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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典范。毛泽东在创作旧体诗词的过程中，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在践行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又取得了卓越的创作成就，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诗歌体裁方面，毛泽东曾经虽然发表过“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不如新诗那样‘自由’”，
“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的主张，但是，他对新诗和旧体诗的看法是非常辩证的。他曾十分中肯地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在和一些中年学者交谈诗歌写作问题时还指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
可见，旧体诗词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本人也十分喜爱阅读和写作旧体诗词。在旧体诗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毛泽东也发表过非常重要的意见。他一方面认为“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
另一方面又指出“形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他甚至动情地说：“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进一步又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练……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
毛泽东曾设想和预言：“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外国诗作参考。”
“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新诗“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在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毛泽东为我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在诗歌内容方面，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就指出“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
1939年1月《致路社》的信中又指出：“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
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诗歌美学中“诗与生活”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在诗歌语言方面，毛泽东指出：“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
在诗歌表现手法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诗坛充斥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化诗歌、分行散文式的诗歌现状，提出“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他还指出：“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
在创作方法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似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思想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在诗歌欣赏方面，毛泽东认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毛泽东努力践行自己的诗学理论，并以其诗词的巨大艺术魅力，激起了一大批长期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们对旧体诗词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热情，这充分证明旧体诗词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结束了新体诗与旧体诗词势不两立的状态。当前，我国新体诗与旧体诗词已进入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毛泽东娴熟地运用旧体诗词形式，形象生动地“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
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现代人的丰富情感，谱写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史诗，在题材、主题、语言、格律等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艺术超越。
咏物诗词是指以客观的“物”为集中描写对象、并在描写中抒怀兴感的诗词，其特点是要求诗词能够紧扣所咏之物，并在其中有所兴寄。咏物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源远流长，佳作林立。毛泽东的咏物诗词不仅做到了咏物寄意，而且富于时代色彩。以梅花为例，古往今来不知多少诗人写过吟诵梅花的诗词，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一反过去那种孤傲清高或寂寞感伤的形象，塑造出一种俏丽挺拔、豁达乐观的崭新形象。“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使梅花成为新时代集体英雄主义的象征。与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比较，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生长于“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尽管“无意苦争春”，还要遭到“群芳妒”，最终“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们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却迎来了百花盛开，在人们心中得到永生。
又如咏雪的诗词，古来也有不少，但写得精彩且有个性特征的寥若晨星，更没有一首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样雄视古今，妩媚壮丽。再如，写山的诗词也可谓不计其数，可是从来没有像毛泽东的《念奴娇·井冈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五云山》、《七绝·莫干山》、《五律·看山》这样与社会主义建设、祖国面貌的巨变联系在一起并且写得如此意蕴深刻，形象生动的。
如果把毛泽东同古代的大诗人、大词人进行比较，可以说他们在学识的渊博和艺术的才能方面是没有多少差异的，但是古代的大家们没有毛泽东这样在伟大革命实践中的丰富阅历和深切感受，更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以及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诗词在内容上超越前人的地方。
