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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从白登回军，把之前劝谏他不能打的娄敬从监狱里放出来，封了侯。
这一点他比袁绍强。
官渡之战前，田丰劝谏说宜守不宜战。袁绍说：“乱我军心，把你下狱，得胜回来再处置你！”袁绍战败。消息传来，狱吏向田丰说：“这回您没事了。”田丰说：“你不了解主公，他若得胜，一高兴，就不跟我计较了。他若战败，必羞于见我，杀我便是不再面对我的办法。”袁绍果然诬田丰“幸灾乐祸”，杀了他。
刘邦自然非袁绍可比。但是，刘邦斩杀了十几个告诉他匈奴可击的使者，也没有承担决策责任，把责任推给了那十几个幕僚。
曾国藩专门说过领导者要独立承担决策责任的问题。因为成败无定，不光是定计的问题。
他举了五个案例，前三个都是一个课题：削藩。
汉朝晁错建议削藩，结果六国叛乱，要“诛晁错，清君侧”。景帝慌忙把晁错杀了。吴王照样反，但最后景帝胜利了，削藩成功。
明朝齐泰、黄子澄建议建文帝削藩，燕王反，也是要求诛齐、黄，建文帝也是把齐、黄二人杀了。燕王当然也不会收兵，最后燕王成功，建文帝削藩失败。
清朝米思翰建议康熙帝削藩。吴三桂反，康熙帝没有诛米思翰，最后平定了吴三桂，削藩成功。
这三件事，背景、形势，都差不多，处理各有参差，结果也不同。所以处大事，决大疑，要熟思是非，不要拘于往事成败，不可迁就一时之利害，更不可归罪于谋臣。
还有两个案例：
唐朝末年，唐昭宗愤于皇室不尊，意图讨伐军阀李茂贞，要宰相杜能主兵。杜能苦谏坚拒，说：“他日我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六国之祸！”昭宗不允。
结果战事一开，朝廷打不过李茂贞，李茂贞上表请诛杜能，杜能跟昭宗说：“我可是有言在先啊！”昭宗这时候没了英雄气概，只能哭鼻子，说：“与卿决矣！”先下诏贬杜能为梧州刺史，接着就赐他自尽了。
所以这杜能，比晁错、齐泰、黄子澄都冤！
曾国藩骂唐昭宗强迫杜能在前，又翻脸诛之于后，其作为正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也检讨自己。他说：“我在军打仗的时候，有时听了幕僚一个定计，之后败挫。我或许并没有归咎于他。但是见面的时候，却难免露出脸色来，还是我自己不懂道理，修为不够。”
关于这“露出脸色”来的，他又讲了一个案例：
后唐末帝李从珂担心石敬瑭谋反。李崧、吕琦进言说，石敬瑭若反，必需契丹之援，您若与契丹和亲，石敬瑭就没机会了。本来计议已定，薛文遇却说天子之尊，岂能侍奉夷狄，还引用了昭君诗“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来讽刺。李从珂改了主意，把李崧、吕琦骂了一顿，说你们要把我女儿往火坑里送！二人跪地谢罪。吕琦腿脚不好，跪拜得慢些，李从珂还骂：“你给我摆架子么？”吕琦说：“您晓得我腿脚不灵便啊。”李从珂不罢休，还是把他降职。
后来石敬瑭果然引契丹打破唐兵。这回李从珂晓得是不该听薛文遇的，又恨薛文遇，一见到薛文遇就骂：“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刀刺之。李从珂后来为石敬瑭所灭。
曾国藩总结说：“大抵失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成败不一定，过去的案例不等于可以照做，也不等于不可以照做。
领导者要自己负决策责任。事情搞糟了，怪谁出的主意，那是“庸人之恒情也”，庸人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