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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民大会是公共领域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古希腊人在广场上的其他争论也同样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公民大会是在广场（agora）进行的。公民大会的前身，古希腊部族的集体大会就叫做agora。广场作为城市中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形的物理空间对无形的精神活动有着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诱导能力，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以雅典为例，在城邦建立过程中，人们扩建在高地的卫城，把原来的防卫工事扩大为宏伟的核心城堡，其中有许多公共神庙以及相关设施，在卫城邻近地区又建了巨大广场和政府机构，于是城邦拥有了完整的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神庙和广场属于城邦所有人，其空间足够聚众，是城邦的象征。当人们在广场聚集，所有的事情就在这个非私人的空间里被公开化而成为共同问题，信息在此公开而被分享，话语获得同时性的传播和反馈，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比较和讨论，正是神庙和广场在客观条件上使公众集体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赋予严肃的、分享的、共命运的气氛，它在城邦的政治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如韦尔南说的：“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
广场和神庙只是公共空间，它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物质条件，政治公共领域的成立还需要精神条件。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古希腊推入一个“意见的世界”。人们的各种主观意见（doxa）都有了发言权和发言的地方，人人的意见好像都各有道理（logos），意见之争就成为城邦的一种基本生活。意见太多，道理也就太多，人们就不得不去寻找“真正的logos”，否则混乱的意见将导致混乱的生活。当时赫拉克里特就抱怨人人都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有logos，而更糟的是，蠢人们无论听到什么logos都激动不已，这样，无稽之谈将埋葬真理。可以看出，精神世界同样存在着一个从“无序状态”（chaos）到“有序世界”（kosmos）的问题。这就是精神世界的政治问题。意见世界必定是个政治世界，而且是政治世界的根本所在。
什么观念成为主导比什么人成为领导更重要
，因为观念是行为、生活和制度的最终支配者。当城邦在意见世界里形成开放的政治，事关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城邦事务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和争论的对象，每个人都胸怀城邦，放眼万物，而每个人眼界的公共化同时就是政治化。由此很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名断言：“人生来是政治动物，……在城邦之外非神即兽”
。所谓政治动物就是
属于
并且
参与
城邦公共生活的人，如果一个人不属于城邦，也就是不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就没有进入人的生活。政治之外无大事，所以，置身政治之外就只能是高过政治的神或低于政治的兽。正如伯利克里所说的：“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把决议提交来进行适当的讨论……最坏的是，没有适当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
自由公议而后民主抉择
，这意味着理性和知识必须领导民主，这才是古希腊民主“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至于古希腊民主的公议是否确实是“适当的讨论”，作为古希腊政治领袖的伯利克里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表扬了雅典，而许多哲学家却不以为然。
当城邦事务可以公开争论，不同意见之间就形成一种“比赛”（a-gon）。比赛从来就是古希腊人的一种基本精神，它恰好融合了古希腊人最喜欢的两种关系：争强和友爱。只有比赛才能够融合这样两种互相矛盾的事情。韦尔南指出，比赛的精神源于军事贵族在竞技中表现的一种高贵精神，人们普遍喜爱比赛所体现的平等关系：“任何竞争都意味着关系平等，竞争永远只能在同类人之间进行。”
