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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4日，法国第二大上市银行——法兴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一名交易员的欺诈交易导致公司蒙受了49亿欧元（合71.6亿美元）的交易损失。消息一经发布，公众为之哗然，公司股价随之大跌，法兴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也立即遭到了信用评级机构的降级。究竟是什么交易让这家历史悠久的著名金融机构在一夜之间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逐渐了解到事件的更多详情。“魔鬼交易员”杰罗米·科维尔（Jérôme Kerviel），一位在期货交易部门资历尚浅的交易员，在交易欧洲股票期货合约时，利用自己过去在后台的工作经验，伪造了天量交易以绕开公司内部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直到其累积的交易总金额达到733亿美元（甚至远超过法兴银行当时526亿美元的总市值）并由于市场大幅下滑而造成了巨额的交易损失后，公司才对他的交易行为有所了解。
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损失，听起来触目惊心，但在国际投资界的历史里，这绝非个案。根据国际组织统计，过去20年内全球金融机构共发生过数十起损失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其中，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大的一笔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直接造成公司亏损86亿美元。2006年，美国知名对冲基金不凋花（Amaranth Advisor）在天然气衍生品市场上折戟，为交易失败承担了6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时间再往前倒推10年，1998年爆发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危机，不但造成投资者高达58亿美元的损失，而且还差点摧毁全球金融系统。1996年，日本住友商社（Sumitomo Corporation）在交易铜期货时损失34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也无法独善其身。2008年，中信泰富公司因为交易和澳元有关的复杂累积期权合约（Acculumator）而损失18亿美元，一度濒临破产，不得不寻求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救助。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也因为交易石油合约而损失5.5亿美元。
以上金融机构的巨额交易损失让散户投资者觉得触目惊心。但广大散户投资者往往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在平日的投资和交易中，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了这些天量的交易损失之中。作者在与美国加州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同事的合作研究中发现，台湾股票市场里散户投资者的投资表现，其实要比市场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表现差得多。
根据对台湾股票市场5年完整交易记录的研究，看起来默默无闻的散户投资者在这5年中损失的金额一点不亚于以上提到的机构投资者。具体来说，台湾的散户投资者每年从投资交易里的损失约为3.8%。根据台湾股票市场规模、散户投资者所占的资金比例和散户投资者的投资业绩来计算，台湾散户投资者在5年里损失的具体金额约为9400亿新台币，约合340亿美元。这意味着，台湾散户投资者每年的交易损失在68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台湾散户投资者平均每年在股票投资里面损失的金额，几乎与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历史中规模最大的几场损失所丢掉的金额不相上下。而和机构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大幅波动有所不同的是，散户投资者的巨额交易损失是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持续出现的亏损的平均水平，仅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格外强烈。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损失数十亿美元是一次性的大规模损失。但是对于整个散户投资者群体而言，他们是在持续地承受同样金额的损失。如果把台湾散户投资者的损失放到台湾整体经济规模中，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散户每年承受的损失规模之大：该损失约为台湾地区每年GDP的2.2%，约为台湾地区每年在交通运输和媒体方面私人消费额的33%，约为台湾居民用于购买服装的消费额的85%，或是用于购买能源和燃料方面消费的170%。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台湾散户投资者每年高达3.8%的损失是由什么导致的呢？研究者发现，散户投资损失中的27%可以被归因于选择错误的股票和进行错误的交易，32%来自券商对投资者收取的佣金，34%则是政府征收的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税收和费用，余下7%是因为散户投资者不能够正确地选择投资时机。
除去交给政府的税费和券商经纪业务的佣金以外，散户投资者交易损失里的34%是由于交易的财富转移，即财富从投资损失方向投资获利方的转移所造成的。具体来讲，散户投资者的损失给机构投资者，即散户投资者的对手方，每年带来约1.5%的投资收益。也就是说，股票交易把财富从散户投资者的口袋里面转移到了那些和散户交易者扮演对手方的企业、机构和国际投资者的手里。从这个角度来说，散户投资者的交易和投资事实上就是在做慈善事业。散户投资者把自己兢兢业业通过本职工作赚的钱，慷慨地送到了收入和投资能力都比自己高出不少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手中。
做一个简单但未必完全科学的类推，根据中国A股市场的规模和波动率，中国大陆A股市场的散户投资者损失的金额可能10倍于台湾的散户投资者。
说到散户的投资业绩，其实很多散户对于自己的投资并没有很充分的了解。也许散户可以清楚地记得他最近买的一只股票是赚钱还是亏钱，但当被问到他整个投资组合的表现如何时，很多投资者就不是很清楚了。很多散户投资者甚至无法想起自己所持有的投资组合中还有哪些股票，那些股票又是以何种价格购入的。
