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我作为一个哲人,在参加一次特别会议的时候迟到了半小时。如果这抱怨仅仅是针对这一次偶然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对我的迟到做出令众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我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把这当作一个象征,认为这并不是意外,而是暗示着我的一些事情。我猜测,他这么想,是因为在他看来,我根本落后于这个摩登的时代,我应该出生在两千年以前,那时候诗人在月光之下对酒畅想,哲人遗世独立,忘却时空。
这让我有些惊讶,我肯定,如果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那么我会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从少年时候起,我就已经听惯了我自己的国人的愤怒指责,他们说我过于现代,忘却了先贤留下的伟大教诲,从而放弃了我融入印度这么神圣珍贵的文明的权利。对你们来说,我是落后于时代的,是一无是处的,而对我祖国的国民来说,我又是过于标新立异、令人反感的。我真不知道谁是对的。
胡适博士昨天做了一次占星师,他根据日月星辰的运动,推测出了我到贵国的访问。我猜他能够从星辰的异常中推测出我出生时受到什么星辰的庇护,又受到怎样的负面影响。他应该能够让我明白,为什么我这个不幸的存在,总是不断地被怀疑为违禁品——被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不仅被非常熟悉的同胞怀疑,而且也被我几乎没有费心去了解过的人如此对待。由于这种误解,友人们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生平琐事,以便让你们不致觉得我的理念过于虚无缥缈,不会像莫名其妙的幻影一样吓坏你们。
我出生在1861年,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年头,但是这一年属于我们孟加拉历史的一个伟大时期。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们朝圣的地方,通常在河流交汇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河流就是自然生命之神的象征,而它们的交汇,则象征着神灵的汇集、理想的汇集。而我出生的时代,就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的时代 。
这些运动之一就是宗教运动,由心胸宽大而又智慧高深的罗姆莫罕·罗易 发起。这是一场革命,因为他尝试重新去开通精神生活的渠道,而这渠道已经被只注重外表、缺乏精神教益的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信条的泥沙碎石堵塞很多年了。
罗易和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宏大的战斗,守旧派对一切充满活力的思想都充满怀疑。那些执着于古老过去不放的人,沾沾自喜于他们累积的古董,在时间留下的崇高光辉壁垒的限制中悠闲自得。当一些伟大的灵魂、一些热爱真理的人,冲破藩篱,让思想的阳光和生命的气息透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紧张愤怒。理想引发运动,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运动,都是对他们的仓库安全的威胁。
这大致发生在我出生前后。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父亲是那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为此,他备受排斥,但他勇敢地面对了社会的侮辱。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各种新思想不断出现,而那些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思想却是时代的主流。
第二个运动同样重要。一个相当伟大的人,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 ,是那时发生的孟加拉文学革命的首位先驱。他比我年长很多,但却和我算是同辈人,他寿命很长,我因而有幸亲眼见过他。
我们的自我表达一定要寻找自由,不仅是精神上的,文学上的表达也需要。但是我们的文学却任由它的创造力消失殆尽。它缺乏活力,因为修辞学上的严格限制而僵死。而恰特基却勇敢地发起了挑战,对抗那些只相信石碑永垂不朽、相信那种只会蕴藏在无生命中的完美的守旧派。他将我们的语言中的沉闷形式所带来的致命重量移开,用他的魔杖轻轻一触,将我们的文学从长年沉睡中唤醒。当文学带着饱满的精力和优雅苏醒时,带给我们的是多美的画面啊!
