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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禹晚年的时候，各部落首领一致推举伯益为继承人，但大禹却暗中扶植自己的儿子启。等到禹死后，启将继承人伯益杀死，夺取了天下。夏启继位之后，采取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摈弃了远古的“禅让制”。世袭制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止。
夏启做了国王以后，把父辈的一些有功之臣杀死，征服了曾经反对过他的邻邦，便认为自己的王位已经坐稳，整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当他年老的时候，五个儿子都想继承王位，宫中发生了内讧，最后，启立大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太康继承王位后，昏庸无能，经常丢开国家大事不管，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猎。东夷部落的首领后羿看到太康长期外出打猎，就乘机起兵攻占了夏朝都城安邑，太康也死在了外地。
后羿攻占了安邑后，为掩人耳目，不敢自立为王，于是就让太康的弟弟仲康当傀儡王，自己则在幕后控制国家大权。后来，后羿又被手下寒浞杀死。后羿死后不久，仲康也死了。仲康死后，寒浞担心篡不到王位，就将仲康的儿子相赶出了王宫，同时命人在路上把他给杀了。这时，相的妻子已经怀孕，她在宫中大臣和宫女们的帮助下逃回娘家，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少康。
少康长大后，招抚夏朝的老臣，壮大自己的势力，终于打败了寒浞，恢复了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夏朝末期，夏王桀大兴土木，奢侈淫逸，征伐邻国、残杀异己、横征暴敛、怨声四起，大臣关龙逢曾多次劝谏夏桀，最后却为夏桀所杀。而此时的商汤于部族内布德施惠、轻赋薄敛、扶困救穷、勤政廉明，不仅使周边诸侯都归顺、百姓亲附，统治的社会也很稳定。他又任用仲虺、伊尹为左右相。伊尹为奴隶出身，对民众疾苦十分了解，为相后，又推行改革，安定社会。此后商汤入主中原，并与夏军决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在山西运城)。夏桀败溃，南窜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市附近)而死，夏朝灭亡。
商朝的社会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的。奴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据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记载，奴隶有隶、臣、妾、奚等分别，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和宗族灭亡者。贵族不仅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而且可以随意地施以杀戮。最为典型的杀戮就是杀人祭祀和活人殉葬。商王和贵族在祭祀祖先、天帝、鬼神和山川河流的时候，不仅要宰杀牲畜，而且还经常屠杀战俘和奴隶。此外，统治者死后，都要用活人殉葬，少则一两个人，多的有数十人或数百人，他们企图在所谓的“阴间”继续奴役这些人为其服务。“人祭”和“人殉”在整个商朝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当时奴隶们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商朝自帝武乙开始就已日渐衰败，到纣王时，已经经历了武乙、文丁、帝乙三世衰危。纣王虽不讲文治，但却讲究武功，他多次向东讨伐东夷，俘获了大批奴隶，使商朝一度出现了强盛的势头。
然而，纣王却异常荒淫残暴，他贪恋酒色，后宫美女如云，其中最受纣王宠幸的是一个叫妲己的女子。纣王对她百依百顺。为了能讨妲己的欢心，纣王特意修建了“酒池肉林”，在酒池里装满美酒，旁边立木悬肉，并命令许多男女脱光衣服在其间追逐嬉戏，他和妲己从中取乐。他又在朝歌（殷朝首都）修建鹿台和巨桥谷仓，用以存放珍宝财物和征集天下粮食。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纣王就发明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用以镇压人民。他疏远贤臣，亲信奸佞，残杀忠良，使得朝政异常黑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纣王的暴行终于让他众叛亲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西面的西伯侯姬昌经过50年的用心经营，日渐崛起，对没落的商朝虎视眈眈。待其子姬发即位后，势力已经十分强大，继位9年后，姬发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大会诸侯，刺探灭商之计，即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两年后，姬发率领大军渡过黄河，直逼商都朝歌。在距朝歌70里的牧野，姬发命军队停了下来，并于黎明前集合队伍誓师，史称“牧誓”。姬发在誓词中发布了总攻朝歌的命令，声讨纣王罪行以激励将士斗志。
纣王听说周军已经打到了国门，仓皇武装守卫国都的军队，连同奴隶总共17万（一说70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姬发虽然只有兵车300乘，将士5000人，但个个神勇无比，无不以一当十。纣兵虽多，但却都是些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现在又听说姬发待人宽厚，纷纷阵前倒戈，杀回了朝歌。姬发乘胜以主力军队猛烈突击，商军很快就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穿上了特制的玉衣，登上鹿台，自焚而亡。姬发于前1046年建立周朝（西周），史称“武王”。
