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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当上皇帝以后，便镇压和收编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削平割据势力，经过近十年的奋战，统一了全国。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光武帝刘秀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精简地方机构，惩治贪官污吏。在光武帝统治的这一时期，政局渐趋稳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的皇帝从汉和帝开始都是幼年即位。和帝即位的时候只有10岁，殇帝即位的时候还不到半周岁，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即位时11岁，冲帝即位时两岁，质帝即位时8岁，桓帝即位时15岁。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当然还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大事，于是就由他们的母亲——皇太后临朝听政，处理政事。外戚指的就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皇后的亲戚们。外戚把持朝政在历史上叫“外戚专权”。年幼的皇帝长大后，想夺回外戚手中的权力，就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打击外戚。宦官指的是宫中伺候皇帝及其后妃的人。宦官得到皇帝的信任，同样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这样外戚又会利用皇帝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就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十分黑暗。这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而且也引起了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首都洛阳的太学生们，利用太学这个阵地讨论政治、抨击宦官，声势浩大。他们的活动得到官僚的支持。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蔑太学生和官僚结成朋党，要对朝廷不利，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在公元166年，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通告各郡，逮捕“党人”，牵连了200多人。第二次开始于公元169年，有六七百“党人”牵涉其中，他们或被杀死，或被流放，或被监禁。接着又有1000多名太学生被关押起来。所有“党人”和“党人”的学生、亲戚，一律免除官职，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这次党锢之祸持续的时间达10多年之久。
汉灵帝时专权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他们是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二个任职中常侍的宦官，他们将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十常侍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面对他们的剥削、压迫，人们终于无法忍受，纷纷起来反抗。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汉灵帝亲政以后，更加荒淫无耻。他公开标价卖官，大兴土木。他事事依赖宦官，宦官们大肆搜刮民财，宦官给自己修建的宅院不亚于皇宫。上层统治者为了享受奢侈腐败的生活，无限度地加重农民的负担，甚至宫殿失火重建，也要向人民加税。在这样的压迫摧残之下，农民破产，无以为生。此时，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全国28个郡同时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农民头裹黄巾，烧官府、杀长吏，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黄巾军是利用宗教的形式发动起义的。巨鹿(今河北省平乡)人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太平道在贫苦农民中间，广泛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他们还揭露了统治阶级轻视天道、不愿积德、聚敛财富等“六罪”。太平道还用“符水”等办法为贫苦无靠的农民治病。这些，都从思想上动员和组织起了农民。
张角还派八个信徒分赴全国各地传道，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来投奔太平道。经过十几年的传播，道徒发展到几十万人，遍及各地。他把信徒们组织起来，以“方”为单位，分为36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各设立渠帅。
太平道的首领们还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他们以《太平清领书》作为自己的教义，还在布道时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还派人到各地，在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以鼓舞参加革命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政治危机严重，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宦官、宫廷卫士也都信奉起太平道，并表示愿在起义时作为内应。
组织条件、舆论条件都已成熟，张角通知各方，准备在中平元年，即甲子年（184年）三月五日发动全面起义。可是，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叫唐周的信徒叛变，向朝廷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东汉王朝立即逮捕并杀害了几位太平道领袖，仅洛阳遇害的道徒就有1000多人。
