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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创作分期

从1901年初口占《杂言诗·迎春》至1976年春写下《四言韵语·春日游园》, 76年间毛泽东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但有的由于时代久远,有的因为战争年代居无定所,有的赠送别人而没有留下底稿,有的作品自己也没有刻意收藏,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没有全部保留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各种出版物上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包括联句、残篇、断句、改诗、戏改和韵语)约有130多首。本书主要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集》和吴正裕主编,李捷、陈晋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收录的诗词以及有手迹和文献可考,在其他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诗词为研究对象,收录和鉴赏毛泽东诗词96首(不含戏改的诗词和韵语)。毛泽东诗词创作经历了学习、成长、成熟和衰退的长期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读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期

这一时期(1901年至1926年)是毛泽东从读书到走上革命道路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学习、成长期和臻于成熟期。这一时期为我们留下了25首诗词,其中独立创作17首(包括断句1首,残篇2首),与人联句6首(包括残篇3首),改写他人诗作2首。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位于湖南省湘潭县西北部,群山环抱,林木葱茏,风景秀丽。西南有韶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传说五千多年前,舜帝南下巡视,他让臣僚在山上演奏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留下“乐成九《韶》,音召凤至”的千古佳话。从此,这里名曰韶山,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游览歌咏的胜地。被韶山环抱的一块狭长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毛泽东从8岁起在家乡读了6年私塾,“四书”、“五经”熟读成诵。故乡的人文景观、神话传说,赋予了毛泽东浪漫多情、想象丰富的诗人气质,使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显露出非凡的诗词天赋。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他广泛阅读了中国古典诗文,认识到“文学为百学之原”,应“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确立了“诗言志”的文学观。他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写出了一批早期诗词。从内容上看,有反映农村春节民俗的顺口溜,有纪游的诗作,有送别的诗作,有言志抒怀的诗作,有深切悼念亲人和同窗挚友的诗作。

1901年春节期间,刚满8岁的毛泽东跟随母亲到外婆家拜年。在阵阵锣鼓和鞭炮声中,一支耍狮子的队伍进村来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跟随大人去看耍狮子。按照当地习俗,狮子耍到谁的身边,谁就要讲几句吉利话以讨个口彩。那些吉利话通常都是整齐押韵而富有诗意的顺口溜。当狮子活蹦乱跳地耍到毛泽东身边时,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灵机一动,便脱口咏出几句赞舞狮的顺口溜,即《杂言诗·迎春》:

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

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

毛泽东活泼有趣的顺口溜,即刻逗得人们交口称赞。顺口溜中狮子的可爱形象和农村春节烧酒、煮肉的热闹气氛,反映了当地农民过年的习俗,表达了农村孩子在新春佳节里的欢快心情。

1906年秋,毛泽东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老师是他的堂兄毛宇居。毛泽东不满私塾的陈规陋习和呆板的教学方式。有一天老师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屋里背书,不准出私塾。老师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他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毛栗子,也孝敬老师一份。老师不但不领情,还十分生气,要惩罚一下不守纪律的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叫到院子中央,给他出个难题,指着天井要他“赞井”。毛泽东不慌不忙,沿着天井转了两圈,看到井里的小鱼在游动,忽然灵机一动,便吟成一首《五言诗·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老师听了暗自佩服毛泽东小小年纪就能出口成章,便原谅了他。这首赞井诗从描写天井的特征出发,借题发挥,以物喻人,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封闭式的私塾教育,把学生整天关在院墙之内读死书是培养不出人才的。

1907年的一天,毛泽东到外婆家附近的保安寺游玩、赏花时,触景生情,吟成一首《五言诗·咏指甲花》: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这首诗咏花言志,展示出少年毛泽东坚韧非凡的志趣和充满激情的精神境界。

1908年,15岁的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同成年人一样下田干农活,晚上帮父亲记账。劳动之后,读书成为毛泽东一剂解困的良药,常常至深夜。他结合耕读生活和读书的感想,为我们留下了《杂言诗·耕田乐》:

耕田乐,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墩田,近水再墩望,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读书甚馨香,坐待时机自主张。