井田制是盛行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度。它沿袭和发展了殷商的井田制。西周实行土地国有，周天子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为有效地对全国进行统治，他将土地及生活在土地上的民众分封给各诸侯，史称“授士”。诸侯又将分封给自己的土地封赏给属下。经层层封赏，直至士。井田制虽产生于层层“授士”的背景下，但不准买卖所封土地。后人对井田制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为土地形式。即由封地疆域构成土地的方块状，田中又有沟渠、道路，纵横交错而将其分割成整齐的“井”字。二为经营方式，即被“井”字分割的九块方田中，分为公田和私田。居中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皆为私田。私田由庶人(即农奴)耕种，但须先为奴隶主贵族的公田耕种后，才能在私田劳作。实质是对奴隶的盘剥。随着春秋后期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井田制便慢慢瓦解了。
西周的诸侯在其封国内，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把“采邑”的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士。这就是西周的分封制。从西周建国起，就开始施行这个制度，但是大规模的分封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及摄政期间。相传周初先后分封的国家有71个，姬姓独占53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经过分封，西周的疆域比商代大有拓展，各方诸侯都以周天子为天下之主，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格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王权相对前朝更为集中，这对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宗法制度是西周的周武王确立的。他首先确定了同姓的诸侯和周天子为宗法关系，是周天子的叔伯兄弟；异姓诸侯和周天子为姻亲关系，是周天子的甥舅表亲。又确立了嫡长子世袭继承制，以“立嫡不立贤，立长不立幼”为基本原则，按血统的亲疏来确定权利的分配。所分封三诸侯，以及其下的卿大夫、士也均实行以嫡长子继承为本支的大宗，庶子为小宗，实行再分封。这样，权力始终掌握在嫡长子手中，而嫡长子只有一个，使得继承有了唯一合法性，避免了众子相互争夺的局面。此外，周武王又将“以德配天”、“天命无常”作为维护周朝统治的基本思想，用宗法制度将政权、族权和神权三者统一起来，使周王朝的统治占据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封邦建国为基础的国家机构，使得周王朝政令畅通。从而，也使周王朝成为了一个严格的等级礼治国家。
相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将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的各种宗法封建制度合法化、礼仪化，以便平衡权利的分配。所谓“制礼”，实际上是将一种等级制度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加以严格区分，确保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所谓“作乐”，则是将乐舞与礼仪相结合、相配合。祭祀、出征、会盟、饮宴、婚丧等都各有相应的礼仪和乐舞，而且根据等级的不同，又有严格区分。如祭祀，天子祭天地、祭五祀；诸侯祭山川、五祀，不能祭天地；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先人；又如死，天子死曰崩，卿大夫死曰薨，士死曰不禄。其礼仪制度对于各个等级的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违反规定，便视之为非礼。周公用这种烦琐的礼仪观念来灌输各个等级的人群，使其能够安分守己，各尽其职，循规蹈矩，永不犯上。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烦琐的礼仪逐渐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在当时，这种礼仪制度却是各族人民的生活准则，也构造了此后几千年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实质内核，对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丰碑的树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西周到了厉王这一代时，国内的各种矛盾变得尖锐、复杂。厉王十分暴虐，他霸占了一切河流、湖泊、田野、山林，禁止百姓利用天然资源谋生，凡利用了这些资源的，都必须交纳税赋钱物。
那时候，住在城里的平民称“国人”，住在野外的农夫称“野人”。周都镐京的国人非常痛恨厉王的这种霸道行为，顿时怨言四起。有一个叫召公的大臣听到国人的怨声，就向厉王进谏说：“大王，百姓对您那项法令的怨言颇多。如果不废除的话，恐怕会闹得不可收拾。”可厉王根本不听劝告：“这有何难，我自有应对之策。”于是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国人议论朝政，并派了许多手下去监视百姓，发现有咒骂国王、发泄不满的人，就马上逮捕处死。人们只好强压怒火，把牢骚深埋心底，即使路上碰见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