那个时代在我的国家还发生了另一场运动,便是民族运动。这场运动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是它开始道出了我们的人民试图维护自己人格的心声。这是一种义愤的呼声,反对那些来自东方以外的世界的人加于我们身上的羞辱,尤其是反对他们当时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按照是否与之相似,粗暴地划分人类世界的好坏。
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区分标准,一直在伤害着我们,并且给我们的文化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它促使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祖先留下的一切东西充满了怀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遭到了我们国家的学生的嘲笑,因为这些学生在仿效他们的欧洲老师。
尽管后来,我们的教师改变了想法,但是他们的信徒却无法完全恢复对我们自己的艺术传统的信心,即使这样的艺术影响力是恒久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鼓励欣赏法国的三流绘画,欣赏俗丽而又廉价的石版画,欣赏机械地遵守模式化标准的作品,他们依然将能够轻蔑地拒绝东方的艺术作为高等文明的表现。
印度国内摩登的年轻人们点头称是,说真正的艺术源泉并不在于发现现实的心跳的内涵韵律,而在舶来的绘画作品中那丰满的嘴唇、描画胭脂的脸颊和裸露的胸部。这种否定的情绪,实际上是来源于彻底的无知,也侵袭了我们文化的其他领域。这是因为那些大嗓门、粗胳膊的人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施加了催眠术。
在我出生的时候,反叛精神已经觉醒,有人已经努力要逆转潮流。我家族当中就有人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我的兄弟和亲戚,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拯救人们被自我侮辱和忽略的心灵。
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普遍的、永恒的基础,我们必须把拥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找出来。这场民族运动开始宣布:我们绝对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们的过去一笔抹杀。这并不是一个反对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激发了一种巨大的勇气,让我们去否定和反对崇洋媚外。
这三场运动在进行,我的家庭积极参加了所有运动。我们因为持有不正统的宗教观念而遭到人们的排斥,从而失去了种姓,但也让我们享受到了自由。我们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心灵的力量来创建我们的新世界。我们不得不从地基开始,因此必须寻找一个牢固的根基。
我们不可能创造出根基来,但是我们能够建造出上面的部分。对新生活的表达和人们心中潜藏的对根基的寻找,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有些人相信人生无常,因为一切都会变化,这样的人应该记住这样一点:统一或变化之下必然隐藏着一条线索,也许表面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会引起对立和冲突。统一的线索并不在外在的世界,而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正如我所说的,我在这三种运动交汇的氛围中出生,身边充满了各种革命。我生在一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家庭中,小时候,我就被教育要以我内心的判断为标准,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当然,这种表达是用我的母语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本属于人民大众的语言,需要按照我自己的欲求来调整。
没有一个诗人会从正统的店铺借用已经存在的表达方式。他不仅要有自己的种子,还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不仅因为那语言是他自己独创的,还因为他对语言的独特使用,在生命独特的润饰下,将那语言系统转化成了个人创作的独特载体。
世界各族人民的心中都有诗性,都需要尽可能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因而,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感染力的,能够影响人的,能够成为他们自己的语言,世代相传。所有伟大的语言都经历过变化,并且仍在不断变化。那些拒绝变化的语言注定死亡,在思想和文学方面不会有收获。当形式固定下来,精神要么勉强接受这种限制,要么加以反抗。一切革命运动都包含着内部反抗外部入侵的斗争。
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史上,曾经有一页伟大的篇章:人们心中不可抵挡的某些力量找到了一条路,通向某种计划,发出胜利的反抗的呐喊,表明自己不会屈服于外在的野蛮巨大的力量。它那时是多么无助啊,但是现在它不是已经接近胜利了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当某些力量集中体现了外在的世界,威胁着要奴役我们的内心,满足它自我的目的,那么革命就会发生。
当一种机械的组织成为了一种中心力量,无论是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还是宗教的,都会为了增大自己的力量而去阻碍人们内在生命的自由流动,妨害并剥削人们的内在生命。如今,这种力量正在外部迅速集中,被压迫的灵魂要求摆脱扭曲、束缚和纠缠的呼声也在空气中充斥。
革命必将到来,人们必须冒着被辱骂和被误解的风险,这些辱骂和误解,来自那些贪图安逸的人,来自那些崇尚物质、墨守成规的人,来自那些生活在僵死的过去而非现代的人。这种过去实际上属于远古的世代,那时起决定作用的是身体,而非心灵。
纯粹以肉体为主导是机械的,而现代的机器不过是我们身体的扩张,是手脚的延长和增加。现代的孩子为这种代表超常物质力量的巨大物体而骄傲,说:“给我这个大玩具,不要让任何情感来打扰。”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此一来,我们就退化到了蒙昧的世代,那时巨大的身躯受到尊重,而内在的精神的自由却没有地位。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些伟大的思想有关。你们当中有人也许会认为这种精神学说,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濒死痛苦后已经奄奄一息了,除了外在的力量和物质基础以外,我们别无所依。但是,我要说,在我看来,你们的说法才是早就过时了。它在生命的萌发阶段就已经土崩瓦解了。人类取代了许多庞然大物,成为世界的主人,赤裸着身体成为造物的中心,赤手空拳,但是却拥有不可征服的心灵和精神。
物质至上的观点已经非常陈旧了。人类精神的显现则是真正现代的:我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我是一个现代化的人。我已经讲过我是如何降生在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家庭中,我的家庭一直都信仰忠于内在的理想。如果你们想要反驳我,你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我有权去进行革命,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插入你们的神殿当中——你们的神殿,无非就是物质力量和物质积累罢了。
(宁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