仗的人应该因势利导。兵书上说，百里之远而企图获利的损失上将，五十里远而企图获利的军队只有一半能够赶到。”于是让齐国军队一进入魏地先安十万口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口，第三天又减为三万口。
庞涓行军之日，见到这种情形后非常高兴，说：“我知道齐军本来胆怯，进入我国土地才三天，士兵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逃走了。”于是就丢下步兵，只带少量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赶齐军。孙膑对魏军的行程有了一个初步的预计，他估计这天晚上魏军应该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而且四周有很多险要关口，可以设下伏兵。于是他就命人在大树上砍下一块树皮，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然后他又派齐军中擅长射箭的士兵，带着弓箭埋伏在险要关口的两旁，约定“黑夜中看见火把举起就一齐放箭”。
果然不出所料，庞涓在黑夜中来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当他见到空白处有字时，就取火照亮去看，还没读完树上的字，齐军的箭就一齐射了出去，魏军顿时乱作一团，兵士四处逃散。庞涓知道败局已定，就拔剑自刎而死。齐军乘势追击魏军，将魏太子申俘虏了，然后凯旋归国。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联合赵、韩、魏等国的兵力，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两座“孤城”。田单（战国时齐国的军事家）随着逃难的人群逃入了即墨城。这时，即墨城的守将已经阵亡了，导致城中无管事之人。因为田单是齐王的远亲，又有才干和智谋，城里的人就推选他出来主持战事。田单和士兵们同甘共苦，不分日夜亲自巡城，还把本族人和自己的家属都编在了队伍里，受到全城人民的拥护。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其子惠王即位，惠王做太子时同乐毅有矛盾，关系处得并不好。田单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就派人去燕国散布谣言说：“齐王早已被人杀死了，齐国现在仅存两座城池。乐毅之所以不着急拿下，是在慢慢收拢人心，以利于自己日后在齐国称王！齐国人现在倒不怕乐毅，要是燕王另派人来代替乐毅，即墨就危在旦夕了！”燕王本来就不信任乐毅，听了这些流言后，也没有多加思考，就派骑劫去齐国代替乐毅。乐毅无端遭受陷害，使燕军士气大受影响。接着田单又放出风去说：“齐国人最害怕割鼻子，如果燕军割掉齐军俘虏的鼻子，然后推到队伍的前列示众，即墨城的人就会害怕，那么就再也不敢抵抗了。”
骑劫听后果然把捉去的齐军士兵的鼻子割去，并在城中示众，即墨守军见了，无不愤怒，这就更坚定了他们守城的决心。田单又放出风说：“我们最怕的是燕军挖城外我们祖先的坟墓。要是燕军挖了我们的祖坟，我们还守城干吗？”愚蠢的骑劫又上当了，他下令让士兵掘墓，即墨的人看到后都要求出城去和燕军拼命。田单见士气高涨，就决定出击。为麻痹敌人，他派人打扮成富翁的样子，将大量金银送到燕军军营中，说：“城里的粮草已经不多了，不出几天就要投降了，希望大军进城后，保全我们的家小。”燕军听到这些话后，以为胜利在望，就放松了戒备。这时田单征集了城中1000多头牛，在牛角上绑两把尖刀，牛尾巴都扎上浸透了油的芦苇，并凿开十几处城墙，趁着夜色，在牛尾巴上点上火，把牛轰出城外，同时在火牛后面派5000名精兵尾随而上，向燕军兵营猛冲。毫无戒备的燕军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冲过来一群猛兽，碰了不死也受伤，于是燕军一片大乱，纷纷夺路逃跑。齐军的5000名精兵奋勇杀了过来，燕军死伤遍地，骑劫也被杀死。
