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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卢贝 戈林
地点：德国莱比锡
关键词：纵火 审判
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弗兰茨·哈尔德上将在谈及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时供认：“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当大家谈论国会大厦的建筑和其艺术价值时，戈林大声说：‘只有我才最清楚国会纵火案，因为火是我放的。’他一边说一边拍自己的大腿。”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戈林
1945年的纽伦堡大审判中，大量证据证明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才是国会纵火案的幕后黑手。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开始了重整德国战争机器扩军备战的计划。然而，上任伊始的希特勒却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政治局面：作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纳粹党在内阁中却只有3名部长，而且只占议会中32%的议席。而更加令希特勒恼火的是，德国军队此时也只听命于总统兴登堡，渴望权力的他虽然当上了总理，但依然是“两袖清风”。
为了尽快获得权力，希特勒及其爪牙开始思考如何利用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中“如果面临某些突然事件，总理在获得国会2/3的支持后，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掌握国家大权”的规定，为纳粹党的全面夺权创造条件。这样的情形，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只在1923年鲁尔危机时启用过一次。于是希特勒上台后就要求兴登堡总统解散议会，并希望在1933年 3月5日重新进行选举。
此时，德国共产党是议会中第二大党，占有17%的席位。在他们的坚决反对下，希特勒的这次夺权企图可能不会顺利得逞。因此，希特勒要想占有议会席位的多数，必须将共产党打压下去。他开始大力宣传德国正处于共产党发动革命的关键时刻，只有启动《授权法》，才能制止共产党发动革命，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下。对德国共产党进行栽赃陷害，成为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的一条捷径。
很快，这样的机会就来到了。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权力的象征——柏林国会大厦发生了一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大火，其圆顶在火灾中被烧毁，议会大厅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希特勒的御用武装——冲锋队在火灾现场很“凑巧”地抓到了一位名叫范·德尔·卢贝的荷兰人，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共产党宣传单。很快，卢贝就被纳粹党认定为国会纵火案的凶手，而其幕后操纵者则是共产党，国会起火是共产党阴谋推翻德国现政权的信号。很快，国会议长戈林赶到现场，激愤地对正在采访的记者们大声说道：“这是共产党干的！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证！我们一定不能再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几分钟之后，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来到了现场。希特勒挥舞着他的双手对记者们喊道：“这是神的指示，我们要消灭共产党人！”当晚，德国政府就发布通告，宣称德国共产党需要对国会大厦的纵火案负全部责任。第二天，希特勒下令逮捕了包括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在内的1万多名德国共产党员，此时正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席格·季米特洛夫也被投入了监狱。
其实这个叫卢贝的荷兰人和德国共产党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在酒馆中的一次酒后言论无意中让一名冲锋队队员听到了。当时醉醺醺的他吹嘘自己曾先后在多家政府机关的大楼中纵火，而下一个目标就是国会大厦。纳粹党人获知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他们决定将卢贝作为幌子来实施国会大厦纵火行动。那天晚间，11名冲锋队员通过戈林官邸的秘密通道顺利潜入国会大厦，并在多处使用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点燃了大火。而此时蒙在鼓里的卢贝也在冲锋队的秘密引导下进入了国会大厦，并用自己的衬衫引燃了几处小的着火点。随后，卢贝就被冲锋队当场抓获，成为纳粹可怜的替罪羊。
3月1日，希特勒颁布《全国紧急状态法令》，勒令解散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活动，同时还宣布德国共产党意图发动暴动，并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同一天，纳粹冲锋队占领德国境内所有共产党党部，德国共产党不得不宣布退出德国国会。此外，共产党员还被禁止参加随后开始的议会选举。在3月5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由于没有德国共产党的参与，纳粹党赢得了44%的席位，但依然没能达到议会席位2/3。此后，纳粹党通过胁迫、贿赂等手段逼迫其他政党强行通过了《授权法》。在该法案通过的一个月时间之内，希特勒取缔了德国境内所有非纳粹党派，并开始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要限制人民个人自由，限制表示意愿、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可以搜查住宅和没收财产。由此，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德国真正开始了独裁统治的第一步。
纳粹党人不满足于上述所取得的成果，他们还希望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来将国会纵火案嫁祸到共产党身上去，而法庭审判则是最佳方式。1933年9月21日，莱比锡德国最高法院第四刑事审判庭开始审判国会纵火案，被告是卢贝、托格勒（当天最后一个离开国会大厦的共产党议员）、季米特洛夫以及另外两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为了显示公正性，纳粹党邀请多家外国媒体旁听整个审判过程。然而事与愿违，每天的审判都让纳粹党人如坐针毡，先是卢贝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随后就是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几乎让整个审判无法进行下去。在审判开始之前，来自保加利亚、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25名律师自愿为季米特洛夫辩护，但纳粹操纵下的法庭不允许被告人自由选择辩护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自己为自己进行政治辩护，希望将法庭变为揭露纳粹卑劣嘴脸的场所。
开庭后的第三天，轮到季米特洛夫第一次出庭，他为自己辩护道：“不错，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不是政变的组织者，也不是纵火者……”而对作为替罪羊的卢贝，季米特洛夫对法庭上下的所有人慷慨激昂地说道：“问题无疑是很清楚的。在这场审判中，卢贝只不过是被操纵的木偶，可怜的木偶被送交法庭，而操纵者已逃之夭夭。作为一个无辜的被告，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对立即彻底查清国会纵火案，捉拿真正的元凶，是很感兴趣的。”眼看着季米特洛夫即将把审判引向追查幕后策划者，法庭庭长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而季米特洛夫随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纵火者不是通过通往国会的通道进去的吗？”气急败坏的庭长随即咆哮着站了起来，并立即宣布休庭，以免这个问题成为庭审的重点而交不了差。
1933年11月23日，莱比锡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审判现场上正在进行激烈的法庭辩论。左起站立的第一人就是纳粹党抓住的“纵火案疑犯”卢贝。
此后，国会纵火案又断断续续进行了几次庭审，每次都没有获得纳粹党人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让纳粹党人戈林到庭做证，以期可以从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听完戈林一番前后矛盾的证词之后，季米特洛夫平静地说：“那个荷兰人在起火之前正是在警察宿舍里过的夜，他是怎样潜入国会的呢？应当先从警察和他们的头头中找出纵火犯来。”听完这句话，戈林立即气得跳了起来，恶狠狠地对季米特洛夫吼道：“我不是让你像法官似的来审问我，你是早该上断头台的罪犯。”这次庭审再次以纳粹党人的失败而告终。12月23日，国会纵火案审判在德国国内外的一片质疑声中灰溜溜地收场了，除了卢贝被宣布有罪并被处决之外，其他四名被告包括季米特洛夫在内均被宣告无罪而当庭释放。希特勒对这一判决结果非常不满，此后特别成立了由纳粹党人和其支持分子组成的“人民法庭”来继续对其他涉案人员进行审讯，由此很多无辜的人被这个法庭秘密处死。虽然这次审判没有让纳粹党人占到任何便宜，但此时德国国内的大多数政党都相继被取缔，希特勒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此后，纳粹党充分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的不满与愤恨情绪进行煽动，很快就获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德国战车开始一步步滑向战争的边缘。1967年，西柏林地区法院应卢贝家属的要求重新审理此案，并在1980年12月宣布卢贝无罪，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近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