在这危急关头，张角当机立断，派人骑快马分赴各地通知：起义时间提前。于是，全国八州28郡、36方、30余万道徒“一时俱起”。因为他们头裹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军”。他们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官府称他们为“蚁贼”。
黄巾起义的爆发速度很快，东汉王朝顿时慌了手脚。面对勇猛的黄巾军，东汉军队节节败退。年仅33岁的汉灵帝又气又急，一命归天。可惜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和配合，逐渐被各路官府武装各个击破。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东汉王朝受此打击后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在朝中争权夺利。外戚为了除去宦官，把董卓召进京城。结果董卓乘机控制了朝政，将少帝废去，立陈留王为汉献帝，滥杀朝中大臣，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
一天，司徒王允以生日家宴为名，把朝中大臣秘密召集到家里。三杯酒下肚以后，王允忽然掩面大哭。众人感到非常吃惊，不禁问道：“今天是司徒生日，为什么这样悲伤呢？”
王允说：“我的生日并不是今天，这只是一个借口罢了，免得董卓这个老贼怀疑。如今董卓掌握了朝政，干了许多大奸大恶的事。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在他的手中！”说完又哭，众人也一齐大哭。这时，独独一人却拍掌大笑道：“满朝文武官员，明哭到夜，夜哭到明，能把董卓哭死吗？”王允一看，原来是骁骑校尉曹操，便生气地说道：“你曹家也受朝廷俸禄，却不想报国，反而讥笑我们吗？”曹操忙解释道：“您别误会，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我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却愿意刺杀董卓，取其首级，悬挂在京都城门，以告慰天下。”“你有什么办法吗？”王允离席悄悄问道。曹操说：“董卓对我比较信任，我可以借此机会接近他，然后再寻找机会将他杀死。听说司徒有一把宝刀，愿您借给我进入丞相府去刺杀董卓，即使我死了也是在所不辞。”王允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曹操佩带宝刀前去丞相府。他径自来到小阁，只见董卓坐在床上，吕布侍立在旁。“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董卓问。“我的马非常瘦弱，走得很慢。”曹操答道。董卓对吕布说：“我有西凉进贡来的良马，你去马圈选一匹好的送给他吧。”吕布便出房去了。曹操心里暗自高兴，准备拔刀，又怕董卓气力大，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由于董卓的身体过于肥胖，经不起久坐，于是便躺到床上，侧身休息。曹操慌忙抽出腰间的宝刀，正准备动手杀他，不想董卓在床上穿衣镜内看见曹操在背后动刀，慌忙转身道：“你要干什么？”这时，吕布已经把马牵到小阁外边。曹操十分惶恐，情急之中突然有了主意，他双手捧着刀跪在床前道：“我有宝刀一把，今天想把它献给丞相，以报答您的恩德。”
董卓接过一看，只见刀背用七种颜色的宝石嵌入作装饰，长一尺有余，既锋利又珍贵，果然是一把世间罕见的宝刀。董卓大喜，欣然地收下刀，交给吕布保管，曹操便把刀鞘也解下交出。于是，董卓领着曹操出房看马。曹操牵马一看，谢恩道：“果然是一匹好马，不知骑上去的感觉会是怎样的。”董卓便命手下人备好马鞍。曹操牵着马走出相府，跃上马背，加鞭朝东南方向逃去。
曹操刚走不远，董卓想起宝刀的事顿时醒悟过来，立即命手下去捉拿曹操。可是，曹操骏马奔驰，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董卓自从废少帝、立献帝后，变得更加残暴了，经常滥杀无辜。一日又给司空张温定了一个谋反罪，命养子吕布砍去其头颅，百官大惊失色。
晚上，司徒王允独自在家中后园叹气，一位名叫貂蝉的绝色歌伎听了，忙上前询问其叹气的原因，并表示：“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万死不辞。”王允心中顿时有了一个计策，于是对她说：“董卓危害朝廷，而吕布作为一员骁勇大将却认贼作父。他俩有很强的势力，难以铲除，不过，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色。我想运用连环美人计，将你嫁吕布又献董卓，让他们反目成仇，促使吕布杀掉董卓。”貂蝉说：“大人待我如同亲生，我当以死相报!”王允拜谢。
第二天，王允给吕布送去金冠和明珠，吕布亲自到王家致谢，王允摆下酒宴款待他。宴会中，王允让貂蝉为吕布斟酒。吕布见她长得貌若天仙，被迷得魂不守舍。王允即提出将貂蝉嫁与他为妾，吕布大喜而去。过了几天，王允请董卓到家中赴宴，董卓满口答应了。席间王允又叫貂蝉载歌载舞，以助酒兴。董卓见貂蝉是一个绝色佳人，禁不住连声赞叹。王允当即命人备好毡车，亲自送貂蝉随着董卓至相府，董卓称谢不已。吕布被探子报知此事，在王允返回途中将其拦住，吕布一把揪住王允的胸襟质问，王允解释道：“这是董卓太师将小女聘回，给你做媳妇呀。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嫁妆，等到小女到你家后即送上。”吕布听了非常高兴，忙向他道歉，拜谢而去。
自此，吕布常来到相府中打听消息，却总是看不见貂蝉人影。实在忍受不住了，便来到堂中，询问董卓的侍女。“太师与新来的小姐正睡在床上，至今未起。”侍女答道。吕布又惊又怒，偷偷进入董卓卧房后窗窥探。貂蝉正在房内梳头，见了吕布，便紧锁眉头，做出忧愁悲伤的样子，并用手帕频频拭泪。两人眉目传情。董卓见了非常生气，将吕布喝退。董卓被貂蝉的美色迷住了，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出门。
一天，董卓入朝议事，吕布执戟相随。见董卓与献帝说话，便离宫来到相府，找到貂蝉。貂蝉见了吕布，哭着说道：“自从我见了将军，就已经对您产生了爱慕之情，能嫁将军是我的心愿，谁料太师萌生邪念，将我奸污。我已不洁，愿死在将军面前，以明我爱君之心!”说着就要跳下荷花池，吕布慌忙将她抱住，两人偎依难分。董卓在朝不见吕布，心中产生了怀疑，忙向献帝告辞回府，见吕布与貂蝉抱在一起，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抢了画戟就要杀吕布，吕布忙逃走。貂蝉向董卓哭诉道：“吕布调戏我。”董卓发誓要将吕布杀掉。公元192年，王允见时机成熟，便埋伏了一些精兵，唆使吕布将董卓杀死了。
东汉末年，董卓扰乱朝政，后来大臣王允采用美人计将其诛杀。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继续作乱，再次攻进长安，将王允杀死，并纵兵大肆掠夺，其罪行超过了董卓。太尉杨彪等大臣迫于无奈，只好装作顺从的样子，暗地里却在思忖着怎样除去这两个祸害。