正是因为散户投资者对于自己的业绩不甚了解，他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会表现得比较激进、爱冒险，结果往往就是遭受很大的损失。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包括作者在内，各国学者在全球各个市场、各种不同的资产类别里都有类似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均表明，广大散户就平均投资收益而言是亏损的，或者至少说是跑输大市的。散户的损失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税收和佣金的方式交给了政府和金融机构，而另一部分则是轻易地转移给了对手方——高投资水平的金融机构。由于大多数散户投资者没有明确的投资策略，因此在投资过程中，非但没能给自己创造财富，反而不知不觉地给自己的财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为上述论断提供佐证。第一种做法是，将所有散户投资者的投资组合整体看成更大的投资组合，想象成所有散户在一起进行的投资，就如同一家大基金公司。如果我们开办这样一家大基金公司，基金完全跟踪散户的投资策略：市场中的任何一个散户买入任何一只股票的同时，我们所开办的基金公司也同时买入同等数量的该股票；市场中的任何一个散户卖出任何一只股票的同时，我们所开办的基金公司也同时卖出同等数量的该股票。那么，统计数据表明，这种模拟散户投资决策而建立的假想基金，无论在美国1991～2000年的10年投资历史里，还是在国内最近8年的投资历史里，或是在北欧市场里，都是一副明显跑输大市的令人失望的表现。
第二种衡量散户投资者投资收益的方法是，比较散户投资者买入和卖出的股票的业绩。可以想象，如果投资者在卖出一只股票的同时买入另外一只股票，那么该投资者必定认为他卖出的这只股票今后的业绩会相对差一些，而他买入的这只股票今后业绩会更好一些。投资者之所以选择换仓，是由于投资者认为换仓可以给他带来更高的投资收益。但是，根据我们对中美两国资本市场的数据的长期研究发现，真实的投资结果和散户投资者的预期恰恰相反。在换仓之后的半年、一年以及两年的时间内，散户投资者买入的股票表现比卖出的股票表现更差。也就是说，投资者本以为买进股票或换仓之后可以获利，但事与愿违，他们非但没有获利，反而遭受了损失，或者至少比不换仓的情况收益更小。
行为金融学相关的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里，大概仅有5%～10%的散户投资者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有持续跑赢市场的优异表现，而绝大多数散户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业绩并未能跑赢大市。其中，大概一半左右的散户业绩跟市场表现没有明显区分，另外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散户其投资业绩则是长期跑输大市的。
以上所讨论的都是散户投资者在扣除交易成本（包括交易税费、佣金和交易冲击成本）前的投资总收益，散户投资者在扣除了交易成本之后的净投资收益则会更低。
很多投资者都认为只要自己投资越积极，对自己的投资过程掌控越充分，就越有可能获利。也就是说，很多散户投资者认为交易的频率越高，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也会越高；交易的频率越低，他们所获得的收益也越低。但令研究者惊讶的是，如果将散户投资者的交易频率与他们的业绩联系起来时，就会发现交易频率和投资者收益其实存在较弱的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交易越频繁的散户投资者，他们的投资收益率其实越低。这种低收益一方面反映出投资者进行交易的时候，并没有掌握准确的信息，因此导致错误的交易和投资损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交易成本对于投资者收益的侵蚀。
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想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证明，其实散户投资者在投资股票的过程中，业绩并不尽如人意。总体上讲，散户的投资水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反映在他们的投资业绩上，就是散户的投资业绩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并不十分信服。因为很多时候，投资者会觉得自己前段时间投资的股票似乎是赚钱的。同时，也有一些股票投资者认为，如果只是被动地去购买基金的话，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可以操作的空间。与其坐视自己遭受损失，还不如去买股票，至少还能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进行仓位的调整和选股的调整。这种想法虽然不错，但都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散户自己做出的投资决定比专业人士更好。可是如果这个基本假设并不成立，那么很可能散户在交易的时候给自己带来的唯有损失。
此外，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讨论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真实的统计结果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每个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和学者通过长时间大样本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作者认为这里面既有投资者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散户对于投资不够了解的原因。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烈的选择性记忆。首先，投资者往往会对自己获利的交易印象深刻。例如，投资者经常会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炫耀自己的投资业绩，谈论最近买了哪些优质的股票，或是展示这些股票为自己获利多少。与此同时，投资者往往会选择性地忘却那些不太成功的交易。如果自己的投资没有赚钱，投资者很可能不会卖掉这只股票，即很难主动地做出所谓“割肉”的举动，反而会长期持有亏损的股票，希望有一天能“咸鱼翻身”。结果，很多投资者都会把这种浮亏的投资一直保留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因为没有出现实际亏损，投资者就会觉得自己并没有亏钱。这种思考方式和投资方式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损失，也往往让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业绩和投资能力有过高的估计。
