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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把握中庸的“动中取衡,静中就重”?

“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在运动中取得平衡,在平静中抓住重心。与此异曲同工的说法还有“闲中取趣,闹里安身”。这是从社会现象中悟出的一种处世态度。在《中庸》中,很多处谈到动静的变化及取舍问题,都是与个人品德操守、志向情趣相联系。

《中庸》第十章写道:“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

在孔子的回答中,人家对我蛮横无理,属“动”,我不去报复,属“静”;我的宽容柔和就是“取衡”,去教育人就是“就重”,而这些就成为了南方人的强,具有这种强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做到动中取衡,静中就重,就要做到: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

《中庸》第十四章写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做贫贱人应做的事;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是安然自得的。处于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人;处于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所以,君子安居现状来等待天命,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孔子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不怪靶子不正,只怪自己箭术不行。”

在这段话中,“素其位”属“静”,“行”属“动”,“正己”属“就重”,“无怨”属“取衡”。在动与静的变化中,要做到“就重”与“取衡”,就要做到:安于现状,不生非分之想;身处高位时,不倚势欺下;身处低位时,不巴结讨好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首先都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动中取衡,静中就重,不仅是一种处世态度,也是中庸之道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这其中,既包含有柔弱胜刚强,静中能制动的生活哲理,更多还是对个人精神力量的推崇。这些精神力量,就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人格魅力。道德可理解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准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调节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主要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道德的本质是抑恶扬善。人格是人身上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接受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通过教育,道德可以转化为稳定的心理特征,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就是要从精神层面,通过道德说教,把人培养成具有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谦谦君子,乃至圣人。这颇有现代人所说的洗脑的意味,只不过其目的较纯罢了。而中庸之道,可说是儒家道德伦理观当中,让人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得以塑造成功的教科书。如何把握中庸的“动中取衡,静中就重”,还是以例说明。

《中庸》第二十七章写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的道是伟大的!浩瀚无边,生养万物,与天一样崇高。充足有余,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这些都有待于圣人来实行。所以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就不能成就极高的道。因此,君子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达到广博境界而又钻研精微之处,洞察一切而又奉行中庸之道。温习已有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知识;诚心诚意地崇奉礼节身居高位不骄傲,身居低位不自弃。国家政治清明时,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而国家政治黑暗时,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这段话放到今天,应该理性地来看待。首先,应该摒弃等级的观念。平民化已经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所谓的圣人观念早已随着精英观念的没落而没落。如今,只有社会分工上的差别,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所以,圣人观念实是等级观念的体现,应该摒弃。其次,全民参与政治的观念应予淘汰。如今,政治越来越职业化,自然是专人负专责,不应分散旁人的精力。再次,这段话当中含有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的消极因素,应予抨击。世上事往往是多做多错,如果国家处于政治黑暗当中,谁都不出头,一个个明哲保身,像个缩头乌龟一样,那这个国家岂不是就此坐以待毙终至亡国灭种了(当然,如果把它理解为知识分子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保持着高尚的文人气节也说得通,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恐怕也是其本意)!所以说,如今从治理国家层面来说,并不需要从政者具有极高的德行,包括所谓的圣人般的品德——具有圣人般的智慧倒是可以的,只需遵从民意,按规办事就行。除去这些,也就只能从做人方面来理解了。首先,努力崇道修德,追求新知识,崇奉礼节,这也可视为“动”;然后,洞察一切,奉行中庸之道,这可视为“取衡”;当环境不利于自己时,要以沉默来保全自己,这可视为“静”;这时,要学会等待时机,以不让自己的才能埋没,这可视为“就重”。这种处世态度,放在今天,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还是在修身方面,即努力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品德高尚的人;其次自然就是以良好的品德投身社会做贡献了。 N3ZcDXzzmHiacBRyuOSf++f0zH14hpqG7dTc/scq3nBwyV5StttTnaV5ozCNi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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