经过多方打听，杨彪得知郭汜之妻狭隘多疑，嫉妒心极强，而郭汜与李催往来议事，一般选择在夜间，因此，可以从这两件事里做一做文章。于是杨彪派人私下里去告诉郭汜的妻子，说郭汜与李傕夫人有染，所以经常夜里到李傕家去。郭汜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再不准郭汜到李傕的府中去。郭汜非常了解妻子的脾气，但李傕却被蒙在鼓里。有一次，李傕在府中摆下酒席，准备请郭汜到府中饮酒，见郭汜不到，为表诚意，就让人将酒菜送到郭府。
郭汜的妻子受忌恨的驱使，同时也为了阻止郭汜与李傕往来，乘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在李傕送来的菜中下了毒药，等郭汜准备畅饮时，郭妻又忙加阻止，说为了小心起见，把饭菜先给狗吃，结果狗吃后立刻倒地而死。郭汜非常吃惊，认为李傕想要害死他，但转过头来一想，不知是否有人在送酒菜时暗做手脚，不敢贸然行事，但对李傕多了一层戒备。
几天以后，李傕又请郭汜饮酒，郭汜本来心存疑窦，偏巧喝完酒后刚到家中又腹痛不止，多亏妻子给他灌了一阵粪汤，使他大呕了一阵，才止住了疼痛。其实李傕并没有下毒，可能是郭汜的心理作用，也可能是食物不干净，产生了肠道过敏反应，可这下子他便深信李傕要加害于他。于是，郭汜带兵直扑李傕家中，李傕以为郭汜是来杀人夺权，于是两人便厮杀起来。虽然后经人劝阻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李郭之间的联盟随之瓦解。后来，诸侯之间又发生了混战，李傕与郭汜均被除掉。
蔡文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生活在东汉末期。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受父亲的影响，蔡文姬从小就开始读书、学习音乐。长大后，蔡文姬不仅能够写很精彩的诗歌，而且还很精通音乐。
当时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战争接连不断。人民生活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不仅生活艰难，而且时时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而这种不幸的命运也降临在了蔡文姬身上。
有一天，乱军洗劫了蔡文姬的家，并将其家人都无情地杀害了。目睹家人的惨状，文姬悲痛欲绝。乱军见文姬年轻貌美，没有杀她，而是把她劫持到了遥远、荒凉的匈奴。蔡文姬被迫嫁给了一个匈奴人为妻，并生了两个孩子。虽然蔡文姬每天穿的都是匈奴衣，听的都是匈奴语，可她的心里却无时无刻不思念遥远的故乡。就这样，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整整12年。
在这12年中，曹操平息了东汉的战乱。由于曹操和蔡文姬的父亲曾经是朋友，当他听说了蔡文姬的悲惨遭遇后，就命人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匈奴，将蔡文姬赎回，使她重返故乡。
蔡文姬虽然回到了汉朝，可她心灵经受的苦难和创伤是难以磨灭的。于是，蔡文姬就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胡笳十八拍》。
五斗米道的前身是天师道，由张道陵创建。
张道陵，原名张陵，字辅汉，东汉时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本来是太学生，精通五经。东汉顺帝时入蜀，在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境内）修道。公元141年，张道陵作道书，说自己是“天人下降”，特地来给百姓们传授“正一盟威之道”，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开始传教。因为入道者必须缴纳五斗米以作为酬谢，所以称做“五斗米道”。
143年，张道陵到达青城山，在这里建立了二十四教区，以“治”为单位，其首领称为“祭酒”，张道陵自称天师，掌管全教事务。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主要在巴蜀地区活动。张道陵死后，由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张修接掌五斗米道的领导权，一时间，五斗米道声势甚大。黄巾起义失败后，张修躲藏起来，最后被张道陵之孙张鲁杀害。
张鲁在汉中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雄踞汉中近30年，五斗米道的势力在汉中达到鼎盛。至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汉中，张鲁降。五斗米道因而随之传往北方中原地区。在晋统一后，它又传向东南沿海一带。
豪右原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占有大量田产的豪族。他们因占有大量的田产，在乡里横行霸道，虽屡遭压制而不禁。东汉建立时，豪右势力纷纷拥众起兵，帮助刘秀建立并稳固了政权。所以，东汉建立后豪右势力进一步扩张，发展成为东汉时的豪强地主，并成为此后门阀士族的雏形。
东汉时期，显贵家族的正门外竖有两柱，用以夸耀功绩，左柱称阀，右柱称阅，这种门第较高的豪族世家就被称为阀阅或门阀。东汉以后，随着士族制度的发展和兴盛，门阀士族子弟享有很多特权，他们纵情于声色犬马，过着腐朽的生活，隋唐以后逐渐没落。
古代军旅中使用的号角是用兽角做成的，故称“号角”。号角是东汉时由边地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由于它发声高亢凌厉，在战阵上用于发号施令或振气壮威。后来，号角被广泛使用，制角的材料也改用较易获得的竹木、皮革，还有铜角、螺角。角的长短大小有别，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王充出身寒庶，他6岁开始在父亲的教导下认字，8岁进书馆学习。他读书十分认真，从不贪玩或调皮。
几年后，15岁的王充被送到洛阳太学读书。太学主要是讲授一些诸如君权神授的经学迷信，而洛阳太学又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因此此种气氛尤为浓烈。但王充对这些官方思想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甚至有些反感。他喜欢博览群书，不愿意仅仅局限在几本儒家经典里面，更不愿意自己的思想为经学所禁锢。
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亲临太学，讲解经书，并鼓励学者各抒己见，相互辩论，围观者数万人，盛况空前。王充自然也不肯错过这样的好时机，也前往观战，并作了《六儒论》。
结束了在洛阳的游学生涯后，王充回到家乡，在县、郡、州里做过一些闲散小官。但因为王充不肯向权贵低头，不肯为个人利益吹捧上司，又常常夸奖别人而埋没自己，所以，经常受到排挤，常常主动辞职。晚年，王充的生活非常凄苦，但他仍然坚持写书，60多岁时，还完成了《养性》16篇。
