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看温州?我认为应该从中国改革的坐标上真正认知温州,而不仅仅是从财富的角度。我有一个观点——温州在中国的崛起是非常异端的,我用了“奇怪”崛起来形容。
从地理角度来说,我愿意把浙江分为南浙江和北浙江。所谓的北浙江,那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南浙江的代表毫无疑问就是温州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浙江和南浙江有两个异端突起,一个是刚去世不久的步鑫生,一个是温州模式。这种异端突起,对长期处在计划经济僵化格局中的中国,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改革是破的过程,发展是立的阶段。这就是温州的崛起。
如果放在中国改革的背景下评判温州的地位,我认为中国只有一座城市能够跟温州比,那就是深圳。深圳其实也是异端崛起的,所以我把温州和深圳称为中国改革的双子星座。深圳更多代表了开放,而温州代表了改革,我始终认为温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艰难得多。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而且资金、技术、人才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包括内地优秀的力量。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题词
但是温州的改革,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温州人喜欢造坟,温州改革就是“掘祖坟”的过程,与传统型计划经济相比,其突破的是涉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等根本性领域,异常的艰难,但更能够突显价值和意义。温州改革要得到异口同声的赞赏是很难的。在中国改革坐标系上怎么样评判温州模式?首先崛起的姿态是异端的,改革就是突破的过程。
既然放在中国改革的坐标系上,我给大家拉一下中国改革的四个时间窗,其中有几个时间段是非常明确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艰难的破局。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第三个阶段有一定争议,有人认为是2003年,也有人认为是2001年,我取2001年,中国签署了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从此我们把中国交给世界。2001年前的中国改革,虽然讲开放,但还是内部的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融入世界。第四个阶段很明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启第二次改革。
在这样的时间窗下,如何看温州?我认为,温州是中国改革冷暖的第一“体温表”。温州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改革的冷暖起落关系非常密切。
1978-1984年,温州的颜色毫无疑问是“黑色”,温州就等于瘟疫的温州,看资本主义就到温州。
第二个阶段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的1985年至1988年,国人看待温州的眼光是“灰色”,关键词又分两个方面,有人说温州糟得很,也有人说温州好得很。这个阶段是温州模式正式浮出水面的阶段,也是温州模式对中国制度化改革贡献最大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1992-2002年,外界看待温州的颜色是“红色”,温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中国很多地方引进温州人就是引进“改革开放”。
第四个阶段是2003-2010年。有人把2003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拐点,2003年以后外界评价温州人的颜色再度呈现为“灰色”,关键词是炒房、炒煤、炒棉。
第五个阶段是2011年,这是温州灰头土脸的年份,这时候温州的颜色变成了“灰黑色”,关键词是炒钱,“最高境界”是老板跑路。
刚才我用颜色做关键词,把温州、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国人眼中的角色进行了梳理。但我始终认为,温州人从未改变过,改变的是其他的观察者、国人对温州和市场经济的眼光、判断。这种眼光和判断背后,和中国改革的起落有关系。我始终认为,温州和温州人其实是观察中国改革的第一样本。
在中国改革的背景下,温州究竟有什么意义?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的视角,我个人认为中国虽然很大,但其实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进行区分。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样本意义上说,广东、江苏、浙江是最能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三个地方,构成了“第一中国”的概念。
中国一次改革的三种体制突破都在这三个省份: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浙江温州模式。中国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在这个过程中我概括出了“中国式市场经济”的三个样本:广东是自上而下植入式市场经济;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浙江是自下而上草根型的、也是最为彻底的市场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再来看看浙江与温州的关系。我认为,浙江在“一次改革”时期的胜利,其根本是温州模式的胜利。“浙江奇迹”是放大、提升了的温州模式,它的本质是温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