诗的前面讲劳动的快乐,后面讲农事完了读书也非常有意思。而“坐待时机自主张”则是点睛之笔,他殷切地期盼着学业的恢复,憧憬着理想抱负的实现。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第一次走出家乡这一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在不经意间做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临行前,他抄了一首在书中读到的诗 ,改动了其中几个字,将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此诗后来被毛泽东表兄文运昌珍藏,并保存至今)。毛泽东的父亲看了诗后,便把这件事告诉其妻娘家人,这事就传开了。这首《七绝·改诗呈父亲》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该诗表现了毛泽东当时离乡外出读书时激动不已的心情和远大志向。毛泽东将第一句中“男儿”改为“孩儿”,第二句中“死”改为“誓”。这一改,既符合写诗留给父亲的身份,又抒写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及理想。

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曾以《言志》、《救国图存论》等作文抒发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受到校长和老师们的称赞。该校学生多是富家子弟,穿着比较讲究。毛泽东却穿得差,显得土气,加之他不是湘乡人,因而被那里的同学看不起,受到排挤,心里感到很压抑。一天课后,毛泽东有感于蛙鸣,提笔改写清代名士郑正鹄的诗 为《七绝·改〈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以青蛙自喻,无情地嘲讽和蔑视那些徒有其表、胸无大志而傲气凌人的富家子弟,表现出少年毛泽东的自尊、自强和自信。毛泽东改写的第一、二句,比原句更形象而有气势,第三句“明春”改“春来”,用语更准确。改过的诗句完全符合格律要求,显示出17岁的毛泽东在旧体诗词格律和写作艺术方面已具有一定的修养。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1914年2月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为一师是秋季招生,3月毛泽东编入预科第三班重读了半年预科,秋季编入本科第八班,直到1918年6月毕业。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刻苦自励,学养俱优。他熟读中国古典诗词文赋,对屈原、曹操、李白、苏轼等浪漫、豪放派诗人的作品尤其喜爱,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常与萧瑜(字子升)等同学于黄昏时到湘江边散步,谈诗论文,吟诗联句。一天傍晚,毛泽东与萧瑜来到江边,看到湘江两岸秀丽的风光,不禁诗情澎湃,吟成《五言排律·湘江漫游联句》:

晚霭峰间起(萧),

归人江山行(萧)。

云流千里远(萧),

人对一帆轻(毛)。

落日荒林暗(毛),

寒钟古寺生(萧)。

深林归倦鸟(萧),

高阁倚佳人(毛)。

后面的诗句,萧瑜已记不起来,毛泽东也没有留下关于这首诗的文字。这里所录的前一部分对湘江边的晚霭、流云、落日、寒钟、古寺、深林、高阁等景物的描写,创造了一种幽深高远的意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了我国山东省,并妄图进而独占中国。1915年1月,日本政府命令驻华公使当面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约。当时,袁世凯正阴谋称帝,急欲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派外交部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进行谈判。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政府于两天内作出答复。5月9日,袁世凯除对条款第五条的一部分提出“容日后协商”外,公然承诺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大规模地反日爱国运动的浪潮。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救国的方法,教育、激励学生勿忘国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习石广权(字润山)辑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大量事实,以及朝鲜、越南亡国后的悲惨状况,集资刊印了《明耻篇》。毛泽东阅读此书后,无比激愤,在封面上题写了《四言诗·题〈明耻篇〉》: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寥寥16个字,掷地有声,成为号召青年讨伐帝国主义侵略者与袁世凯反动政府的战斗檄文。诗中“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两句是作者在当时所处时代环境和政治背景下的思想认识。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重新作了认识,他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1915年3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字咏畦)在湖南衡山家中病逝。5月23日,学校为易昌陶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沉痛中作五言挽诗一首,挽联一副。写作这首挽诗时毛泽东年仅22岁,但从诗艺看,毛泽东的古体诗技法已甚圆熟,有学者认为“是可以同汉魏乐府古风比美的”。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五古·挽易昌陶》)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在游历山川自然和名胜古迹中可以增长知识,触发诗情和艺术想象。1915年岁末雪后的一天,毛泽东与学友罗章龙相约游览岳麓山。清晨出南门,从朱张渡过湘江,二人分南北两路,冒着寒风,踏着冰雪,攀登岳麓山,直至云麓宫最高处。傍晚下山时在赫曦台会合。二人曾就此游共作《五律·初登云麓宫联句》一首: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