约在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王充与世长辞。
王充一生撰写了《论衡》、《政务》、《养性》、《讥俗》、《节义》等多篇名著。然而，王充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致使他的思想和著作受到禁锢和攻击，大部分著作也未能流传下来。所幸的是，他的扛鼎之作《论衡》被著名学者蔡邕从江浙带到了中原，才使王充的思想和著作得以流传。
王充的《论衡》一书，共30卷，85篇，约30万字，是一部极富挑战和批判精神的哲学著作，系统地揭示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阐述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王充在《论衡》中对当时宣扬的鬼神迷信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尤其对“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断然加以否定。他风趣地举例说，从古到今，几乎时刻都在死人，死者要比生者不知多多少，如果每一个死了的人都变成鬼，那么鬼都要摩肩接踵了，哪里还有人的地方呢？他认为“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二者密不可分。人死后，血脉枯竭，形体化为灰土，而精气自然消失，根本不会脱离人的形体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世间不可能存在死人的灵魂。
他还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否定“圣贤所言皆无非”和“圣人神而知之”。他认为先要通过与外界事物的感官接触，然后进行抽象的思维，才能获得比较可靠的认知。王充还大胆地强调，为了探求知识，即便是质问甚至驳斥孔子也不为过。他的这种思想与汉代提倡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传统的儒家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抗，给当时的汉朝统治一大打击。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咸阳）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于世宦之家。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拜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篇，是著名的史学家。由于跟随在京做官的父亲，班固得以进入洛阳太学读书。在太学，他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为日后撰写《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班固从太学回到故乡为父亲服丧。居忧期间，他开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发现《后传》所述历史不够详备，于是决意代父完成修订工作，便在《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不幸的是，这项工作刚开始不久，即有人上书明帝，说他私自篡改国史。班固于是被捕，收入京兆狱。书稿亦全被抄走，送交洛阳。这时，幸亏其弟班超上书明帝，为他辩护；郡官也为他上书进言，班固遂得出狱。他的才华遂被明帝发现，被调往校书部，封为“兰台令史”，修撰国史。当他与陈宗等人完成《世祖本纪》以后，又被升为郎官，任典校秘书。此后，班固花费二十余年的心血，至章帝中期基本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班固自迁为郎官后，一直很得皇帝的重视。章帝时，班固见京师大兴土木，于是上《两都赋》，受到章帝的赞赏，从此越发受皇帝的宠幸。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永元元年（89年），和帝登基。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窦宪大败北匈奴，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窦两家本就是世交，班固进入窦宪幕府后，二人关系更加密切。永元四年（92年），窦宪班师回朝。不久因政治斗争失败自杀。班固被免官。洛阳令因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班固于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蔡伦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永平末年（75年）入宫做了太监。进宫之后，蔡伦做了小黄门，职位相当低。但他头脑灵活，机敏多才，做事又小心谨慎。到了公元89年汉和帝即位后，蔡伦被升为中常侍，掌管文书，传达诏令，并时常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后来又升至尚方令，负责皇室器皿的制造，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品的机构，资金雄厚，技术完备，这给蔡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蔡伦在少年时代就对造纸有着浓厚的兴趣，作过许多次试验，虽然未能造出纸来，但却让他对造纸的材料和一些基本工艺有了很深的了解。进宫后，他看到皇帝批阅的奏章大多用的是竹简或木牍，极为笨重，也有用缣帛的，但由于成本太高，难于在民间普及。于是他利用做尚方令的有利条件，认真揣摩过去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经过长期反复试验，对造纸的原料和工艺都进行了改革。他把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等作为造纸的原料尝试造纸，这样，既扩大了原料的来源，又降低了造纸的成本。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他造的优质纸张进献给汉和帝，汉和帝用后，觉得纸张轻薄而不透漏，写起来非常舒适，对蔡伦大加赞扬，并下令推行全国。汉安帝元初元年（114年），蔡伦因造纸有功，被封龙亭侯，人们便把这种纸称做“蔡侯纸”。经过他的改进，不仅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许多，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流行开来。