其次，投资者在相互沟通的时候，都会存在选择性的偏差。散户投资者在听到朋友介绍他们的投资业绩和投资表现时，往往都是听说他们买了较好的股票，在这些股票上获利颇丰。但如果我们认真考量这些自夸的投资者的整个投资组合的业绩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投资业绩可能并不怎么样，甚至有些人还有不小的亏损。但当他们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性地描述一两次特别成功的投资业绩。如果市场上的众多散户都存在类似的选择性记忆和倾向，可以想象，投资者在市场上听到的就都是类似“投资很容易，赚钱很容易，只要买股票就可以赚钱”的说法，而事实是大部分的散户基本上都不可能通过股票交易获得超过大市的投资表现。
但是，正是由于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提供，很多散户投资者会莫名地产生出对自己投资能力的自信。而这些投资者越是自信，就越倾向于进行频繁的交易。而相关的研究数据表明，越是交易频繁的投资者，他们的业绩也越差。
除此之外，散户还要意识到另外几点导致业绩变差的原因。第一点，散户投资者在考虑自己收益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在市场里面往往在充当提供流动性的角色。就是说在机构投资者准备卖股票的时候，是散户积极地接盘；而在机构投资者买股票的时候，也是散户积极地把股票卖给机构投资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散户在投资的时候，同时为机构投资者或者其他专业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流动性服务。因为散户投资者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这种流动性服务，所以本来就应当得到市场的补偿和鼓励。在此前提下，散户投资者的表现应该不仅仅能得到市场的平均收益，而且应该比其他投资者的收益更高。但是，这却和作者及其他研究者在全球资本市场发现的结果大相径庭，即散户投资者的业绩事实上明显跑输大市。
第二点，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高。由于散户的交易金额比较小，交易成本比较高，所以散户投资者真正获得的最终净收益可能会和纸面上看到的股票表现有很大差距。根据我们在美国的研究数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交易成本占到投资者总收益的0.7%～0.8%。中国A股市场的交易成本相对低一些，散户的总交易成本往往在0.2%～0.3%之间（包括佣金，税收和冲击成本）。但正是由于相对低廉的佣金，中国投资者的换手率要远远高于国际投资者。中国散户的换手率基本上为500%～900%不等，而美国散户的换手率仅为80%～100%。在不能提升投资业绩的前提下，较高的换手率也无形增加了散户投资者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投资者的费后或税后的净投资收益。
第三点，不少散户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只考虑收益，而不考虑风险；只考虑自己是否赚钱，却没有考虑自己为赚钱付出了多少成本或者承担了多少风险。同时，投资者往往会对投资的基本理念缺乏必要的了解。正是因为他们对于投资收益来源未能充分了解，因此不能区分自己在股市中的获利是因为自己的投资能力，还是市场的大趋势，抑或是碰巧运气不错。有时候投资者虽然赚钱了，但这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譬如，有些投资者把资金投在了一只风险较高和波动性较强的股票上，随着股票大市的上涨，他所购买的股票因此也赚了钱。但是因为对投资业绩的来源不是非常清楚，散户投资者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挑到了好股票，所以不愿意卖掉这只赚钱的股票。不幸的是，随着之后市场的调整，他所买的股票往往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把之前的收益又都送还给了市场。
投资者在考虑自己投资业绩的时候，往往用是否赚钱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忽略了单只股票的涨跌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大市表现的影响这一事实。虽然有时候他们在赚钱，但同时可能也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赚钱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股票大市处于上涨阶段，有时候他们所赚的钱还不如直接投资股票大市。投资者往往认为只要是赚钱了，就代表自己有很强的投资能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他们选择简单地买入指数型基金或者股指期货，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
这即是散户对于投资收益的来源没有准确理解的表现，事实上，散户偶尔的盈利往往只是因为大市的波动。而投资者真正需要做到的是在考评自己投资业绩的时候，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收益是不是足以超过大市表现，是不是足以值得让自己花时间进行这个选择，是不是足以涵盖自己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散户应该更多地投资在股票指数或者基金上，从而获得更平稳也更持续的投资收益。但是，如果投资者对投资、风险、业绩和自身的能力都不能够有清晰的认识的话，合理投资、提升业绩又从何谈起呢？
除了本书之前谈到的机构投资者的巨额亏损和散户不知不觉造成的巨额亏损之外，即使是非常有名的机构投资者或者投资大师，也在投资过程中犯过很大的错误。在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中，虽然公司的管理团队里包括了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多名名校教授，但仍然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来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亏损了58亿美元，几乎把全球金融体系拖垮。
此外，投资界大鳄索罗斯也在1987年的全球股灾时，因为投资全球股指期货而“一举”损失了15亿美元，进而导致这位全球“金融狙击手”的财富和声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受到严重的打击。最近的例子，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因大量做空和房地产相关的CDO（担保债务凭证）和CDS（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而获益颇丰的美国对冲基金管理者保尔森。他在2008年一举为自己所管理的基金赚取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收益，同时也为自己获得了7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成为对冲基金历史上年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但是，随着2013年黄金价格大跌，他所管理的基金在2013年4月的短短一个月里，就迅速亏损了10亿美元。
