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

也许古希腊城邦并非完全创新，而只是革新。为什么在城邦之前的古希腊人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共政治，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记载，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而且，在历史问题上过分追溯，恐怕很快就把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追溯到动物世界而忽视了各种变化，这样恐怕有些走题。不仅是古希腊人，事实上许多原始部族都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协商活动。比如按照传说，中国远古“五帝”时代也有类似公共协商的情况，那时的首领似乎比较大公无私，不仅愿意把领导权“禅让”给年富力强的杰出人物，同时还要征求人民的意见，这虽然不是公共选举制度，但类似于推举和公众评议制度。尽管不可能知道远古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进行的，但仍然可以在逻辑上分析出比较可能的情况。为什么在远古时代的部族首领愿意发展某种公共生活？可以这样想象，在生产和工艺技术水平都很低的远古时代，物质水平或物质财富非常有限，部族首领所能够享用的物质并不可能高出部族普通成员太多，特权所能够带来的物质私利并不构成让人一见就意志崩溃的诱惑（比如远古时代的“宫殿”也是非常简陋的，比一般民房也强不了多少，只是面积大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多纸醉金迷的东西。既然生活水平差距不大，以权谋私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相反，权力所能够谋划的公益却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远古部族，公益无论对于普通成员还是对于首领都同样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人能够不依赖部族而生存，最强者也不例外，部族所有成员具有共荣共损的关系，比如说如果遇到外族的致命挑战，就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险。当时的生存条件决定了集体安全问题远重于个人私利，集体的安全是个人安全的保证， 公利成为私利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公共问题上群策群力，寻求万全之策，正是部族生存需要。而且，由于部族之间的残酷竞争，每个部族都必须保证团结才有力量，创造团结和公正的局面能够赢来万众归心的荣誉，而荣誉正是维持权威的保证，因此，对于远古的部族首领来说，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对于部族的生存和命运都应该是个有利的策略。因此，在古希腊城邦之前早有公共生活也不足为奇。

尽管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并非完全创新，但它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它创造了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公民”，这是以前没有的。亚里士多德从公民去理解和定义城邦，确实是看到了城邦的本质。可以说，在公共生活的发展史中，由公民以及公民的公共政治所定义的城邦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它通过创造公民而把远古部族的公共原则发展成为一个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制度，它所创造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某些方面上的“先进性”甚至超过现代民主制度。古希腊盛世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一个后来被称为最早的民主宣言的讲演中以夸张的自豪感说出：“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的日常生活也一样” 。

城邦制度一般被归功于提秀斯（Theseus）、梭伦（Solon）和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的努力。提秀斯取消了古希腊诸部各自的部族会议，在雅典建立了以核心城市为基地的公共政治中心（所谓“统一运动”, synoecism），还开辟了雅典最早的agora。后来梭伦又建立了更大更正规的agora。梭伦被认为是开创民主政治的关键人物。梭伦时期，许多古希腊人破产或负债而沦为奴隶，还有许多人由于经商、战争和游历而离开原属部族，却也没有归属别的部族，这些都搞乱了部族秩序和人们原来的身份，于是社会发生持续的混乱争斗，执政官梭伦对此甚感厌恶，他天才地想出了重整社会秩序的办法（前594年），先是取消了许多人无力偿还的债务，归还抵债的土地，赎回奴隶，最终废除了债务奴隶制，限制土地无限占有，然后根据人们的财产情况把古希腊人分成4个阶层，分别拥有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相应义务（虽然对贵族和富人仍然比较有利，但以财富取代血缘去规定身份是一个突破），但所有公民在公民大会的权利是同等的（知情、提问、辩论、议政、决定等），这一点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影响力。另外，梭伦还承认那些不属于雅典传统部族的自由人成为公民，但考虑到传统部族的力量，他把外来人都算入第4等级。这个不够公正的遗留问题最后由克利斯提尼解决（前509年），他把人民按照居住地划分为100个乡和10大选区，人人注册成为平等的公民。这个政治改革完成了从部族向国家的演变，新的政治形式不再以人身关系而以财产和地域去规定公民身份。城邦还取消了唯一性的最高首领。在此之前，巴塞勒斯（军事首领兼宗教事务主持）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最高领导，类似国王（因为军队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力量）。城邦把最高职位削弱为联席执政官，一共9位执政官，其中三位是最高执政，分管国政、宗教和司法。梭伦时元老院有400人，后来被克利斯提尼改为500人议会，让普通公民有更多机会进入政府。元老院主席是纯属象征性的城邦最高首领，他主持盛大仪式和接见外国来使，看起来很是荣光，却并无实权，而且是由元老院成员轮流担任，每人只当值一天 。可以看出，城邦的权力非常分散，分权的程度超过现代社会。