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起，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西鄂一个世族大家庭，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但后来家道中落，加上父亲去世得早，家境十分贫寒。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张衡为了谋生出任南阳太守主簿，掌管文书。此间，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将自己游历时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长达五六千字的文学著作《二京赋》，即《西京赋》和《东京赋》，用优美的词句描绘了两京的社会风貌，用率直的言语讽刺了时事，将汉赋推向了又一高峰。
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张衡任太史令，主持观测天文气象、掌管历法等事务，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经过多年的实际观测和潜心研究，张衡终于写成了世界天文学史上不朽的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打破了“天圆地方”的已有定论，提出了浑天思想，并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天地的形成、结构和日月星辰的本质运动，还对日食和月食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元初四年（117年），张衡40岁，他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张衡的另一个不朽的发明是地动仪。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的地动仪就曾准确测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甘肃东南部地区发生的地震。同年，张衡上书皇帝要求辞官回乡，但回乡的第二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便与世长辞了，享年62岁。
另外，张衡还推算出圆周率是3．1622；他在地理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绘制的地图流传了几百年；他的《二京赋》被誉为“长编之极轨”；他的《同声歌》、《归田赋》及《四愁诗》也都称得上是传世佳作。
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他出身大族，自幼饱读诗书，加上他自身聪慧好学，成为父母的骄傲。他最爱读的书是《史记》，常常被书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弄得如痴如醉，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记神医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故事，不仅让他为之倾倒，更激发了他学医的兴趣。从此他四处搜集医学典籍，立志要成为一名像扁鹊那样能够救民疾苦的良医。然而，父母从没想过要他行医，而是希望他能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因为在东汉时期，行医不但不受尊重，还要受到歧视。
张仲景全然不顾世人的不解和鄙视。他学医不是为了图虚名、谋私利，而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唤醒那些笃信巫术的人们。所以，他对医术总是一丝不苟，从不含糊，遇到不懂的地方，他总是虚心而诚恳地向前辈们讨教。虚心求教的态度和专心致志的精神让他的老师们深受感动，于是将自己家传的秘技、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经过多年的苦学和求教，在张仲景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内科医术已经相当高明了，在内医界也已颇负盛名。
但张仲景并未满足于他在内科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他听说数百里外的襄阳有位号称“王神仙”的外科医生，专治疮痈，而且药到病除。张仲景立即动身，前往拜师，见到“王神仙”后，张仲景言辞恳切，态度谦恭，“王神仙”看到张仲景确为救人而行医，没有半点杂念，于是将自己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
张仲景毕生钻研医术、救死扶伤，不图名、不为利，无论从其高超的医术还是高尚的医德来说都不愧“医圣”的美名。
东汉末年，连年灾害，加上诸侯混战，使得疫病肆虐。张仲景的家乡南阳地区也接二连三地发生瘟疫，很多人都因此命丧黄泉。10年之间，张仲景家也由200多口人的大家族变成了几十口人的小家庭，这些人大多是因患伤寒而死。于是，张仲景痛下决心，一定要研究出治疗伤寒病的方法。经过几十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临床实践，张仲景终于写成了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宝贵的医学典籍——《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方药及其他，书中共有113个处方，个个都有奇效，因此，被后人称做“经方”，对现代中医学上的一些疑难病症也有着很好的疗效，中医学常称《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祖”。该书总结了自秦汉以来的理、法、方、药等医药理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现在的“伤寒学派”就是由历代医家继承发扬张仲景的医学理论而成长起来的。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在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都受到推崇。