除了基金管理者在二级市场上的损失之外，最近在国内红得发紫的私募股权投资在其历史上也并不总是能够给它们的投资者带来骄人的收益。2007年，全球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KKR）和得州太平洋集团（TPG）联手收购了美国得克萨斯州能源公司，交易总额是438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收购案例。然而，由于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和得州太平洋集团对于宏观经济和能源价格走势的错误判断，收购方过分自信地借了225亿的天量债务来完成这次收购活动。结果，债务压力和业务提升的缓慢，使得目前这项收购交易给收购方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同样是在2007年，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以27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电子支付公司第一资讯（First Data）。又是因为收购方借用了天量的债务（230亿美元），导致第一资讯公司在收购完成后连年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的投资损失也“轻松”地超过了十亿美元。
除了积极管理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外，我们也看到，以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养老基金（CalPERS）为代表的美国很多公务员养老金体系，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将部分投资组合投入到风险较高的权益类产品，以及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等另类投资产品中。在金融危机时，此类风险极高的投资导致那些本该追求平稳安全投资的养老基金承受了巨额的损失，同时给这些养老金的长期保金支付能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冲击。
除了投资机构的投资损失之外，全球的各种企业其实也在通过不断地收购、兼并、重组而进行大量的投资活动。在这一系列投资活动中，很多企业也曾犯过非常多的错误并造成过巨大的损失。
十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就曾经发生过多起重大的收购兼并失败案例。2000年发生在美国在线（AOL）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之间的合并案例，曾经造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司合并损失。新兴的、提供有线上网服务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并之后，不但没有帮助时代华纳公司更好地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反而因为大量的资金浪费、人员流失和整个合并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阻碍了两家公司的顺利发展。以至于华纳公司不得不在十年之后，被迫剥离了合并时收购的美国在线的业务。
另外一起发生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失败收购案例，即美国雅虎公司收购美国互联网公司“Broadcast.com”的案例。Broadcast公司的创始人是马克·库班（Mark Cuban），现在也是达拉斯小牛队的拥有者。互联网泡沫时期，雅虎公司运用自己的股票进行换股，收购了Broadcast公司。当时整个交易估值大概在50亿美元左右，但该交易的价值事后被外界估计只值一两亿美元。在收购完成之后，成功地把Broadcast卖出好价钱的马克·库班因为认识到雅虎公司的股票被高估，所以便马上抛售自己获得的所有雅虎公司的股票以锁定收益。但很多其他跟随库班创业的Broadcast公司员工因为受互联网泡沫的影响太大，迟迟不肯抛售雅虎的股票，最后白白放走了大笔原本可能获得的收益。
还有一起非常有名的互联网泡沫时期的经典收购失败案例，就是美国泰瑞（Terra）网络公司收购美国莱克斯（Lycos）公司一案。莱克斯公司是一家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创建的搜索引擎公司。泰瑞网络公司在2000年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莱克斯公司。但4年之后，泰瑞公司将莱克斯公司卖掉时，却只卖了9 500万美元。从125亿美元跌到不到当时收购价值的1%，这是公司收购历史上又一则巨额损失事件。
最近一则比较有名的案例是美国的惠普公司支付了88亿美元收购了英国的一家数据分析公司Autonomy。惠普在收购时认为这家公司进行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数据分析业务，可以帮助惠普的工作进一步多元化，并进一步提升惠普服务业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收购之后，惠普发现Autonomy公司的很多盈利都是虚构的，存在很多财务上的造假，甚至很多业务根本不存在。在整个交易完成之后的一年里，惠普公司不得不注销88亿美元的资金，这里面有50亿美元的损失都是因为Autonomy公司会计上的一些违规行为所导致的。此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损失来源，即惠普在收购过程中对Autonomy支付了过高的商誉。由于没有具体业务的支持，Autonomy的商誉其实也没有惠普最初想的那么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惠普公司进行了一次极其失败的收购活动。由此看出，在兼并的过程中，无论是公司的高管还是参与收购兼并的投资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没能尽到应有的调查责任。结果自然是在收购兼并的失败史中增加了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案例。