与值得尊重的对手进行较量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这种竞争又是在城邦的“自己人”之间进行的，它就又能够同时表现出伙伴的友爱。比赛传统在军事技术竞技之外的两个典型表现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和广场的话语争论。争强和友爱至今仍然是运动会的基本精神，这无须多说。但是高贵的比赛精神在话语争论中却烟消云散，这意味着话语之争必定含有某种不共戴天的冲突。话语比赛的赛场就是广场，这是意见相左的人们在口才、论据、推论和分析方面的智力比赛，其背后实为政治比赛。意见世界本身就暗含政治性，意见一旦进入比赛，其政治性就淋漓尽致地显示出来，从而使意见斗争在根本上区别于任何其他比赛（比如军事竞技或运动会）。技术的可比性有着可共度的标准，而且，技术上的输赢并没有否定对方的尊严和价值，但是话语缺乏可共度标准，而且话语之争就是试图否定对方的价值，于是，至少在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上，意见的对抗往往是不可和解的。意见和话语的不可和解性奠定了政治的敌对性质。柏拉图多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看做是后来施密特的敌友理论的最早预告。柏拉图在描述苏格拉底与欧绪富罗的讨论时说：“仇恨与愤怒，我的朋友，什么分歧才能产生仇恨与愤怒？”显然，如果在数目上有分歧可以通过计算解决，在尺寸长短上有分歧可以用尺子解决，如此等等，“那么什么事情的分歧才会使我们无法解决而互相仇恨成为敌人？……对与错，高尚与卑鄙，善与恶，这些事情使我们由分歧而敌对。”
可见，意见的比赛不仅明显削弱了比赛的友爱性质而突出了争斗性质，甚至可以发展出不共戴天的敌对性质。
在这个背景下，古希腊人发明了修辞术（rhetorike），其实就是雄辩术或花言巧语技术，它对于意见之争的重要性类似于格斗技术在军事对抗中的重要性。修辞术在智者派哲学家那里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变成诡辩绝技。高尔吉亚就相信修辞术是一项真正了不起的技艺，它是使用logos的技艺，专门用于说服人而支配人，比如说“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公民大会上的民众”，其功效神奇到“使师傅变成你的奴隶，使商人不为自己赚钱而为他人去赚钱”
。苏格拉底对修辞术甚是厌恶，认为它是对logos的坏的使用，是对人们的思想误导，最终会导致人们思想败坏，于是他努力发展据说是源于芝诺的辩证法去克制修辞术，苏格拉底相信这才是使用logos的正确方式。古希腊时代的辩证法
主要是一种反驳技术，首先是芝诺的“归于不可能论证”（reductio ad impossibile），然后又发展为“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
，这些逻辑技术虽然并不复杂，但足以揭露各种话语的自相矛盾。
迷恋崇拜logos构成了古希腊政治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古希腊人相信只要说出一套logos就足以服众（类似于说，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Logos崇拜使得人们在信息公开、意见公开和论辩公开的情况下都愿意使用理性去编造理由，而且以理性力量作为成功论证的标准，因此形成了 理性化的公共领域 ，即一个以理服人的公共领域。理性与公共性的结合造就了古希腊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至今仍然是最伟大的政治创造之一，而且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传统。这个公共领域模式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原则：（1）平等的语言关系，或者说，平等的意见关系。在意见之争中，成功话语决定权力，说服力决定成功话语，而理性道理决定说服力。（2）对称的信息关系。表现为各种问题、标准、程序和知识的公开。（3）可逆的人际关系。各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政治权利相等，因此在政治上没有人必须屈从别人的意见，而仅仅需要根据道理去承认或拒绝别人的意见。这三者保证了“公民”这个政治概念，并且规定了正确的民主概念———民主的要害问题不是投票，而在于公民拥有参政的平等权利和实现政治平等的公共领域。可以看出，缺乏公共领域的民主其实是伪民主。因此说，公民和公共领域才是古希腊真正伟大的政治遗产，而民主的投票选举制度则不是。令人遗憾的是，完全合格的公共领域在古希腊并不存在，至今尚未存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或许很完美，可是人性并不完美，这一点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困难。今天的公共领域如果不说是名存实亡，就是面目皆非。不过，公共领域的基本矛盾即使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可见它是一个根源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古希腊表现为前面提到的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在今天则表现为宣传、炒作、作秀、诽谤、造谣与对话、论证、思想、理性之争。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意见与真理之争，它不仅是个根本性的知识论问题，同时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政治的决胜，或者说，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终究要落实为心灵的占领与殖民，就是说，在 身体管理 上的成功只是表面的政治成功（而且粗暴的人身管理模式终究会失败），在 心灵治理 上的成功才是无懈可击、可以高枕无忧的政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