公元前841年，国人对厉王的暴政终于无法忍受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和平民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暴动。厉王带着几个随从，连夜狼狈逃窜，一直逃过黄河，最后来到彘(今山西霍州东北)才算免了性命之虞。愤怒的起义群众冲进王宫，没有搜到厉王，不肯就此罢休。有人探知召公把太子静藏在家里，于是就要他把太子静交出来。召公被逼无奈，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交了出来。假太子当即遭到毒打，一命呜呼。厉王已经出逃，“太子”已经身死，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国人们便推贤德仁义的召公和周公一同代行天子职权。当年称为共和元年，历史上的“共和行政”也从这年开始。
共和十四年，厉王在彘死去。消息传来，召公这才通告天下：太子静并没有死，他还活着。召公等大臣们说服了各路诸侯，拥立太子静继承王位，称为周宣王。宣王眼见国势衰败，立志复兴。在召公等人的辅佐下，他勤于政务，一度出现“中兴”。
西周末年，周幽王昏庸无能，整天只顾吃喝玩乐，从不理朝政。当时，他命令大臣到各地选美女送到宫里。选来的美女当中，有个叫褒姒的，长得非常漂亮，深得周幽王宠爱。
褒姒是个平民百姓的女儿，被抓来以后，常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不习惯宫中的生活，整天愁眉苦脸，从没露过笑脸，这可急坏了周幽王。为了讨得她的欢心，他想了很多办法，但却没有一个办法奏效，周幽王不知所措。
一天，朝廷里来了个叫虢石父的大臣，此人善于逢迎拍马，他给幽王出了一个鬼主意：命人点起烽火，引来各路诸侯。到那时，兵马乱作一团，褒姒看了一定会笑。周幽王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命人点起烽火。四方的诸侯以为西边泾渭流域的敌人犬戎打过来了，便带领人马，一齐奔向骊山援救。可是当各路大军赶到骊山脚下时，才发现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周幽王和褒姒正在城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让舞女跳舞助兴。诸侯们知道被骗后，一个个怒气冲天，满腹怨气地带领士兵往回走。可是，由于兵马太多，突然一进一退，便乱成一团，十分狼狈。褒姒看了，终于笑了起来。周幽王第一次见到褒姒的笑容，心里万分高兴，当场赏了虢石父1000斤黄金。
不久，犬戎真的对周幽王发动了进攻，大军一直打到骊山脚下，周幽王连忙命人点起烽火。狼烟又升起了，可是这次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救援，因为诸侯们不再相信他了。结果，骊山一带被犬戎的军队攻占了，周幽王被杀，褒姒也被抢走了，接着犬戎又攻下了都城镐京。周幽王死后，儿子姬宜臼即位，称为“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到东面的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东周的开始。
汤是传说中部族首领帝喾之子契的十四世孙。又名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是夏朝末年商族的首领，统治中心在亳地（今山东曹县南）。汤很得百姓拥戴，经常有周围的小国慕名前来归附。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商由夏的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当时，夏的统治风雨飘摇。统治者夏桀骄奢淫逸，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民间怨声载道。商汤的崛起成了必然。
汤先以停止向朝廷纳贡进行试探，当夏桀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汤时，汤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传来，汤再次停止纳贡。这次，九夷之师不起，夏桀的指挥失灵了。汤见时机成熟，果断下令起兵，发动战争，铲除了夏的三个重要同盟国韦、顾、昆吾，使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接着，汤率领战车七十辆、敢死队六千人，联合各方的军队，以迂回之术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同商的军队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一说今山西运城东北）一带展开决战。商汤军队奋勇作战，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率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巢湖市一带），不久病死。夏朝灭亡。汤回师商都，召开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成为了商代的第一位君王。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奴隶制王朝——商建立起来。商朝开国，以宽治民，国力日益强大。《诗经》颂篇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即反映了商汤时的盛况。商汤在位三十年，死后谥称成汤，其子孙中的一支以谥号命氏，成为汤氏。
周文王是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姓姬名昌。商纣时称西伯侯，建国于岐山之下。季历之子，祖辈亶父，与殷商同祖。季历一生南征北战，年老时被商文丁封为西伯，并与文丁联姻。季历死去后，姬昌继位。两王以亲戚共处，平安二十余年。殷纣登基后，封天下九侯，姬昌袭封西伯，治理岐山之下的周地。姬昌以德施政，在位的五十年里，勤于政事，重视农业发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风气，深得诸侯的尊敬。随着国势日渐壮大，很多河东小国纷纷归附，把姬昌当做伐纣的“受命之君”。周臣散宜生多次劝姬昌自立，姬昌都认为时机不成熟。