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诗中写到登山、下山经过,真切地描写了朱张渡和岳麓山的美丽景色,反映出毛泽东及其学友青年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与萧瑜利用暑假,分文不带,扮作乞丐“游学”于湖南农村。在往宁乡县的路上,他们饥肠辘辘,得知附近住着一位刘姓老绅士,便决定登门拜访。他们二人合作吟成一首《七绝·呈刘翰林联句》作为见面礼,并委婉地表达了造访的目的: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

竹杖草履谒学尊(萧)。

途见白云如晶海(萧),

沾衣晨露浸饿身(毛)。

70多岁的刘翰林接待了他们,并连声称赞他们的诗写得好,书法也不错,临行时还赠送给他们一个装着40枚铜板的红纸包,为他们解脱了困境。 他们到宁乡县后,看到城郊有一条较宽的名为玉潭的河。河上横跨着一座精巧的小桥。桥附近聚集着许多小船。站在河边远远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名叫狮固山的山冈。毛泽东和萧瑜观赏着玉潭河和周围的美丽景色,即兴吟成一首《五言诗·玉潭即景联句》。可惜萧瑜在书中只记下了认为最得意的两句:

云封狮固楼,

桥锁玉潭舟。

在1916年至1917年的几次游历途中,毛泽东吟咏甚多,但大都已散失,仅有几首保留了下来。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萧瑜往湖南安化县进行社会调查。在去县城梅城的路上,夜深人静,不名一文,只好露宿在河堤上。躺在河堤上,毛泽东风趣地吟了一首诗:

沙地当床,石头当枕。

蓝天为帐,月光为灯。

这首《四言诗·露宿梅城堤上》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地表达了青年学子毛泽东沙滩是床,以石做枕,蓝天是帐,以月做灯的宽广胸怀和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安化的梅城,毛泽东和萧瑜拜访了安化县劝学所长夏默庵。夏默庵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绿杨枝头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放在桌上,想试试他们的学问根基。毛泽东随即书写了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他们游览了孔圣庙、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看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毛泽东还在北宝塔第七层壁上用墨笔题了两首诗。一首为《七律·游学即景》,现在三四两句已残缺:

骤雨东风过远湾,

滂然遥接石龙关。

□□□□□□□,

□□□□□□□。

野渡苍松横古木,

断桥流水动连环。

客行此去遵何路,

坐眺长亭意转闲。

诗中通过所游景观的描写,表达了旅途的喜悦和乐趣。全诗风格酷似唐音,对仗工稳,韵律和谐,意境高远,是毛泽东早期诗作中至今所见到的唯一的一首七律。另一首为《四言诗·题安化北宝塔壁》,现在已刻在塔壁上:

洢水拖蓝,紫云反照。

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诗中的“洢水”、“紫云”、“铜钟”、“梅岭”为安化四景。作者将四种各自独立的景观融汇成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艺术画面,可谓妙笔生花。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十分注重体育锻炼,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湘江去游泳。作者在《沁园春·长沙》自注中说:“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根据有关资料推测,这首不知题目和全篇内容的七言诗约作于1917年。这两句诗暗用《庄子·逍遥游》中鲲鹏“水击三千里”的典故,借写游泳以言志,表达了青年毛泽东搏风击浪,力主沉浮、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壮志和远大理想。1917年,毛泽东还写过一首《五律·赠周世钊》,可惜也没有保存下来。周世钊生前仅回忆出其中一联:

侯季多肝胆,

刘卢自辛苦。

1918年春,根据新民学会的决定,罗章龙准备东渡日本留学,临行时,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送行。毛泽东作了《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赠别。(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同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率领会员李维汉、罗章龙等20多人从长沙乘火车去北京。车至河南郾城站,因洪水受阻,毛泽东利用在此滞留的时间,游览了附近的许昌城,然后与罗章龙、陈绍林二人到许昌老城凭吊魏都遗址。三人登上毓秀台举目四望,怀古抚今,感慨激奋,诗情奔涌。毛泽东与罗章龙合作了《七绝·过魏都联句》一首:

横槊赋诗意气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

铜雀荒沦落夕阳(罗)。

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首怀古寄情联句之作。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