无独有偶，历史上还有不少巨型IT公司的“愚蠢”收购案例。1991年，美国当时最大的电信公司——全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为能够进入计算机领域，花费7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NCR公司，后来这个收购以失败告终。在几年之后，AT&T以40亿美元的价格卖出了它当初收购的这部分资产。几年的时间里，AT&T的股东就损失了30亿美元。此外，鼎鼎大名的美国微软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时也犯过类似的错误。该公司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花了60亿美元买了aQuantive公司。结果，该公司的技术很快就被证明无法有效地帮助微软工作。收购之后两年，微软公司就决定把整个aQuantive业务放弃，白白损失了60亿美元。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政府、投资机构和企业的这些专业投资部门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他们在投资过程中出现巨额的损失。作者希望利用本书，通过这些案例，来提醒投资者：虽然散户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投资损失其实并不只是散户所独有的，即使是高水平的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企业，也会在投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投资损失。所以，风险和投资是相生相伴的，投资者在考虑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风险。
以上提到的众多投资者的投资表现都如此不尽如人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社会舆论和学术界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在国内，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流行一种说法，即战争论和阴谋论。二者的论点基本上是一样的，即认为无论是国际投资者也好，海外政府也好，对于中国的政府、企业以及中国的投资者，都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这些国外的阴谋家从投资最开始，就试图和中国的投资者作对。他们以中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为假想敌，希望通过设计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通过操纵全球金融体系，利用销售某些金融工具的方式，来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阻碍中国企业国际化、摧毁中国人民财富的损人利己的、见不得人的目的。
但只要稍微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阴谋论和战争论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如果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就会发现，各个国家、各国的不同企业，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投资者都曾经在历史上的投资过程中，遭受过巨大的投资损失。无论是散户、企业，还是政府都犯过错误，蒙受过损失，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也不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出现的挑战。中国过去10年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财富高度积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越来越旺盛，投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也导致我们对于国内的投资者、企业和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所承受的损失特别关注。这无疑会引发一些人采取民族主义的看法来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综观更长的一段人类金融史和更广阔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就会发现，其实在中国之外有很多国家的政府、企业、国际金融机构和散户，也都曾经反复出现过在短期和长期之内承受巨大损失的现象。只在短短的数年之前，美国众多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里，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有些公司的高管被赶下台，有些公司被其他公司收购，有些公司被政府国有化，更有些公司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由此看来，在货币战争和金融阴谋里一败涂地的竟然好像正是战争和阴谋的发起者。这似乎和战争论、阴谋论的论据大相径庭。所以，至少可以说，如果真的有阴谋和战争企图的话，并不一定是少数国家的少数投资者才有，而阴谋和战争的矛头，也并不只是指向中国的政府、企业和投资者。
2012年，随着美国苹果公司的股价从每股400美元上涨到每股700美元，之后又跌回每股400美元，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对冲基金和散户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的价格，金价从每盎司300美元一路高歌猛涨到每盎司1 900美元，但是随后又跌回到每盎司1 300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储备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也经历了大幅度的波动、贬值和缩水。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和在海外购买金融工具过程中所承担的损失，中国的外汇管理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和金融机构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所承担的损失，并未超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的正常损失界限，也不能笼统地将中国企业、机构和个人的投资损失，简单地归咎于敌对势力和阴谋家的不良居心。