齐军乘胜追击，所到之处，受到了齐国百姓的支持。他们纷纷起兵杀死燕国的守将。不到几个月的工夫，被燕国和秦、赵、韩、魏占领的70多座城池全部被收复，后来他们把齐襄王迎回国都临淄。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个稀世之宝——和氏璧，这事让秦昭王知道后，便派使者带着书信去见赵王，说愿意拿出15座城来换那和氏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担心送去了璧却换不到秦国的城池。蔺相如主动请求带着璧前去换城。来到秦都咸阳，蔺相如在离宫章台向秦王进献了和氏璧。秦王看完璧，高兴地把璧传给左右的臣子和美人们观赏。蔺相如在一旁待了很久，也不见秦王提起交换城的事，知道秦王没有诚意，就走上前说：“这块玉璧上有点儿小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
秦王就把璧还给了他。蔺相如拿到玉璧后，向后退了几步，靠着柱子，怒发冲冠，说：“当初，大王派使者出使我国，说是情愿拿15座城来换这块和氏璧。赵王于是诚心诚意地斋戒了5天，然后派我来到秦国为大王献上玉璧。我们是多么郑重其事啊!可大王的做法却有失礼节，你不在朝廷正殿而是在离宫别馆接见我，并且态度十分傲慢，拿了璧又传给周围的美女玩赏，故意戏弄我。我看大王根本就没有诚意，所以才拿回了玉璧。大王要是进一步逼迫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璧同时碰碎在这根柱子上!”说完高举着璧，对着柱子要摔。秦王慌了手脚，连声向他道歉，一面把管图籍的官吏召来，在地图上指出从某城到某城割给赵国。蔺相如知道这是秦王耍的花招，就说：“和氏璧是稀世罕见的宝物。赵王送璧时先斋戒了5天，大王您也应该斋戒5天，在大殿上备设隆重的九宾大典，我才敢把和氏璧献上。”
秦王无奈，只得答应，叫人把蔺相如送去休息。蔺相如想，虽然秦王答应斋戒，但也绝对不可能拿15座城和自己交换。于是就派自己的随行人员，穿着破旧的衣裳，怀里藏着和氏璧，从偏僻的小道偷偷地逃回赵国。经过5天的斋戒后，秦王在朝廷中备设了九宾大礼的正式仪式，请蔺相如上殿。当得知蔺相如已让手下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就命令手下人将蔺相如绑起来。蔺相如摆了摆手说：“慢，听我把话说完，到那时再绑也不迟。天下诸侯都知道赵国弱、秦国强。如果秦国真的能先将15座城割给赵国，赵国怎么会为了一块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我欺骗了大王，自己将难逃一死，就请用大刑吧!不过，我的话还是请大王和您的大臣们仔细想想。”秦王想：“即使把蔺相如杀了，也不能追回和氏璧，反而会加深两国的矛盾，倒不如把他放回去。”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王将他拜为上卿。后来，秦国没有把城割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
公元前259年，秦军大举进攻赵国，两军在长平对垒，战云密布。当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赵国只好派老将廉颇坐镇。初战几次，赵军稍有失利。但是廉颇毕竟在沙场上拼搏多年，经验老到，他看到首战失利，于是就改变了战略，固壁不出。于是与秦军的战争拖了三年，秦军的粮草供应日见困难，却仍然拿不下赵国一寸土地。秦国军士们心里都非常焦急，并且由于长时间的背井离乡，都归心似箭。将领们害怕再这样下去，军心将散，锐气将尽，那时候，恐怕要攻下赵国只能是做梦了，这三年的时间和心血算是白白浪费了，于是主将就召集众将和谋士商议。
一谋士对秦军主将说道：“我听说，大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此人自幼熟读兵法，只可惜从未历经战场，只懂得纸上谈兵，没什么才能。如果，我们派人到赵国境内散播谣言，使赵国撤掉大将廉颇，换成赵括，那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于是，秦军主将便派遣间谍潜入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军谁都不怕，就怕赵奢之子赵括担任大将。”谣言传入宫廷，赵孝成王正为战事毫无进展而愁眉不展，便准备起用赵括。蔺相如在病中听说，连忙劝谏赵王切勿委赵括以重任，甚至赵括母亲也上书赵王，告诉他赵括只会空谈，难胜重任。但赵王固执不听，果然撤回廉颇，任命赵括做了大将。