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和之前及之后一段时期的文学，统称为“建安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主要代表作家有“三曹”及“建安七子”。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了汉末的离乱，所作诗歌主要是因事而发，悲壮慷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建安文学在悲壮慷慨的基调中，感伤离乱，悲悯人民和感叹人生相联系，从而激起及时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显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品格沉郁的典型代表。这一独特的风格使它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
《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原书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方才完成，全书沿用《史记》体例，只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并创立《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准绳。
《汉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所记史实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记载了西汉230年的历史。《汉书》既记载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及长安的兴建沿革，又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汉代长安的最主要史籍之一。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书，作者为东汉时期的许慎。《说文》原书有十四卷，叙目一卷。正文以小篆为主，收入9353字，还有古文、籀文（古代的一种字体，即大篆）等异体字1163字，解说133441字。在流传中被改动较多，现在的版本由宋朝徐铉校定，和原书相比，徐氏版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上下卷，共三十卷，收入9431字，异体字1249字，解说122699字。《说文解字》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字书编撰方法，将收入的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部首编排法首次问世。许慎总结了前人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文字之法：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构造，最后注明读音。《说文》对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很有价值，因此对其考据的文人学者颇多，以清代为例，仅为《说文》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及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最受推崇。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等。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初期的“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竖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都为代表作。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着汉隶的遗形，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地域的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各臻其妙。到了唐代，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不但书体成熟，且书家辈出，如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作品均为后世所重，被奉为习字的范本。今天传世的楷书墨拓中，除了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外，元代赵孟頫、明代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东汉时期，汉明帝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头顶上有一道白光的金人，绕着大殿飞行，忽然升到空中，往西去了。
他醒了以后，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博士傅毅说：“天竺有一位名字叫做佛的神。陛下梦见的金人就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印度的一位王子放弃了宫廷的贵族生活，出家修行，创立了佛教。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把他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佛经。
汉明帝对傅毅的话产生了兴趣，他就派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这两人到了天竺以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当地人向他们介绍了佛教教义，并赠送他们佛经。
公元67年，两名官员带着两个天竺僧人，用白马驮着一批佛经和一尊佛像，经过西域，回到国都洛阳。
从汉明帝时期开始，佛教正式进入中国，并不断发展起来。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马寺于公元68年建于河南洛阳市东郊，是我国最早的佛寺。汉明帝派使臣到西域取经归来后，传旨修建这座寺院。因为佛经、佛像是用白马驮来的，故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官府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它坐北朝南，长方形的院落，依次排列着五重殿阁，即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和毗卢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