在进行国际比较之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损失和投资错误，是一种特别的阴谋或者战争的后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地理解全球金融体系里的风险和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我们中国投资者所提出的挑战？掌握关于经济、金融、投资的基本事实和知识，其实是投资者最需要做的事情。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投资的收益可能会有多大？投资的风险又有哪些方面？这些都是一个投资者必须要想到，也必须能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投资者，特别是中国投资者，该如何面对损失，自己对于投资损失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何进行必需的学习和锻炼，都是投资者必须经历的一个漫长甚至痛苦的成长历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承受了巨大损失，都很痛心。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投资者在经历过损失的痛苦之后，会对投资过程中与生俱来的风险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和管理，以保证今后投资过程中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如何看待风险，如何规避风险，如何提升自己驾驭和掌控风险的能力，这是我们每个投资者必须学习的课程。
战争论或者说阴谋论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投资者的敌对心态。对投资敌对，对金融敌对，对其他投资者敌对，对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敌对。由于形成了事先敌对的心态，中国企业在和海外企业沟通过程中，中国投资者在和海外投资者沟通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和海外政府沟通过程中，都可能会采取某些先入为主、不开放的孤立态度。这一点会影响中国投资者、中国企业与国际投资者、国际投资界、国际政府之间的交流。
只有通过更坦诚、更透彻的交流，投资者才有可能做一些双赢的项目，各国政府才能提出一些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的思路，帮助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获得更多好处，同时规避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只有增加沟通，才可能会减少国家之间在贸易中或者投资中的摩擦，减小管制资本流动上的限制，也才能更好地引进比较成熟先进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工具。这对于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资本流动，同时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促进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塑，都会有所帮助。这种开放的心态和沟通的姿态，对于中国整个金融发展非常重要。反之，如果我们采取阴谋论或者战争论的态度，便会下意识地封闭沟通渠道和合作方式，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和金融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进程。
战争论和阴谋论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所有投资损失或者面临的风险都归咎于敌对势力的阴谋或者敌对势力妄图挑起战争，就会降低我们的投资者、企业、政府机关对风险防御的意识，同时也降低了这些群体对于投资的关注度。如果我们的投资者觉得不管自己做了什么，所做的都是被别人算计，或者都是被别人设计的阴谋所控制，那么无论是个人投资者、企业投资者还是政府投资者，都会觉得自己不用对投资或者投资损失负责。因为只要出现任何风险和损失，那都是因为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中伤或者阴谋算计所导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投资者就不会对金融的本质、投资的原理、风险的来源、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和兑换给予高度的关注。
在此前提下，投资者反而会对自己的投资决定不负责任。如果我们连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都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对风险进行尽职的调查、不能对损失或者危害因素有充分的理解和规避的话，那么我们的投资当然就不能带来很好的收益，甚至会导致重大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投资者喜欢阴谋论或者战争论的内在原因恰恰在于，阴谋论或者战争论可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投资损失的错误与责任。如果我们相信战争论，相信阴谋论，反而会导致自己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不负责任，或是过度自信，把所有犯的错误和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国际敌对势力。这样的行为对提升自己的财富和投资组合的收益没有任何帮助。
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希望本书能够帮助投资者意识到的问题。无论是谁的阴谋，无论是谁发起的战争，只要自己能够进行充分的防御和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的投资真正负责，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本金不受损失。同时，我们的投资者可以在资产保值的基础上，与其他国际投资者或者多元化的投资者合作，共同获得投资回报和收益。作者希望能通过这本书，扭转国内对于金融和投资的神秘化、妖魔化、战争化的看法，能够帮助投资者，无论是个人投资者、企业，还是政府，更好地把握现代金融的理念，增强投资和风险意识，以达到提高金融决策能力和提升投资收益的目的。
投资者为什么会蒙受损失，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的波动。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关于股票市场，我们唯一有绝对把握的就是它会波动。股市不但波动，而且波动的幅度远远大于基本面的波动所能解释的幅度。根据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席勒（Shiller）教授的研究，美国股市价格相对于基本面而言，波动率巨大。在1970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股市大幅下跌之前，整个股市的估值和它基本面的估值相比，几乎高出100%。而在1929年股市崩盘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美国股市的估值比基本面的估值要低30%左右。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股市在1970年会出现大熊市，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09年9～10月美国股市会在短短几个月里下跌了50%。