城邦制度的合理性与城邦的有限规模有关。柏拉图认为城邦最好是5000公民左右（事实上当时古希腊的大多数城邦就是5000公民左右），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一个城邦如果多到有10万公民就变成一件荒谬的事情，因为城邦太大就无法管理了 。雅典这样大的核心城邦也无非有2万至3万公民，最昌盛时无非4万公民左右，但这样已经很大了，至少对于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已经不太方便了。尽管城邦民主的优越性与有限规模有关，但并不能因此说，由于国家庞大，因此民主制度就理所当然失控。古希腊民主的巧妙设计表现在它不是现代的投票选举制，而是投票、抽签和公议三者结合的复合民主制。其中抽签制和公议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比投票制度更重要，这一特色制度设计使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非常不同。古希腊的政治运作大概是这样的：10大选区各在公民中随机抽签选出50人，组成500人议会（最高行政机构）。各级政府官员以及法庭陪审团成员也由抽签决出，而且任期原则上仅为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防止有人垄断权力）。不过，城邦的10将军（最高军事首领）则不是抽签而是选举的，因为军事是专业性很强的关涉生死存亡之事，不能由外行和笨蛋担任。这一点似乎说明，除了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在其他事情上，通用的理性、直觉和智慧比所谓的职业知识重要得多，因此可以抽签决定而保证公平。每个公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构）上了解各种公共问题的真实情况，然后进行公开辩论和公议，摆明问题与论点，分析困难和谬误，最后集体决定（往往是投票决定）城邦所有值得一论的公共事务和政策，也就是那些涉及大家利益的事情，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至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当然就由官员随手处理了。按照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召开重要大会10次之多，如有突发事件，还可以临时增加，另外还有数十次普通会议。如此多次的公民大会足以把城邦所有需要讨论的事情都处理了。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实际上做不到（许多人有事情要忙，不能一起都来），于是就要求一个有效的基本人数，例如雅典要求的有效人数是6000人以上 。大致概括地说，古希腊民主的原则是：如果 选事 ，公议然后投票决定；如果 选人 ，抽签决定（专业人才除外）。

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没有漏洞，应该说，再好的制度都会有漏洞，因为无论制度设计多么精细周到，也比不上人心的复杂和狡猾，即使没有漏洞，人们也会制造出漏洞。古希腊也一样，强势或阴险的政治家弄权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碌碌无为的“没有值得提及的成就”的僭主政治，僭主们多半是为利混事的而不是为民做事 。民众更有大量不靠谱的人，本来城邦为了鼓励人民参加公民大会而发给参加大会的人们一定报酬，结果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远比高尚认真的公民们更为踊跃，这多少降低了公民大会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还有许多巧舌如簧寡廉鲜耻的煽动家冒充群众领袖误导人民，并且带领民众做蠢事，与现代民主的某些情况差不多。尽管存在制度漏洞，古希腊民主还是强过现代民主，甚至有理由说，古希腊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现代民主是虚假民主。

民主试图让 每个人都能够 获得政治权力，都能够参政，而不是 只让 民众进行统治，就是说，民主的基本原理是人人在政治上平等，不排斥任何人的参政权利。如何才能做到 公平 地体现民主的平等原则，这是个问题。抽签制度显示了古希腊的智慧。以抽签来决定官员和议员是最为公平的（中选机会完全相同），而现代的选举制度其实并不公平，甚至根本没有体现平等原则，因为现代选举制度把“平等”偷换成了“多数说了算”，这对少数人是不公的。在现代选举制度下，少数人根本就没有 实质上的 成功机会，尽管有着 名义上的 平等机会，比如可以参加选举投票，但既然是少数人就在数学上注定了不可能中选，名义上的人人平等就变成了骗局，所以说现代民主是虚假民主。demos本来就蕴含两种潜在可能性：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它是“民众”；而在多数统治的情况下，它就非常可能变成“暴民”。要控制demos成为民众而不要转变成暴民，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保证人人平等成为真正的平等。假如以多数替换了人民全体，就是在伪装平等。显然，抽签更能够表达货真价实的全体人人平等（人人有同样的机会），而选举实际上总是体现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全体人人平等）。古希腊的抽签—选举混合制度不但比现代的选举制度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而且更加合情合理，可以抽签的情况就抽签，只能选举的情况就选举，这样显示了因事制宜的灵活性。不过，抽签虽然能够保证平等，却还不足以保证民主的结果是好的。抽签的随机性终究有些危险，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在一篇不知作者的称作Dissoi Logoi的古希腊残篇里就讥讽了抽签制度的荒唐：“人们可以问问：为什么你自己不用抽签给你的奴隶分配任务，让驾车的去做饭，让做饭的去驾车？为什么不用抽签让铁匠、皮匠、木匠去做生意？让吹笛的去奏琴……” 。看来人们还是认为即使是一般官员也应该人尽其才。但选举可能更糟，它容易愚弄人民，拉帮结派，营私舞弊，把人民利益变成党派利益，把国家利益变成政府利益。这正是现代民主之流弊。

由此我们更应该重视古希腊民主的另一个制度安排：公民大会。这是古希腊政治的最大成就。古希腊把民主政治的最后保障落实在公民大会上。公民大会既是一种直接民主，更是一个公共领域。一般地说，由于没有中间环节，直接民主能够相对有效地减弱阴谋运作、背叛欺诈和营私舞弊之类的弊病。但是，如果仅仅是直接民主，公民大会就仍然说不上是伟大成就。直接民主虽然体现了人民在某个时间t的公共选择，可是在t时刻人们的偏好有可能基于错误的知识，从而错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看成是有利的。知识的局限使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或坏的，不知好歹就会颠倒是非而不自知，错把花言巧语当成至理名言。而且，公众聚集很容易形成非理性的激动情绪，盲目斗气，意气用事，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误导。总之，如果直接民主不受理性和知识的控制，就将是灾难性的，公共选择多半会变成人民自己损害自己的选择。可见，直接民主虽然是更纯粹的民主，却仍然只是表现了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表达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最好可能性。民主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人民自己来选择”，这只是表面文章，关键在于“人民能够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这才是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公民大会而言，直接民主只是其形式，公共领域里的公议才是决定性的内容，公议意味着民主必须被知识和理性所引导。虽然古希腊人对民主并没有理论认识，但从古希腊人发明并且特别重视公共领域来看，他们对民主的本质已经有了深刻的敏感。 /EeN//3Qnn0c5a0LF1ILSeLyFGLFwnNPd1tskupUxK5q3DSEXJ0rGKVG13IIoT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