赵括一到前线，立刻摆出一副整军经武的架势，改变了战略，撤换了不少将官，一时间弄得军心涣散，人心惶惶。秦将白起探明这些情况后，深夜派出一支奇兵偷袭赵营，随后佯装败走，趁机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赵括不知秦兵败退有诈，挥师追赶，只听一阵锣鼓，斜刺里杀出一队秦军，把赵军拦腰切成两半。就这样，赵军被围困四十多天，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军心大乱。赵括眼看熬下去也是活活饿死，便率军突围。但见旌旗蔽日，秦军四面冲杀过来，赵括被乱箭射死，四十万兵将全军覆没。接着，秦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后因魏国楚国诸侯率军相救，赵国才没有亡国。
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四十万人马全军覆没，主将赵括也被乱箭射死，强悍的秦军长驱直入。公元前257年，秦军又率兵重重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孝成王焦愁万分，急忙委派他弟弟平原君到楚国去搬救兵。赵国存亡，在此一举。事关重大，平原君准备带二十个最精干的文武官员同往。他在自己的数千名门客中横挑竖拣，只选中十九名，还差一人，却再也挑不出来了。
这时候，有个名叫毛遂的门客站出来，对平原君说：“请让我跟您同去吧。”平原君对这张面孔很陌生，问：“先生来我门下几年了?”“三年了。”毛遂回答。“三年?”平原君摇摇头说，“不行。一个有才能的人处在世上，就好比把锥子装进口袋，立刻可以看到锥尖从袋里钻出来。你来了已经三年，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称赞过你，可见你不够优秀，没有什么本事。你不能去。”“不对！”毛遂争辩道，“我从来就没有能够像锥子那样放进您的口袋里。要是早就放进口袋的话，我敢说，不光是锥尖露出口袋，就连整个锥子都会像禾穗一般挺出来。”平原君想想，觉得毛遂的话也有道理，就决定带他去了。同行的十九个门客，一开始都很轻视毛遂，但在一路的交谈中，他们才发觉毛遂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果然，当赵、楚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毛遂冒着生命危险，手按宝剑，挺身而出，在盛气凌人的楚王面前慷慨陈词，申明大义。他凛然的正气使楚王惊慑，精辟深刻的分析使满朝王臣莫不叹服。毛遂打开了新的局面，促使楚王和平原君当场缔结盟约。不久，楚国和魏国的援军两路并进，终于解了邯郸之围。事后，平原君感慨地说：“毛遂以三寸之舌，胜百万军队，他一到楚国，我们赵国的威望就大大提高。我观察的人才不算少了，但竟然错看了毛先生。”
长平之战后，秦国军队进一步围攻赵都邯郸，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一面亲自赴楚，请楚出兵救赵，另一方面写信给其妻弟信陵君，委托他向魏王求救兵。信陵君看到平原君的信后，赶忙进宫请求魏王发救兵。在信陵君的一再请求下，魏王便派将军晋鄙率领军队援救赵国，但又惧怕强大的秦军，于是又令晋鄙仅加强戒备而不要与秦国发生正面冲突。赵国平原君写信责备魏国信陵君背信弃义，信陵君于是便打算邀集门客到秦军阵前，和赵国一起与秦军决一死战。
他把好友侯嬴招来，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侯嬴支走了其他人，然后悄悄对信陵君说：“我听说晋鄙的虎符，放在魏王卧室里，魏王宠爱王妃如姬，因此如姬有能力偷出虎符。从前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是你派人把杀她父亲的仇人的首级进献给如姬的，为报答公子的恩情，如姬是决不会推托的。这样，拿到了虎符就能把晋鄙的军权夺过来，西面可以抵御秦国，北面可以挽救赵国，这是关系帝国霸业的大事!”
信陵君采纳了侯嬴的计策，让如姬帮忙，她果然偷出了虎符，把它交给信陵君。公子出发时侯嬴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到了那儿就立刻与晋鄙验合虎符，要是晋鄙对此产生怀疑，不肯交出兵权，而要向上请示，那可就遭了。我有一个朋友叫朱亥，他是一个屠户，可以让他和你一同去。这个人力大无比，晋鄙如果听从你的命令，那就照计行事；如果不听，就让朱亥把他杀了。”于是信陵君请来朱亥，朱亥笑着说：“我是一个杀猪的屠户，公子你多次关照我，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现在公子有急事用得着我，这正是我为你出力献身的时候啊!”
