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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授受不亲，出自《孟子·离娄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神情民？’孟子曰：‘礼也。’”授，给予；受，接受。从字面意义上看，指男女不能互相亲手递受物品。它源自儒家思想中关于“礼教”的强制规定，并随着儒家的统治地位和理学的延伸，而逐步成为封建社会男女交往的基本准则。
关于男女大防最早做出总结和具体描述的是儒家典籍《礼记》，在《曲礼》篇有这样的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向，……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并不仅限于陌生的异性之间，甚至于直系亲属兄弟也必须遵守着一定距离之外接触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就如同是矩尺，严苛而强硬地将古代男女限定在一个框架之内，如《内则》篇所记载的对家庭内部男女相处所做的要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古代的男子们，尤其是儒学家们从《礼记》中获取灵感，愈加在起卧坐行的各个细节上，精确地限制着男女之间的交往。如宋代司马光的《涑水家仪》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宫，传致内外之物。”
事实上，《礼记》上所述的严防死守，古代人在具体实行时候并没有那样严格。如《汉书》中就有周昌拒绝刘邦废太子的提议后，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昌诡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无独有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从匈奴被赎回后再嫁董祀，董祀犯法，蔡文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向曹操寻求帮助，曹操正在宴请宾客，听说蔡文姬来了，就对满屋宾客说：“故人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就如孟子对淳于髡关于“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时的回答那样。“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礼教也并不是不知变通的，既然可以变通，也就不是必须完全履行的。
想当然耳，男女大防并不是从文明产生时就出现的，而是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上古时期男女交际自由，在《楚辞》和《诗经》中多有描述。然而随着父系社会男性权利的逐步深化，尤其是进入宗法社会后，女性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子女渐渐成为父母的仆役。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也就谈不上人性的自然发展。只有在先民留传下来的特定节日里，源自于华夏种族对传统和习俗的尊重，男女之间才能被允许有适量的交往。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礼教并没有因文明的开化而放开限制，反而如死尸般老而愈僵，在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更是渐渐扭曲起来。如《明史·烈女传》载：“陈节妇，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守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此夫人严守男女大防，以至于在死后还不许男子抬她的尸体。汉代宣扬的烈女，有维护礼仪的召南申女、宋恭伯姬等；宋代宣扬的烈女，是不畏强权暴虐的勇气化身；而明代的烈女，却为歌颂“男女大防”甚至不惜杜撰出死而复生的情节，这不得不说是思想上的退步，也为一个主流思想的覆灭埋下了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