在周崛起的同时，商王朝已经开始不安。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暗中向其进言，言姬昌到处行善，树立威信。纣王于是趁姬昌来京畿觐见时，将其囚禁起来。姬昌被困羑里达七年，以演易六十四卦终日。后来，周臣闳夭等人以名马、美女及珍奇珠宝献给纣王，将姬昌营救出狱。
据《尚书大传》载，姬昌重回周后，做了七件事：“一年救乱，二年克敌，三年践位，四年建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即第一年调解了虞、芮两国的土地纠纷；第二年伐犬戎、西戎等国，剪除商的附属力量；第三年攻打密须，排除西北方的后顾之忧；第四、五两年，伐黎、邘两国，直接构成了对商都的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将都城从岐山迁至渭水平原。势力扩张至长江、汉江及汝水流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都已被钳形包围，处于孤立的境地。不久，姬昌死去，其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他完成了姬昌讨伐商纣的遗愿，最终建立了周朝。武王登基后，追尊姬昌为文王。
周武王姬发是八百年周朝的开国君主，是历史上的三代（夏、商、周三代，夏朝为大禹，商朝为商汤王，周朝为周武王）圣王之一。他是周文王的次子，其兄伯邑考被纣王所杀，故而由他继承王位。武王为其谥号。
周国原是西方关中兴起于周原（今陕西岐山西南）地方的一个小国。殷纣王时，武王之父姬昌被封为西伯，周武王继位后，追尊其为文王。文王在位五十年，周国力量已有很大的发展，周人开始跨出了潼关，进入山西。
武王即位后，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全力投入灭商的准备工作。武王任用文武双全的姜太公为军师，周公姬旦为宰辅，召公和毕公为顾问，精心策划灭商大计。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灭掉了商朝。
灭商后，武王为了巩固新政权，收服人心，采取了很多政治策略和措施。他不但没有对殷商遗民采取任何残酷刑罚，而且还采用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让他们安居乐业。在全国的统治上，他采用了封邦建国的方略，以便于对全国的统治，这一方法在当时对武王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他还同其弟周公旦讨论要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当时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设立东都，以便于对东方加强控制。只可惜，武王为了巩固政权，日夜操劳，心力交瘁，在新王朝刚刚建立两年后就病逝了，这一计划也未能得以实现。
武王灭商建周是一场革命，他用新王朝代替了腐朽的旧王朝，拉开了西周八百年基业的序幕，同时，也使自己跻身子为后人称颂的三代圣王之列。
周公旦位为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因为其采邑在周地，故人称周公。周公一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代，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灭商之后，武王因对国事操劳过度，两年后就去世了，临终前托孤周公，留在镐京代替年幼的成王执掌朝政，成了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周公代替成王执政后，为了治理好来之不易的周朝天下，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尽管如此，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国家还是引起了朝廷中很多人的不满，甚至有人怀疑他有野心。东方的武庚见周室内部动荡，觉得有机可乘，于是联合东方氏族徐、奄、盈、熊、薄姑等邦国，又拉拢管叔、蔡叔和霍叔等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统一不久的西周再度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
周公采取果断措施，亲自领兵东征，向以武庚为中心的殷人发动进攻。经过三年苦战，“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平定了“三监之乱”。接着，还乘胜一举消灭了参加叛乱的17个东方小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周朝的统治更加巩固了，疆域不断扩大，其势力东到海滨，西到甘肃，南到淮水，北到河北、辽西，扬威四方。
周公极具政治远见，为了统治新征服的区域，他扩大分封诸侯，在各个战略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封邦建国。王室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先王贤人后裔都被封藩。但所封之国，均国小力弱，十分便于控制，同时，又派姬姓王族的子弟或者功臣贵族去统治，实现了对东方各国以及殷商贵族的有效管理。受封诸侯，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年年进贡，缴纳方物，朝聘述职，随王祭祀，对捍卫王室起到了很大作用。诸侯国内的大部分土地又分配给卿大夫做采邑，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由士直接统治广大人民，层层分封，形成了一个宝塔式统治结构，星罗棋布、大小相间，对安定社会、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周公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西周在成王、康王两代，稳步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的“成康之治”，使周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大国。