朱亥和公子一起出发了。信陵君来到邺城，假传君王的命令代行晋鄙兵权，晋鄙把两半虎符合在一起，果然产生怀疑，想不服从信陵君的安排，这时朱亥从袖子里取出四十斤重的铁锤，一锤就把晋鄙砸死了。信陵君即刻率领军队赶往前线，与秦军作战，秦军大败。
战国末期，弱小的燕国敌不过强大的秦国。当时，燕国的太子丹眼看着强秦正一点点地侵占燕国领土，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太子丹物色到一位本领很高的勇士荆轲，让他以燕国使者的身份去刺杀秦王。
公元前227年，荆轲和他的副手秦舞阳带着秦国降将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燕国的使臣来到咸阳，拜见秦王。秦王嬴政听说燕国使者要献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地图，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在咸阳宫举行隆重的仪式接见荆轲。
这一天，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捧着督亢地图，一步一步地走上朝堂。大殿里的威严与肃穆让秦舞阳感到非常害怕，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秦王嬴政的左右大臣一见秦舞阳那模样，吆喝了一声：“使者为什么变了脸色?”荆轲回头一看，见秦舞阳脸色苍白，怕露出破绽来，连忙对秦王嬴政说：“大王，他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里免不了有点儿害怕，请大王不要见怪。”秦王嬴政于是命令秦舞阳退下，将地图交给荆轲，让他一个人上来。荆轲上了堂，献上盒子和地图，嬴政叫荆轲打开盒子一看，的确是樊於期的头颅。接着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指给自己看。等到将地图全部展开以后，事先藏在地图里的匕首就露出来了。荆轲一手抓起匕首，一手拉住秦王的袖子，将匕首向秦王胸口狠狠刺去。
秦王使劲儿一转身，袖子被割断了，他绕过屏风，想跑到外面去，然而荆轲拿着匕首又追了上来，嬴政知道自己没有机会跑了，只好绕着朝堂上的铜柱打转，躲避荆轲。两旁的文武百官知道出了事，但手无寸铁，帮不上任何忙，而台阶下的武士虽有兵器在手，但按秦的规矩，没有命令不准上殿。秦王虽然腰佩宝剑，但却没有机会拔剑，只能躲避荆轲的袭击。
在这紧要关头，大殿上一名侍候秦王的随身医生急中生智，抓起装药的罐子扔向荆轲，荆轲一挥手，药罐摔得个粉碎。就在这一刹那，秦王赶忙将宝剑拔出，一剑刺中荆轲。荆轲倒在地上时，仍不忘将手里的匕首扔向秦王，秦王把身子一闪，那匕首从他腮边飞过，打在铜柱上。嬴政见荆轲倒在地上，手里又没有了武器，便上前向荆轲连砍几剑，将他杀了。台下武士们把秦舞阳也杀掉了。
孟尝君：齐公子，田婴之子，名文。袭其父封邑薛，称薛公，号孟尝君。门客曾为孟尝君去薛邑收债，将部分贫苦人债务免除，取得薛邑人的拥护，当孟尝君受齐王猜疑罢相后，回到了薛邑，受到此地百姓的欢迎，得以在此安身立命。后为秦相，又受秦王怀疑，遭到迫害，得门客相助才得以摆脱追兵。后任魏相，曾支持齐、燕、韩、赵、魏五国攻秦，受到苏秦的称赞。还曾联合燕、赵攻齐。
信陵君：魏公子，安釐王之弟，封于信陵，称信陵君。著名的连横抗秦者，有食客3000人。公元前257年，赵都邯郸遭受秦军的围困，形势万分危急，信陵君窃符救赵，杀魏将晋鄙，夺得兵权解邯郸之围，因而留赵居住10年。后魏遭秦大军攻击，在魏危难之际，信陵君借得赵军10万人，并组织燕、韩、楚、魏、赵五国联军，在今陕县和华阴县连败秦军，将秦军赶至函谷关以西。
平原君：赵公子，赵惠文王之弟，名赵胜，封于东武城，号平原君，养士3000人。秦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赵卒40万被坑杀，秦国乘胜围邯郸。在赵国面临城破国亡之际，平原君协助赵王组织守城，并说服赵王派使臣去魏、楚求救。魏王畏惧秦国，虽发兵10万，却于进军至赵魏边境时停滞不前。信陵君的姐姐乃是平原君的夫人，于是平原君致信信陵君：“请公子看在姐姐的情分上，马上发兵来救邯郸！”于是信陵君乃设计夺得魏军指挥权，发兵救赵。与此同时，平原君又亲带20名门客，赴楚求救，终于说服楚王命春申君率楚军救赵。秦军受到赵、楚、魏三国军队的攻击，腹背受敌，大败而回。
春申君：楚公子，名黄歇。为楚相20余年。“虽名相国，其实王也。”有3000门客。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封于吴，号春申君。曾奉命援赵，解邯郸之围，使秦东进战略受挫。有门下舍人李园，先以其妹献春申君，有娠之后，又劝春申君献给楚王，生子立为楚太子。楚王死后，郎中朱英曾预言李园将杀春申君以灭口，建议春申君先发制人，春申君不听，后果为李园伏兵所杀。
重农抑商思想萌发于春秋，成熟于战国，延及以后历代，是贯穿我国整个封建专制时代的重要思想政策，它是中央专制集权政治的配套措施。其“重农”之农，包括小农及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重农的目的是稳定国家兵源、财源(赋税)与社会经济基础；其“抑商”之商，指的是商品经济与资本市场，在抑制商人资本对破产小农的盘剥、兼并的表层下，包含有防止政权对立面或异己力量出现的根本目的。
庄子，战国时哲学家，道家代表人物。在有限的史料记载中，只知道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吏，但不久就辞官回家，此后专心著书讲学，再未踏入仕途。
辞官后的庄子依旧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巷子里，靠编制草鞋度日，常常食不果腹，有时还要向人借粮救急。尽管生活困顿，庄子却思想高超，甘于贫困，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
庄子博学多才，对社会中的很多丑恶现象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认为乱世是由历史的堕落所致，所有的是非之争都是劳心而又无所谓的事情，因此面对社会的丑恶他并不是积极地应对，而是消极逃避，甚至产生了极端厌世的思想，认为人兽杂处的时代才是至德之世。但这也正是庄子了悟生命的结果，于是，他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归于一个“道”字，认为道涵盖一切，无时无处不在，不受任何限制。
