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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家遭受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儒家传统孝道被当成“封建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饱受非议。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学者眼中，传统孝道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代表着封建家族本位的利益，已经沦为封建统治者愚弄国人的工具。“打倒孔家店”的宣传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否定孝道之类的儒家传统观念。
作为新思想新道德的倡导者，胡适也对儒学与封建礼教多有批判。但他与许多学者不同，并没将被封建统治者扭曲的孝道观与儒家早期的孝道观混为一谈。相反，他认为原始儒家的孝道观具有一定的平等思想，而且在批评封建礼教时应当注意区别“孝”的概念。
东汉学者许慎认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所谓“孝”最初的含义是尊敬长辈和奉养双亲。在儒家学说中，“子孝”与“父慈、兄友、弟恭”都是做人的基本道义。
由此可见，儒家的“孝”原本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用于处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孝”逐渐从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一种政治思想。自从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标榜自己推行的是“仁政”，弘扬“以孝治天下”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的孝道观主要体现在《孝经》中。《孝经》的字数并不多，没有太深的学术价值，但其社会价值却不输给“四书五经”。其影响力不仅覆盖了中原王朝的君臣百姓，甚至传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传《孝经》的作者是孔子及其学生曾子。但现在人们看到的《孝经》是经过历朝学者整理后的版本。《孝经》从东汉时开始跻身儒家七经之列。唐玄宗亲自为之作注，宋儒邢昺为之作疏。由于朝廷与儒林的大力宣扬，《孝经》成为古代家喻户晓的经典。其书对社会各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的规范，通过宣扬孝道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目标。
儒家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孝”是“仁”的具体表现之一。据《孝经》载，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则认为：“亲亲，仁也。”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成书于汉朝的《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则指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由此可见，在儒家理论体系中，“孝”是所有美德的起点，是道德教化的根本依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国正道。《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封建王朝统治者积极吸收儒家的孝道观，并逐步将其改造为更利于维护自家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
但胡适认为，这种传统的孝道观是糟粕，应当被批判。他曾撰文指出：“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含在‘孝’里，故战阵无勇、在官不敬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胡适主张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其中封建孝道观就是一个重点批评对象。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中有一条叫“父为子纲”。这句话指的是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在理学家的定义中，这就是“孝”的表现。但胡适将这种孝顺看作是流弊百出的糟粕。他公开说不希望儿子成为对父亲俯首帖耳的传统“孝子”，而要他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堂堂的人”。
当然，胡适也强调，人格独立与孝敬父母并不矛盾。否定封建礼教的旧孝道，并不是鼓励子女与双亲断绝关系，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甚至虐待老人。而是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保持和睦的父子关系。
胡适的观点一方面来自于西方现代家庭伦理观，另一方面也与原始儒家的“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处的原始儒家指的是孔夫子时没有遭到封建统治者扭曲的儒家。胡适曾在晚年指出：“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走错了路子，缠小脚、八股文、骈文，都是走错了路。”在他的观念里，后世扭曲的封建礼教孝道观并非孔夫子的本意。
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中包含了孝道观。孔子的“孝”指的是子女对双亲的敬爱与赡养。孝道的基本要求是在物质上赡养双亲，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人养六畜与赡养父母有着本质区别——有没有感情上的尊敬与爱戴。假如缺少了这个根本因素，那养父母和养犬马没有本质区别，都与孝道无关。
除此之外，孝道的另一体现是子女能继承父母的遗志。例如，周文王志在推翻殷商王朝，但中道崩殂。其子周武王与周公旦秉承父志，伐纣灭商，开创了周朝八百年基业。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东汉史学家班固写《汉书》，同样是继承了父辈未竟的事业。这些都发扬了孔子宣扬的孝道观。
儒家亚圣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孝道观。他认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不仅崇尚孝道，还将家庭范围的孝悌之义推广到了全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天下大同的仁政理想，是儒家孝道的最高境界。
对比后世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观念，孔孟的孝道观无疑更人性化且更有人情味。两位儒家圣人一方面强调“子孝”，另一方面也注意“父慈”。
孔夫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每个人的言行举止要符合自身角色的社会规范。父亲要有个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个儿子的样子。虽然本质上还是“父为子纲”，但“父慈”与“子孝”存在一定的对等关系。而孟子的“老吾老，幼吾幼”，实际上同时包含了父亲与儿子两种身份应遵守的伦理道德。对待长辈讲究孝道，对待晚辈讲究慈爱。
到了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礼教被强化。理学家张载发展了孟子的观点，他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这种观念与儒家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观的政治属性也被极力发扬，为其走向扭曲埋下了伏笔。
儒家的孝道不仅是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孝经》有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孝道是王者教化万民的大经大法。只要天下人都能恪守孝道，王者就可以达到“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理想境界。
这个理念进入执行层面时，就变成了强化各种封建礼教秩序。
不同于先秦儒家的人文关怀，儒家的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胡适批评的缠小脚、八股文等违反人文关怀精神的封建糟粕，也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期。而此时的儒家孝道观也不再像孔孟时期那样讲究父慈与子孝的对等关系，而是片面地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并认为这才叫作“孝顺”。
如此一来，孝子实际上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只是一味地服从封建大家长的“谆谆教诲”。这在崇尚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胡适看来，是万万不可取的。
因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猛烈抨击以儒家孝道观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旧道德。但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原始儒家孝道观与后世儒家的区别。所以在其他学者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时候，他只赞成摘掉封建礼教的烂招牌，并不主张彻底否定孔孟的孝道观，而是有意识地将两者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