但是再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大家都觉得整个社会还是吃这么多食物，住这么多房子，买这么多汽车，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股市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跟全球经济的泡沫扩张和经济危机有紧密联系。经济泡沫或者资本市场泡沫是自资本市场出现之后一个与生俱来的、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经济泡沫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学家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解释。正是因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周期和泡沫没有完全准确的解释，才导致经济泡沫和危机的频率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987年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股灾，1990年出现了美国存贷协会（Savings and Loans）的危机，也就是小型的房地产危机，1997～1998年出现了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1998～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然后是2008年的美国房地产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2009年开始到现在还未终结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球经济现在是每过四五年就有一次危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泡沫？恰恰是因为投资者的贪婪和恐惧，换句话说，投资者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泡沫。
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对于个人、厂商和投资者的完全理性的假设，和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这些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重大问题难以提供很好的解释，催生了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爆炸式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弗农·史密斯（ernon Smith）、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等几位学者开始在各自的领域里对决策者的理性行为假设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反映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进一步发展的巨大贡献，及经济学和金融学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进展的强烈要求。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金融理论和心理学的紧密结合。
心理学研究给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经济人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系统性的偏差。这些偏差会影响经济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也会影响资本市场里的所有投资者。从宏观层面上讲，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周期和危机；从微观层面上讲，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非理性，有可能带来投资领域的泡沫和崩盘。人类行为，这一亚当·斯密非常看重的经济学核心问题，通过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重新又回到了经济和金融研究的主要视域。
在行为经济学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现代金融学也开始对资本市场中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非完全理性行为给予关注，从而促成了行为金融学领域在过去20年爆炸式的发展。通过资本市场提供的丰富数据和案例，行为金融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理学，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行为金融研究表明，散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私营企业、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都受到不同行为偏差的影响，也在金融和投资决策中暴露出不同的局限性和错误。因此，如何对待个人和机构的行为偏差，以便纠正自己的错误，改善自己的金融决策，提升自己的决策质量和投资收益，就成为行为金融研究可以给广大投资者、企业管理者、市场监管者和政府机构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名行为金融专家，作者希望能够通过本书帮助各类投资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更好地了解金融和投资。只有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自己行为和决策中的误区和局限性，了解了自己的投资业绩和自己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同风险和挑战，才可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投资决策和提升自己的投资业绩。投资界有句老话说，投资者最大的敌人是贪婪和恐惧。作者觉得，这可能恰恰反映了投资者的心理，和投资者对自己、对投资了解的缺失。因此，作者希望利用《投资者的敌人》一书，和读者分享行为金融学在全球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把这些全球成果和中国的情况相结合，提出一些建议，以帮助中国投资者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投资理念，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