庄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道合一”，他又把达到这一境界的人称为“真人”、“至人”、“神人”。
庄子又称“天道自然”，主张人应顺应自然，否则就会违反万物的本性。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惠施不解，谓之薄情。庄子却说：“妻逝，我固然伤心，但世上本无生命，亦无形体，变而化之，乃有生命形体，而今人死一同安睡，天命变化也。”庄子视生死为自然，生不足乐，死不足悲，是对生死的一种诗意的领悟。
庄子一生所追求和崇尚的实际上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综观庄子学说，其宇宙观和人生观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但在他的许多篇章中，都反映出了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事物的相对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因而，在他的认识论中，闪耀着辩证的思想光辉。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师承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影响深远，有“亚圣”之称。
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其远祖为鲁国贵族，后来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三岁丧父，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孟母的管教十分严格，其“迁地教子”、“子不学，断机杼”等教子故事，已成为千古美谈。孟子师从孔门，十分推崇孔子。他和孔子一样，也有周游列国的经历，在齐、晋、宋、薛、鲁、滕、梁等国宣扬“仁政”和“王道”的思想。当时，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力图以战争实现统一。孟子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被采纳。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孟子退居讲学，与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另有观点认为，《孟子》的编订者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尤其在秦时，因焚书坑儒，其门徒四散，几乎一蹶不振。到西汉时，扬雄首先肯定了孟子对儒学的贡献。东汉时，赵岐对其很是推崇。唐玄宗时，曾封“孔门十哲”之一颜渊为“亚圣”，并没有封孟子。中唐时，韩愈首倡儒教“道统”之说，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的人物，从此孟子的地位开始上升。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刻石十一经，增入《孟子》，自此《孟子》被列入经书。北宋神宗时，《孟子》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升格为儒家经典。到了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元仁宗时，封孟子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元明宗至顺元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至此，“亚圣”之称流传下来，封建统治者对孟子的封赐亦达到了顶点。
荀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都作过深刻的分析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博采众家之长，建立起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成为了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
荀子自称孔子继承人，但却不同意诸如“子思”、“孟子”等儒家学派“法先王”和“性善论”的思想主张。他对墨子的“尚贤”主张以及墨子之后学说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的成果都有所继承，但他却批判墨子兼爱、平等的观点。他摒弃了他的老师的“情欲寡少”和“见侮不辱”，但同时吸收了其关于“气”的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将自己的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在其政治思想上，荀子将儒家学说作为主体，同时吸收法家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人性本“恶”而非“善”，“善”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他所谓的“人性”就是饥则欲食、寒则欲暖、劳则欲息、趋利而杜弊，人人都有各种欲望，不得满足则毕生追求，若追求时无分寸界定，则必然产生争斗。于是，需圣人来申明礼义，建立法度以限制人们为非作歹，从而天下从“善”。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将礼、法区分开来，一方面主张礼义教化，另一方面强调严刑峻法。事实上，荀子这一思想已经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制定了大方略，除先秦王朝外，其他王朝都把礼教摆在了明显的位置。
