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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古希腊民主政治，陈康先生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尽管雅典民主制度的设计甚是周详，“但是很奇怪，这个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几乎寻找不出来”，而且，缺乏理论并非因为失传，“否则柏拉图在攻击民主政治时绝不能一字不提的”
。这确实有些奇怪。一般来说，尽管古代理论的表述总会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往往不太完整，但至少会有一些关于核心概念和基本理由的陈述，尤其是古希腊民主政治设计得如此复杂精致而没有理论，就更加奇怪了。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表达的“理论”其实是我们以今天的理论框架替古希腊人分析出来的，古希腊人自己未必是这样去思考的。古希腊人是怎样开始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isegoria或isologia）以及“政治权力平等”（isocratia）这些意识的，恐怕很难确切知道了。韦尔南有个猜测很是有趣，他认为很可能与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军事战术革新有关。在这之前，战斗英雄是荷马史诗式的个人英雄，他们具有好战的疯狂激情，“来自神的活力使他们变得怒不可遏”，加上万夫不挡之勇，因此以个人战绩获得荣誉和地位。后来出现了更有威力的重装步兵方阵，作战方式不再是单兵独斗，为了保证整体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斗士们不得不抑制“个人战绩的诱惑”而坚守自己的位置，配合其他人步调一致地作战。军人的美德由“热血”变成“节制”。方阵把士兵变成可以任意替换的个体，“如同城邦把公民变成可以互换的个体一样”。韦尔南相信，这其中出现的精神状态转变对于城邦平等意识的形成很可能是决定性的
。当然，这个解释并没有真正解答陈康的疑问，甚至也不是城邦平等意识的必要条件，但它增进了我们的理解。或许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城邦政治却留下来几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1）没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是坏民主。平等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平等，否则就变成一种政治欺骗。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等于拒绝了各种意见平等出场的权利，也就等于拒绝了少数人的发言权和参政权。民主最典型的欺骗形式就是允许民众对给定的某种意见或几种意见进行表决。很显然，那些给定的意见都有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有可能都是对人民不利的，或者并非人民真正想要的。可见，民主的要害不在于表决，而在于能够由民众自由选择对什么东西进行表决，或者说，在表决内容上的自由比表决形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权利参加政治竞争（哪怕是极其邪恶的意见），意味着人民参政的平等权利，而人民投票的平等权利还在其次。因此，一个不受权力支配的言论自由的公共领域才是民主的核心设置和最终保证。
（2）由修辞术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坏的。如果一个公共领域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修辞术所代表的宣传、炒作、煽动、欺骗和引诱等等诈骗手法就都是合法的，这将导致错误的意见更容易胜出，而且是合法地胜出。以合法的方式去做错误的事情尤其危险，它使人民虽死而无可抱怨。错误意见所以更容易胜出，是因为修辞术在制造说服效果上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利用人性的各种弱点，这等于拥有更多的竞争资源。因此，公共领域必须有某种限制，但是，限制什么东西仍然是个问题，对公共领域的限制性规定有可能导致专制。
（3）以理性原则为准的公共领域是合格的公共领域。理性化的公共领域不承认完全彻底的自由，它设想的话语广场是个公正的广场而非自由市场，它给予任何意见自由参赛的政治权利，但需要限制竞争手段，它只承认理性论证是唯一合法的话语竞争方式。但理性化的公共领域是脆弱的，它所追求的真理是稀缺资源，在大多数事情上并无真理可言。如果放弃真理的要求，以高尚的价值标准去否定低俗的价值标准，却又等于取消了平等原则而变成某种专制。更难处理的是，即使在某些事情上确有真理，这个真理可能并非人们愿意接受的选择，因此真理有可能被拒绝而失效。假定“x将会给人们带来伤害”是一个真理，但是假如人们最喜欢x而不喜欢别的，因此“x给人们带来快乐”也是个真理。这说明各种真理之间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这是一个比苏格拉底找不到真理的“智力迷茫”更严重的“智力迷茫”（aporia）：有了真理却无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