1919年10月,正在长沙和战友们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毛泽东接到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他星夜上路赶回韶山。到家时,母亲已入殓两天了。10月8日晚上,毛泽东守在母亲的灵柩前,回忆起母亲生前件件往事,在无限悲痛中以泪和墨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四言诗·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盛德高风,表示要继承母亲的盛德,补救母亲的“恨偏”。这篇祭文感情深沉真挚,语言沉郁顿挫,其堂兄毛宇居在该诗抄件后赞道:“此文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四言诗·祭母文》)

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毛泽东返回长沙和战友们继续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其间作《归国谣·今宵月》词一首: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
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词作通过夜半满月山乡行和拂晓马嘶到长亭两个场景的描绘,自序行程,自述怀抱。这首词可能寄赠给了热恋之中远在北京的恋人杨开慧。中秋母逝,伤情怀友,心忧天下之情一定要向杨开慧倾吐是情之必然。这是至今所见的毛泽东的最早词作。1919年冬,毛泽东与罗章龙等前往北京为赴法留学的同学送行。一行人顺便到天津大沽口去观海。与赴法留学的同学分别前,大家分韵赋诗,作临别赠言,吟成《五言诗·大沽观海联句》。罗章龙后来只回忆起其中的一联:

苍山辞祖国,

弱水望邻封。

罗章龙曾称这两句诗“颇有沉雄傲睨之思。”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1年创作的言情词《虞美人·枕上》、1923年创作的言情兼述怀词《贺新郎·别友》、1925年秋创作的言志词《沁园春·长沙》,标志着毛泽东诗词创作已臻于成熟。以上诗词,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和第二章第一节《沁园春·长沙》。

综上所述,毛泽东读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创作,体裁以诗为主,内容主要是个人生活、同学交往、亲情、爱情、婚姻、遭际等。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以现实的时空为依托,按照自然的时序和物序叙述和描写,抒写作者真实的情感,呈现的基本上是再现性的境界,初步形成了雄奇瑰丽,以婉约为主的艺术风格。

二、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1927年至1949年)包括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到达延安初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创作诗词29首。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阶段,也是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阶段。其间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出现了一个历时十年的高潮,作品大多是短小的词,主要内容是表现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初步显示出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国革命史诗的性质,也表现了毛泽东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其中有反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葬送了大革命的前途,作者为革命前途担忧而充满苍凉心境的《菩萨蛮·黄鹤楼》;也有反映“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有反映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反映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大“围剿”前夕,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困难,毛泽东此时又遭受“左”倾路线排挤时,仍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

