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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士是封建社会里一群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作为一种特殊而具有固定模式的文学形象，既包含了下层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欲望，也承载着历代文人的精神向往和人生态度。
先秦之期的侠又被称作“任侠”，这是有原因的。《墨子·经上》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损己利人、成人所急，这可能是关于侠的精神的最早阐述，从此“任侠”二字常连用，在古代凡见义勇为的人就可以得到这种称号。
而“侠”这一概念，最早引入文本当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给侠下了这样的定义：“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并说“群侠以私剑养”。
关于侠的影响，韩非子在《六反》中补充说明道：“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日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在韩非子的观念里，所谓的侠是一群目无法纪，聚众藏奸，好武斗狠，争名夺利，擅长暗杀的暴傲之人。当然，身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观点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维护法纪的角度而言的，不过韩非子也承认“侠”在民间的地位，世人称他们是是“廉勇之士”与“任誉之士”。
有别于韩非子的警惕和不赞同，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不吝华辞地对游侠进行了精妙的文学包装，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所谓为侠之道，当仗义疏财，一诺千金，忠于知己，舍身求义。由于文学创作主体——文人的有意识地选择，庄子的盗拓渐渐淡出了主流侠客团体，而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则更能被读者及后世的文人们接受。
司马迁心目中的侠并不是以武为尊的。“凡侠客必定武功高超”，那是后世的小说家制造的神话。结私交，赴厄难，立声名，解缓急，重要的是“古道热肠”而非“匹夫之勇”。在他眼里，侠之义远超侠之力，成为衡量侠士的重要尺度。然而在后世，侠的范围被无限扩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游侠之外，司马迁记载并塑造的，以战国四君子为首的卿相之侠最符合这种形象。
仗义行侠就是所谓的“平不平”，从《史记》中“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开始，重仁义，主公道，匡扶正义就成了武侠小说中最基本的主题。古典侠士文学中的“义”从狭义上来讲就是以朋友为前提的助人为乐，仗义疏财和不计回报，如虬髯客。
侠客们因仗义而行侠，或赴他人厄难，或锄天下恶人的行为，则更符合“义”从广义上“兼济天下”的内涵。如鲁智深。
作为“平不平”的补充，“报恩仇”也被引进武侠主题中，成为侠客文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报”，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在侠士文学中，报恩复仇的正义性往往被无限夸大，以致凌驾于法律之上。“报恩仇”也因此成为行客行侠的主要动力。
唐传奇中红线、昆仑奴是报主人之恩，聂隐娘是酬知己知恩，这更接近《史记·刺客列传》弘扬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知遇之恩思想，所以不少游侠不惜杀身取义，成就美名。
代的盗有两种：一种是为一己之私不分善恶地劫掠他人财物，或图财害命、欺凌弱小。这类盗是令人极端痛恨的歹恶之徒。另一种是专与官府豪绅作对，杀富济贫，被统治者称为盗。这种盗在江湖上遵从侠义精神，恪守替天行道的侠义价值原则，并按这些原则来行事。这种盗就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侠——盗侠，或者说侠盗。
侠盗是侠客中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奉行“盗亦有道”的原则，匪气和侠气并存。被冠上侠盗之名的，都是胆大妄为之人。他们以劫财作案的方式表示对统治者的反抗，他们的行为执行着合于正义的惩罚，是“有道”的盗，虽然“以盗犯禁”，却成为人世间公道的化身。
“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在人们印象中，文人与侠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文人们对侠义精神总体上表现的是仰慕，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或心理，其深层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文人在创作伊始带入的侠客思想固然以义为尊，可是于他们本身而言，则更能被那些光怪陆离的武艺描写而吸引。文人的尚武情结既是一种建功立业的追求，也是一种报效国家的愿望。纵观历朝历代以侠客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我们从中看到了侠士义气与文人报国壮志的结合，侠义精神与国家利益的关联，游侠的个人主义向儒侠的集体意识的过渡。上层文化或者说是贵族化的游侠文化在吸收武侠精神的影响，又将其改造成了一种儒侠化的军事武侠精神。
“义”在文学作品塑造侠客形象时常常被着重强调。对人间正义的渴望，可谓是历代文人的一种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却仅仅只是能是一种臆想。当正义缺失、世道不公时，遭受欺凌的下层民众，潜意识里都希望有一个或者一群人，可以不畏强暴，站出来伸张正义，替天行道。
除了对人间正义的渴望，“义”同样是塑造君子品格的需要。重情义、轻死生，这正是侠客文学产生初期就被推崇的精神。
“风骨”一词无论是对文人还是对于文人塑造的侠士而言都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于文人而言是高风亮节、铁骨铮铮；于侠士而言就是豪气、血性，是独立自主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龚自珍的一句“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就概括了文人对这种人生境界理想化的向往和追求。
侠义精神中的血性气质弥补了文人性格之柔弱。侠义精神的感召和侠客行为的激励，对于文人而言都会引起其依附性格的反思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