荀子反对自殷商以来的有神论，建立了最初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他认为，日月星辰、四季轮回均由某种规律所致，“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人的意志无关，更不是受神的主宰。他还提出自然界中的种种怪异现象，像日食、月食、彗星等不过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自然的“天”实际上没有任何意志，无法主宰政治的成败和人事的好坏。同是水患，禹之父鲧用“障水法”历经九年而未能成功，而禹改堵为输，则得以治理，因此，事物的成败在人而不在天。荀子还为人们指出了方向，他说：“与其从天命而颂之，宁可制天命而用之。”人类只要掌握了规律，便能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亦即“人定胜天”。这一思想把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向了一个高潮，对后代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荀子一生游历天下，所到之处礼遇甚隆。但由于他否定天命，不敬鬼神，主张“法后王”和“人性恶”，而这些理论和思想都与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粉饰罪恶的要求相悖，因此，他的学说一直未能广泛流传，其政治主张也未得到采纳。而与其同样有功于“时政”的《孟子》却大受青睐，以至于《荀子》一书连注解都没有，甚至残缺不全，实为思想界一大憾事。
韩非出身于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曾拜师于当时有名的学者荀子。他长于写作，其文章条理清晰，分析深刻，但遗憾的是韩非口吃，不善与人交流。
韩国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国家，经常受到别国的侵扰，却无力反抗。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变法强兵的种种建议，但始终不为昏庸的韩王所采纳。内忧外患使得韩国日益衰落，不得重用的韩非只好退而著书，写成了包括《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55篇作品在内的10余万字的《韩非子》，系统地阐述了其治国的方略，广泛地在韩国流传起来。后来，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罢，大呼绝妙：“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求得到韩非，公元前234年，秦国发兵韩国，韩国势单力薄，马上将韩非送到秦国。只可惜韩非在秦国还未来得及被重用，就被李斯陷害致死。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并将其师荀子的理论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加强法制，使用严刑峻法才能解决问题。第一次把“法”、“术”、“势”三家思想结合起来，明确阐述了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制思想体系。
韩非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顺应时代潮流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构造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实施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李冰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是都江堰的设计者和组织兴建者。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李冰拜官秦国蜀郡守。他到任以后，看到这里有严重的岷江水患。江水从上游带来泥沙淤积起来，抬高河床，更加剧了水患，每到夏季，洪水泛滥，冲毁庄稼，两岸居民苦不堪言。于是，李冰与其子二郎着手进行治水工作，设计并组织兴建了都江堰，征服了水患，将水患变成了水利，灌溉川西平原300万亩的土地，使这里“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
都江堰整个工程分为三部分：宝瓶口、分水堰和飞沙堰。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构成了一个防洪、灌溉、航运三种作用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
成都平原能够被人们称为“天府之国”，是与李冰创建都江堰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才消除了水患并得以很好的灌溉，才使蜀中人民拥有了数万亩良田。都江堰水利综合工程不论是规划、设计还是建造方法，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堪称是天才智慧的结晶。历经两千余年的都江堰至今仍造福蜀中人民，李冰也一直为四川人民所崇敬，被人们称为“川主”，在许多地方都修有“川主祠”，来表达蜀中人民对他的感激和怀念。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著名的诗人、政治家、“楚辞体”的创立者。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据《史记·楚世家》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周成王时，季氏曾孙熊绎受封于楚，传至熊通，即为楚武王。武王之子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屈姓成为楚的国姓之一。自春秋以来，楚国的很多高官显位都由屈氏担任。