长征和到达延安初期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大转折阶段。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世界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胜利结束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真正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曙光。这一阶段毛泽东诗词创作持续出现高潮,在较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批精品力作,有反映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历尽千难万险的《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这些作品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智大勇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大自然的艰难险阻以及党内的错误路线,终于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时抒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堪称一组英雄史诗。有反映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胜第一仗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有反映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欢迎和礼赞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还有讴歌祖国壮丽河山,纵论古今人物的《沁园春·雪》,“标志着毛泽东豪迈地登上了中国词创作的高峰”。 其中《七律·长征》和《沁园春·雪》被人们誉为毛泽东诗词中诗的极品和词的极品。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艰苦阶段,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沉寂期。正如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信中所说:“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 但是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却创作了不少与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对联和悼念革命烈士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对联,也可以说是诗人表达思想情感的另一种艺术形式。(详见第九章第二节)这一阶段诗词作品虽少,但题材重大,意义深远。例如《四言诗·祭黄陵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誓死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热情鼓励全中国劳动妇女奋发努力,积极投身于中国妇女自我解放运动和抗日救国运动;《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念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戴安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大决战,军务繁忙,日理万机,根本无暇顾及诗词创作,因而留下的作品也较少,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真实地反映转战陕北的艰苦战斗历程的《五律·张冠道中》和歌颂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失地,解放区军民转入大反攻的《五律·喜闻捷报》;更有标志着蒋家王朝被彻底推翻、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辉煌胜利,抒发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艺术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及表达朋友之间关怀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首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很少出现的五言律诗,从而丰富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体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被誉为反映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丰碑式的史诗。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创作的诗词基本上保持了读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创作方法。作品大多反映的是当时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具有史诗的特质。这些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言志、抒情、虚实、形神、意境等美学理论,采用的是纪实性、描写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方法。而采用比、兴方法的诗词较少,没有一首诗词是全用比、兴的,诗词中只有少数词句使用了比、兴。采用赋写作的诗词占一半以上,例如《沁园春·雪》,几乎全用赋的方法写成。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1950年至1976年)可以分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毛泽东为我们留下诗词42首。20世纪50年代是毛泽东诗词创作新的发展期,特别是50年代后期,出现了建国后诗词创作的高潮。作品内容主要是抚今追昔、缅怀先烈,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面貌,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有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盛况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颜斶齐王各命前);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游泳》、《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登庐山》;有缅怀革命先烈,表达痛失夫人杨开慧心情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有反映人民领袖诚挚深厚的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七律·到韶山》、《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有反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旅游休憩、轻松快适心情的“闲适诗”《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和《七绝·观潮》等;还有咏怀历史人物的《七绝·刘蕡》。其中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成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典范,开创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新局面;《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誉为以豪放为主兼有婉约风格的上乘之作。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期,毛泽东诗词创作持续出现高潮,而且诗词兼擅。这一阶段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题材进一步扩大,体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批判修正主义、霸权主义成为这一阶段诗词创作的重要内容,格律诗已成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要形式。在艺术上继续保持雄奇瑰丽风格的同时,在部分诗词中又增添了诙谐幽默的风格。创作题材丰富多样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有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形势下,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图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批判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对胜利充满信心的四首《七律·读报》、《七律·改鲁迅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取得新成就的《七律·答友人》,讴歌妇女和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中展现英雄风貌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杂言诗·八连颂》;有痛悼亲密战友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还有表现诗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历史的咏史之作《七绝·屈原》、《七律·咏贾谊》、《贺新郎·读史》。其中《贺新郎·读史》显示了诗人的大手笔,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堪称有别于古今所有咏史诗的力作。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阶段是毛泽东酝酿、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到祖国南方视察,重游了38年前自己亲手开创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两首词,表达了晚年毛泽东的执着追求和老骥伏枥的革命志向。这一阶段的作品,《念奴娇·鸟儿问答》形似寓言,幽默风趣,语言大雅大俗,犀利尖锐,溶入了散曲的风格。并非吟咏洪都之事的《七律·洪都》抒发了诗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壮志豪情。毛泽东在诗词中一再表达自己的“凌云志”,蕴含着即将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以解决国际反修反霸和国内反修防变的重大问题。

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将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内和共产党内部,于1966年发动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他把诗词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成了他最后这一阶段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正如他接见外宾时所说的:“你要写诗,就要写阶级斗争。” 这一阶段诗词的数量大大减少,有些诗的质量也有所下降。在继续保持雄壮和豪放风格的同时,隐约地透露出了凄凉和悲怆,风格趋向率直和粗放,进入了诗词创作的衰退期。《七律·有所思》和《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和判断,其内容当然是应当否定的,却有助于人们了解毛泽东晚年在胜利的豪情中,在笔下的风雷中,也隐藏着某种沉郁以至苍凉的心境,有助于人们认识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根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诗歌创作的题材大大拓展了,体裁也更加丰富了。诗词主导风格仍以豪放为主,但创作方法已由前两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为主,拓展到了浪漫主义,进而发展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即“两结合”创作方法。“两结合”创作方法丰富了诗词的审美内涵,增加了诗词审美魅力。这一时期采用赋手法创作的诗词越来越少,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诗词采用了比、兴手法。有些诗词几乎全用比、兴手法写成,例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向前跨了一大步,诗词创作进入到了表现性的意象化境界。毛泽东晚年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新变,以散文入诗,以杂文入诗,甚至以大量的口语入诗,这种大胆创新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其诗词从内容到艺术整体上都是趋向于衰退的。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有一个学习、成长、成熟,直至创作高峰,然后衰微的过程。毛泽东酷爱写词,从青年时期直到晚年,佳作迭出。而对于律诗则有个逐步发展过程,早年喜古风,中晚年则渐喜格律诗,认为虽受格律束缚,但意蕴丰富,音韵铿锵,形式整齐,艺术审美高雅,因而在律诗创作上逐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最后达到了诗词兼擅的艺术境界。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旧体诗词艺术形式与全新的时代内容融合,完成了旧体诗词表现现当代生活的现代转型。 jFuCLSiELEfdOPj/J4T9q9q4zECk0RNlkKeSlJlDpCs5fILCStCdG+nUmRfn5O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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