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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变成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到了宋朝时更是获得了真正的独尊地位。这使得儒家学说与封建社会成为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儒家学说也遭到了各种新思潮的强力冲击，最终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击下彻底丧失了原有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儒家孝道观也被当成旧道德而一同否定。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经过全盘西化思潮的洗礼后，又转而呼吁恢复传统文化的精华，于是儒家的孝道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那么，在与百余年前天差地别的如今，儒家的孝道还有什么用呢？回顾一下胡适对儒家孝道的评判，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人将胡适对儒家孝道的态度定义为“同情的理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胡适并不像新文化运动的其他旗手那样全盘否定儒家孝道观。他将儒家分为了“原始儒家”（指先秦时的孔孟儒家）与“后儒”（主要指宋明时的程朱理学家），并指出两者在孝道观上的差异。这个观点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
胡适对后儒孝道观的批评可谓是不遗余力。
传统的儒门道学家主张“父为子纲”，认为天下没有不好的父母，鼓吹子女对父母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与绝对的服从。胡适对此嗤之以鼻，他曾驳斥道：“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享得，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不难看出，胡适对“父为子纲”的传统孝道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所谓“顺者为孝”的旧道德是错误的，“孝”应该建立在父子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
按照胡适的观点，父亲只有尽了做父亲的义务时，才有资格要求子女履行孝顺的义务。上述一连串“假如”，都是父亲不履行应承担义务的表现。故而胡适认为，这种父亲不值得享受权利，而子女也有拒绝“以父为纲”的权利。以对等关系为前提的孝道，是胡适倡导的新思想新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胡适看来，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家与后儒不同，其孝道观更接近于自己提倡的新道德。
孔孟不仅宣扬“子孝”，还要求“父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父亲与儿子都要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然后才能享受应得的权利。原始儒家的“慈”与“孝”是对等关系，而后儒只是单方面讲子女的“孝”，剔除了父辈的“慈”。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批评的传统孝道观，实际上是后儒扭曲过的封建孝道，而不是原始儒家富有人情味的相对开明的孝道。在胡适的眼中，两者泾渭分明，不应混淆。后儒的糟粕必须毫不留情地批判，但原始儒家的精华也应当继承发扬。
胡适认为儒学发展到近现代时已经与原始儒家相差甚远，甚至与开山祖师孔子的初衷背道而驰。虽然原始儒家的大部分内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消极成分也不少。后儒没能正确理解原始儒家的积极内容，反而发扬了其消极的一面，并将其变得绝对化，这才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中千夫所指的“旧思想”和“旧道德”。
就实而论，评价一种思想时，应该结合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不应该脱离具体环境泛泛而谈。原始儒家的精华演变成后儒的糟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儒家的孝道原本用于调节家庭甚至家族伦理关系。古典社会是“家国同构”，“国”的构造形态与“家”是一致的，只不过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正是以这种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为前提，儒家学者才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存在必然联系。若没有这个前提，儒家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的主张就是空想。而在道德教化中，孝行是家庭伦理之本，“齐家”的关键。由此推之，治国也应当借助弘扬孝道来教化全社会。
《孝经》有言：“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在古人眼中，“以孝治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最佳手段。假如一个人能谨守孝悌之义，就不太可能会成为喜欢犯上作乱的反社会分子。用古人的观点说，恪守孝道的人才会忠君爱国。而统治者带头恪守孝道，才能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让整个社会都达到“道德教化”的要求。
例如，西汉统治者身体力行“孝道”：从汉惠帝开始，大多数汉朝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西汉的汉文帝是“孝文皇帝”，汉武帝是“孝武皇帝”，东汉除了光武帝刘秀外，其余的皇帝谥号都带着“孝”字。据《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文帝为《孝经》专门设置了博士官。汉朝从此将“孝行”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察举制主要是察举“孝廉”。
到了宋明理学兴起时，《孝经》已经不再是儒生必读的十三经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大学》《中庸》等典籍。理学家把《大学》里的“三纲八目”作为修身做人的准则，而统治者也通过宣扬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来强化封建礼教，把讲究人文关怀的原始儒家逐渐扭曲为“以理杀人”的后儒，把原本相对平等的儒家孝道观改造为“父为子纲”的愚孝思想。
为了让所有人都养成愚孝愚忠的观念，统治者将儒家孝道观写入刑法当中，规定了许多惩罚“不孝”的科条。此外，“乡规民约”之类的礼教规范虽非强制性的法律条文，但封建社会的人们经常以此为由，对违反儒家伦理的人施加比王法更残酷的私刑。
显然，后儒的孝道观与封建礼教应当批判。但正如胡适所说，应当与原始儒家的“孝”区分开来。
孔夫子曾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由这句话可知，孔子并不是片面地要求人们遵守外在的礼仪，而是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遵守礼仪。形式主义的孝不是真正的孝，而这种观念也被胡适所认可。
胡适曾讽刺道：“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
他认为，许多“孝子”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孝敬父母，而是用礼数假装“孝子”。这样的虚伪行为完全背离了原始儒家对“孝”的定义，而胡适还针对这种社会不良现象，写了一篇《我的丧礼的改革》。
儒家孝道观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形式化，容易流于表面。胡适认为，“孝”是以两代人之间的真情实感为基础的。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如今许多人呼吁恢复儒家的伦理道德，特别是“孝道”。但当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而由此形成的社会伦理观念必然迥异于古代。《二十四孝》里的许多典故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充满了糟粕。继承传统文化时，应当严格遵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即继承与改良原始儒家相对平等且富有人情味的孝道观，摒弃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被异化了的后儒孝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