史诗是以诗歌形式实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以“历史事件构成史诗的内容”（别林斯基语），是历史真实面貌的艺术反映。以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而论，毛泽东诗词完整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艺术地表现了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主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典型地记录了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是一位亲历战争的统帅和领袖，他以笔蘸血，用生命谱写了一篇篇乐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真实。例如“军叫工农革命”，“霹雳一声暴动”的《西江月·秋收起义》；“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诗《七律·长征》；反映“蒋家王朝”覆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2．鲜明地表现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先进思想和历史意识以及勇于打碎旧世界，积极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高瞻远瞩的革命理想主义，集中反映了现代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丰富情感。像“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清平乐·蒋桂战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西江月·井冈山》；“直指武夷山下”的《如梦令·元旦》；“百万工农齐踊跃”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二十万军重入赣”，“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等都是代表作品。
3．生动地突现了崇高壮美的艺术风格。毛泽东诗词的这一风格非常适应于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高昂的时代精神，因而其史诗往往写得气魄雄伟，意境阔大，意象丰富，形象瑰丽，想象奇特，画面壮美。主要代表作有《西江月·井冈山》、《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五律·张冠道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
毛泽东的史诗在内容上、艺术上不仅超越了前代诗人，而且也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伟大转变。历史上许多史诗大多是反映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场战争或是一个民族兴衰过程中的某些人物或侧影，而毛泽东诗词则完整地反映了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浴血奋斗的历史事实，这在诗歌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2．真实地反映历史上全新的革命创举。以往的史诗反映历史上的政权更迭，都是剥削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或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毛泽东诗词反映的却是中国人民推翻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革命。
3．亲身经历了作品反映的整个历史过程。以往的史诗，诗人大多是以文人的身份抒写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而毛泽东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统帅，始终处于革命的旋涡之中或居于革命的中心地位，全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集诗人、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于一身，既创造了历史，又创造了史诗，这在中外史诗艺术上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验证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理论的精辟性和科学性。
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语音变化了，诗词的音韵也应当有所变化，创作诗词，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关于旧体诗词声韵的改革，古代文人学士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了这一问题。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口就说过，作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作‘不以词害意’。”
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在个别地方突破旧体诗词的格律，古代诗人中也有不少。但是毛泽东对于旧体诗词格律的突破不只是一般性修修补补，而是同题材、主题、意境、形象、语言等结合起来改造旧体诗词格律使之向当代诗词发展，这是大胆的革新，也是推动诗歌走向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自觉实践，当然取得的成功也是世人瞩目的。
在平仄方面，毛泽东诗词为避免以词害意而突破和改革旧体诗词的格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因史实的原因而突破平仄格律。例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七百里驱十五日”句，按词律，第三字可平可仄，第五字当平却用了仄，“十五日”为历史纪实，不可改变，这里只能不拘平仄。
2．引用民谣或成句而不拘平仄。例如《十六字令三首》“离天三尺三”句，按词律，第一字可平可仄，第二字、第三字都当用仄而用了平，第四字当平却用了仄，因是引用民谣成句，不可改变，故不拘平仄；《水调歌头·游泳》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两句，前一句第四字当平而仄，第二句第三字当仄而平，因直接引用的是《论语》成句，平仄也不拘。
3．以口语入词而不拘平仄。例如《念奴娇·昆仑》中“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两句的第三字都当用平声却用了仄声；“一截赠美”句，第一字可平可仄，第二字当平却用了仄。这三句都是以口语入词，而且别具一格，从表意出发而突破了词的格律。再如《念奴娇·鸟儿问答》“土豆烧熟了”句，第一、三字可平可仄，第二字当平而仄；《贺新郎·读史》“只几个石头磨过”句，第二、三字当平而仄，第四字可平可仄，第六字当仄而平。它们均以口语入词，故亦不拘平仄。
4．因人名、地名、物名或数据而不拘平仄。例如《沁园春·雪》中的“成吉思汗”，按词律，第一字可平可仄，第二字当平而仄，第三字可平可仄，第四字当仄而平。“汗”读如“寒”，“成吉思汗”是人名，只能不拘平仄。《沁园春·长沙》中“橘子洲头”，第三字当仄而平，“橘子洲”是地名，可以不拘平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白云山头云欲立”句，第二字当仄而平，“白云山”是地名，并修饰后面的“云”，故不拘平仄。《西江月·秋收起义》“旗号镰刀斧头”句，第二字当平而仄，第四字当仄而平，第五字当平而仄，“旗号”为了与上句“军叫”对仗，“镰刀斧头”为工农革命军标志，是专用物名，故均不拘平仄；《蝶恋花·答李淑一》“吴刚捧出桂花酒”句，第五字当平而仄，“桂花酒”为专名，平仄也可不拘。《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坐地日行八万里”句，第三字可平可仄，如第三字用仄，则第五字当用平声，“八万里”是科学数据，故未拘平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过去”句，第二字当平而仄，第四字当仄而平，第五字当平而仄，“三十八年”为确定的时间，故亦不拘平仄。
在押韵方面，毛泽东诗词突破和改革旧体诗词的格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方音押韵。例如《西江月·井冈山》，按韵书韵脚“闻”、“遁”属词韵六部，“重”、“动”、“隆”属词韵一部，“城”属词韵十一部，六个韵脚分属三个不同的韵部，这是不合押韵要求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按韵书韵脚“恶”、“缚”、“角”、“略”、“跃”、“鄂”、“落”属词韵十六部，“曲”属词韵十五部，八个韵脚分属两个不同的韵部，也是不合词律的。但如果用湖南方音朗读以上两首词，就十分押韵了。利用方音押韵，构成和谐的音韵，是毛泽东在格律诗词创作上的一个成功的突破和探索，可以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旧体诗词格律的理论。
2．突破旧体诗词格律中不可通押的规定，采用邻韵通押或今韵通押。例如《如梦令·元旦》，按诗韵“化”、“下”属去声二十二祃，“滑”属入声八黠，“画”属去声十卦。按词韵“祃”、“卦”同部，去声通押。但“祃”、“卦”与入声八“黠”词韵不同部，也不通押。但是如果用湖南方音，这些韵脚读起来，又同样朗朗上口，音韵和谐。