公元前1105年，周公病重，临终前嘱托一定要把他葬在成周的地方，以示他离不开周朝。周公死后，成王以最隆重的天子之礼将他安葬于文王的墓旁，还特许鲁国用祭祀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
周公一生笃仁笃信，一心辅佐武王和成王，为周朝的稳定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周公勋业与品德并伟，事功与人格共辉，成为后世竞相效仿的典范，其功绩和精神将与历史共存，永照人间。
我国现存最早的历书是《夏小正》。《夏小正》中所用的月份是“夏历”的月份，把一年分为12个月，对每个月的物候、气象、天文、农事、渔猎，以及相关的农事活动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因为《夏小正》中所记载的历法是与农业生产的季节变化密切相关的，为农民安排各个季节的农事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人们也把夏历叫做“农历”（俗称阴历），现在我们每年过的春节，就是夏历年的第一天。
甲骨文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态。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因刻在龟甲兽骨上面而得名。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这里曾经是殷商时期的都城。甲骨文所记载的多是当时统治者在祭祀、征战、打猎时所做的有关占卜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占卜的日期、事件及其结果。因此甲骨文又被称为“殷墟卜辞”或“甲骨卜辞”。
甲骨文的发现才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清末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确认殷代甲骨文的人。王氏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传给刘铁云（即著名的文言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铁云经过进一步收集、整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收甲骨4万多片，是迄今为止收集资料最丰富、最全面，经过科学整理的一部大型甲骨著录。
迄今为止，从收集的15万片甲骨中共发现超过5000个甲骨文单字，其中有1700个左右已被破解。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制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世的“款识”或“款式”即由此而来。关于金文的起源，传说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的内容以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居多，如关于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活动或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今人了解过去的一扇窗户。据统计，金文现约有3005个字，其中可知的有1804字，比甲骨文略多。金文的文体基本上属于籀篆体，由于其全盛时期在周，而周又以平王东迁分西周和东周，因此金文也因地域割据而有了不同的特色。如齐、鲁、邾、莒、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特点为书体高长，笔画呈直线；楚、吴、越、徐等国，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金文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出土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武帝因此改年号为“元鼎”。以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到了宋代，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亦作过研究和记载。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金文作品，以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铭（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及《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为上乘之作。
“司母戊”大方鼎是现今发掘出来的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它因腹内铸有“司母戊”三个字而得名，一般认为这个鼎是商王祭祀母亲“戊”用的祭器。“司母戊”大方鼎呈长方形，长110厘米，宽78厘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这个巨型的青铜器造型雄伟，花纹华丽，结构复杂。大鼎腹部铸有蟠龙纹和饕餮纹，脚部刻有蝉纹。整个鼎具有非常强烈的神秘感。
勾股定理，即直角三角形中夹直角两边的平方和等于直角的对边的平方。这是几何学中重要的一条定理，用途很广。据《周髀算经》记载，勾股定理是距今3000多年前周朝的商高发现的，后来汉朝的赵爽对此作过注释，因此，在我国勾股定理又称“商高定理”。在西方国家，勾股定理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但毕达哥拉斯发现这一定理的时间远比我国商高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