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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与神权的变奏
晚期的罗马帝国精疲力竭、人心浮动，而基督教则以其更直白的教义、更热烈的信仰，取代了已经渐渐衰朽的多神教，打动了人们的心，让瓦解中的罗马社会焕发出自我更新的生气。几个世纪中，基督教成为帝国的精神支柱，但它纷繁复杂的信仰斗争也成为皇帝们的烦恼之源。
3世纪初，在罗马帝国山河日下的同时，基督教却显示出了它蓬勃的生机和力量，并向原本视之为威胁的皇帝们暗示了另一条道路——一个与普世帝国相匹配的普世宗教，它顺从于皇权却空前壮大，能为衰竭的帝国提供新的精神力量。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敕令》，以帝国法的形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之后的皇帝们亦纷纷效法，赐予了教会越来越多的特权和财富，甚至授予其帝国官方机构的地位。到了393年，狄奥多西皇帝下令禁止了多神教的祭祀和赛会。而随着奥林匹克赛会的终结，基督教也成为罗马帝国境内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帝国的“国教”。然而，自从基督离开他的追随者们，关于其传授给人们的信仰的争论就开始了。
在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们和继承他们传统的主教们常通过举行会议来讨论和处理教义上的分歧。他们相信圣灵会降临在会议和辩论中，引导他们得到正确的结论。最后，争论的胜利者成为神的代言人，而失败的一方则沦为异端。
因此，当君士坦丁大帝试图为合法化的基督教解决信仰纷争时，也采取了这种方式——325年，基督教的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在尼西亚举行了会议，即所谓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的组织形式，其中关于基本教义的部分最终通过了一个共同纲领，即《尼西亚信经》——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支持下，成为此后正统教义永世的准绳。
然而，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分歧却始终未能完全解决。到了5世纪初的查士丁尼皇帝时代，罗马帝国在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同时，基督教会的分裂也愈演愈烈。
一心重现罗马帝国昔日荣光的查士丁尼皇帝意识到，要想重建一个普世帝国，一个统一的教会不可缺少。
于是，除了关闭雅典学院，驱逐异端，查士丁尼皇帝还开始动用皇权干预基督教会的事务——他兴致盎然地参与建立教会组织的具体工作，决定宗教崇拜礼仪的形式，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甚至亲自撰写神学论文和为教堂赞美诗谱曲。
不过，在当时，基督教内最为紧迫的问题是教会对一性论教派的态度。所谓“一性”，即认为基督的“人性”已被其“神性”所融合，只表现出一种性质即“神性”。
与之相对并被认作正统的是“查尔西顿派”，其坚持451年在查尔西顿召开的第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信奉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共同存在和不可分割性，它的信仰者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君士坦丁堡。
起初，查士丁尼皇帝为了缓和一性论派对政府的敌意，对其采取了安抚的政策。然而，当西方征服战争开始，为了获得意大利战场上罗马教会的支持，他又掉头对一性论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区也在教区间的权力纷争中获得胜利，其地位仅次于旧罗马使徒教会。
而作为教会统一事业的顶点，553年，查士丁尼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基督教大公会议。会上，皇帝安抚了一直强硬捍卫一性论派信仰的教会，并最终形成了完全秉承正统信仰的西方派和带有一性论色彩的东方派。通过这种方式，查士丁尼皇帝实现了实至名归普世教会的统一。
古罗马凯旋门
古罗马的凯旋门数量众多，其中罗马城内就有数十座。它主要是为了纪念战争等重要事件而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