屈原一生的活动与当时的历史变革密切相关。随着周王朝的统治日趋没落，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竞相争霸，楚国在动荡当中成为了新兴的大国。在七国并立的时代，秦、楚的实力最为强大。屈原辅佐楚怀王时，七雄间的征战已经如火如荼。屈原最初很受怀王重用，负责国家政令的起草，推行变法，并作为使者两度出使齐国。在怀王之前，已有吴起变法在先，怀王也想有一番作为，因而支持变旧更新。然而变法必然会触及到贵族重臣的利益，因此一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极力反对变法，在怀王面前进谗言。怀王听信谗言，开始疏远屈原。在屈原被疏远之后，秦派张仪游说楚国，以土地诱惑其与齐国断交。怀王垂涎秦国的土地，果然绝齐亲秦。然而断交后，秦没有兑现诺言。怀王恼羞成怒，出兵伐秦，结果因孤军作战被打得大败。受形势所迫，怀王再派屈原出使齐国，希望修复邦交。不久，秦昭王提议两国联姻，要求与楚王会面，屈原力谏不能赴会。怀王不听，去了秦国，结果被扣留，最后客死他乡。屈原则被逐出朝廷，流放到了汉北地区。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任弟弟子兰为令尹。当时国人都怪罪子兰劝怀王入秦，同情屈原。子兰于是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进言诽谤屈原。顷襄王盛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了更远的江南地区。屈原辗转在沅、湘一带漂流了近十年。最后自沉汨罗江，以死明志。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著作，二十一卷，大致成书于战国初年，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又称之为《春秋外传》，和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
《国语》是一部历史文集汇编，关于春秋八个国家史事的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可能为当时各国史官所记载，再经整理润色而成，至西汉刘向考校最后定型。
《国语》以国分类，各自成章，其所记史事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五百年的历史。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探讨兴衰治乱之根源，史论结合，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且其记叙涉及到边远地区，也记载了诸如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可补《左传》之缺。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经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而写。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状况。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战国策》在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的。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是秦国吕不韦集门客各著所闻而成，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和《六论》三部分，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是杂论各家学说。
《吕氏春秋》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尽管《吕氏春秋》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吕氏春秋》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除了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吕氏春秋》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是后人假托晏婴的名义所作的。
《晏子春秋》共8卷，包括内篇6卷，外篇2卷，计215章，全部由短篇故事组成。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部书详细地记述了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贤相晏婴的生平逸事及各种传说、趣闻。215个小故事相互关联和补充，构成了栩栩如生的完整的晏子形象。这部书的语言明快简洁、幽默风趣，人物对话富于性格特征，特别是洋溢于人物语言中的幽默感，不但使故事意趣盎然，而且增加了语言的辛辣和讥讽。作者还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一些寓以生活哲理的比喻，后来成为独立的语汇或成语。
《黄帝内经》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后来经过秦汉医学家的整理、补充、修改，最终形成。它是我国现存的最全面的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著作。相传它是黄帝和他的大臣们讨论医学而写的一本书，所以称《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它总结了过去医学理论的成果，为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成为以后中医理论的基本法则。
《禹贡》作于战国时代，作者不详。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影响很大的一部自然地理考察著作和原始的经济地理著作。书中假托大禹治水经过，把中国划分为九州，同时分别叙述了每州的山脉、河流、薮泽、土壤、物产、交通、田赋、民族等情况。书中还有“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对于山系和水系的描述明了、准确，对当时以黄河为中心的水系网络记述得井井有条，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利用磁石制造出指向工具——司南。《韩非子·有度》中记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话，这里的司南就是指南针。司南的外形像现在用的汤匙。使用的时候，把司南放在光滑的水平底盘中间，用手拨动柄部，使它转动，等到司南停下来，它的长柄就指向南方，勺子的口则指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