3．为不以词害意而不按韵书押韵。例如按词牌要求，《蝶恋花》上下阕各押四个仄声韵，韵脚应是同一韵部的字。而《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八个韵脚中，“舞”、“虎”、“雨”三个韵脚属词韵四部，“袖”、“酒”、“有”、“九”、“柳”五个韵脚属词韵十二部，是不合押韵要求的。毛泽东在自注中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最当行的文体，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清章回小说，都达到了那个时代最当行的文学体裁的高峰。以诗词而言，唐宋时代的确出现过一批著名的大诗人、大词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熠熠闪光的名字都是人们熟知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以后的时代就不会出现个别或少数达到或超过他们艺术成就和水平的诗人、词家。毛泽东作为当代杰出诗人的代表，在创作中既遵守旧体诗词的格律，而又运用自如，不为格律所羁绊，在某些方面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是超越古人的。
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家在艺术道路上达到较高或很高水平的标志。一个作家是否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是他能否在文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或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享有崇高地位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是一位极富浪漫主义气质在诗词创作领域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诗人，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了独特的美学思想。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诗词塑造的形象大多具有崇高、雄浑、豪放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俊逸清新、轻松快适的一面。正如法国作家布封所说：“一个大作家绝不可能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有同一枚印章。”
从总体上讲，毛泽东诗词常常又是将上述两个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少作品中，甚至同一篇作品中，都包含着崇高与优美、雄浑与清丽、豪放与婉约的结合。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例如被人们誉为毛泽东诗词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沁园春·雪》，开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把一个广袤无垠的北国雪地，写得何等气势雄浑，气象壮阔，气魄宏伟！“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又是多么秀丽，鲜艳夺目！“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多么深沉，富有历史的纵深感！“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又是多么欢快，激动人心！以气势磅礴著称的《七律·长征》，也因“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句，使雄奇壮美与清新俊逸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如前所述，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宏伟史诗，真实、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艺术地记录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在这些史诗般的作品中，毛泽东既大量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非常喜爱和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把两者有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精彩之作或诗词中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或采用神话，例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神女，《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吴刚、嫦娥、月宫、桂树；或采用传说，例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共工和不周山；或采用民间故事，例如《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中的牛郎；或突发奇想，例如《念奴娇·昆仑》中诗人欲“倚天抽宝剑”，愿“环球同此凉热”；或抒发内心激越的情感，例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人情不自禁地高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虽然不喜欢宋诗，认为宋诗缺少“形象思维”，“味同嚼蜡”。
但是如果能将形象和哲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却是很耐人寻味的。毛泽东的诗词充满了辩证法，例如“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七律·到韶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七律·冬云》）等，不一而足。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统，一向重视诗的教化作用，毛泽东也讲过诗“可以兴观群怨嘛！”
毛泽东诗词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水调歌头·游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不到长城非好汉”（《清平乐·六盘山》）；“无限风光在险峰”（《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些令人颔首击节的佳句，至今仍是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毛泽东诗词大部分是精雕细刻的作品，作品的风格既豪放又细腻，字字句句，千锤百炼，且多用比、兴手法。因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
然而也有不少直陈其事，直抒胸臆的诗句，例如“人有病，天知否”（《贺新郎·别友》）；“前头捉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等，佳句天成而无斧凿之痕。《杂言诗·八连颂》更如行云流水，一泻无遗，全篇纯用明白如话的现代口语，毫无雕章琢句、晦涩难懂之嫌。如果说毛泽东晚年诗词还存在一些不足的话，那就是个别作品，例如《念奴娇·鸟儿问答》中“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等，语言太过直白，显然缺乏生动的形象和诗的意蕴。
毛泽东诗词的主题大多是重大的、严肃的，然而却不乏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出之。《沁园春·雪》批判两千年的封建主义，主题是重大而严肃的，而词中却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自己就曾说过：“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
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劝慰和开导老友，多么委婉含蓄，亲切感人，又多么诙谐幽默，令人喜闻乐听！《七律·读报》中的反语“便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用自嘲、幽默的手法，达到了辛辣讽刺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目的。《念奴娇·鸟儿问答》更是用寓言的形式，调侃的口吻，讽刺那些懦夫在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下惊恐万状的丑态：“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笔锋何等犀利，语言何等形象，真是入木三分！
毛泽东的诗学理论发展了中国的传统诗歌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宝库。毛泽东诗词具有的鲜明个性与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其对自己的诗学理论自觉实践的光辉成果。毛泽东改革、发展旧体诗词格律，其作品多为现当代诗词的精品力作，为旧体诗词在现当代诗坛赢得了一席地位。毛泽东为推动旧体诗词向现当代诗词转型以及新诗的创作树立了楷模，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