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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发端于孔子。无论后世的儒家各学派分歧如何严重，都将孔夫子视为最伟大的圣人。这个基本共识，也被胡适所继承。尽管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还多次批评儒教，但他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尊孔在当时的学术界并非新鲜事，新鲜的是胡适对孔夫子的定位。他经过周密地考证后，称赞孔子是一位人格十分伟大的儒家宗师。孔子作为殷商遗民后裔，超越了狭隘的畛域之见，打破了世袭贵族对儒文化的垄断，致力于将儒家思想推广到整个周朝天下。
在胡适看来，周王朝的统治阶级周民族，在文化上落后于商王朝的主体——殷民族。周朝建立之后，通过“损益”殷商的典章制度发展出自己的“周礼”。这实际上是一个周民族被殷商文明逐渐征服的过程。殷周两族的融合包含了自觉的方式与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方式是指两族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趋于“同化”。而“自觉”的方式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主动向诸侯与士民推广源于殷商文化的儒学。
按照胡适的研究成果，“儒”原本是殷民族的“祝人”（负责祭祀的官员）。商周文化不同，故而旧“儒”学长期以来仅限于殷民族内部传播，并不是天下列国普遍认可的思想文化。
孔夫子的杰出贡献在于，把“儒”的范围扩大化，让“儒”从殷民族的祭祀者变成了全国上下的传道授业之师。胡适认为这个转变标志着“儒”的中兴。被放大后的“儒”学，不再局限于殷商遗民的小圈子，而是可以与周文化及各诸侯国文化相兼容的新思想资源。假如没有孔子的改革，殷周两族的文化融合也许会演变成另一副模样。
胡适在《说儒》中指出：“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境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所以他大胆地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地宣言：‘吾从周！’”
殷商遗民往往更欣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为周文化比较落后。但孔子没有被这种畛域之见所束缚。他公然宣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认为，周朝继承发展了夏商两朝的礼乐法度，已经达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境界。所以，他选择尊崇周朝的礼乐文明，并终生致力于恢复周礼。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西周王朝已灭，历史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心中的周文化，并不是武王伐纣时周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而是承袭夏商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周文化。这种周文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大量殷商文化的成果。
胡适曾论证道：“在五六百年中，文献的丧失，大概是由于同化久了，虽有那些保存古服古礼的‘儒’，也只能做到一点抱残守缺的工夫，而不能挽救那自然的趋势。可是那西周民族在那五六百年中充分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那些新建立的国家，如在殷商！日地的齐鲁卫郑，如在夏后氏！目地的晋，都继续发展，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旧文化里灌入了新民族的新血液，旧基础上筑起了新国家的新制度，很自然地呈显出一种‘集然大备’的气象。”
因此，孔子所谓的“从周”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个经过数百年发展的周文化。他将殷商旧“儒”学与周文化充分融合，发展出了后来的儒家思想。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绝非盲目“从周”，而是根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对殷周文化加以梳理完善。应该说孔子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发展潮流，自觉革新了“儒”的定义与内容，从而使儒文化获得了新生命。
为了弘扬革新后的儒文化，孔子将目光放在了全天下人身上。当时贵族垄断着教育资源，庶民阶层往往缺少读书机会。但孔子却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在孔子看来，教育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可以打破一切富贵贫贱的界限。他主张“有教无类”，宣扬平等的教育观。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观念。他的学生既有出身尊贵的鲁国公孙，也有被社会鄙视的商人，还有极度穷困的贫家子弟。孔子门下的弟子有三千之众，其中被称为“贤人”的就有72个。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的诸子百家私学陆续兴起，与孔子打破教育垄断传统不无关系。
胡适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根源于其对“仁”的追求。仁者，人也。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总根源。而孔子在《论语》中动辄提及“仁”字，可见其将“仁”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教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孔子的学生曾经多次问“仁”的含义。孔子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位学生讲解。但他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每次都给出不同的回答。
孔子对樊迟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切。为之难，言之得无功平？”
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
对仲弓说：“（仁就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公。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以上回答阐述了不同层次的“仁”。在胡适看来，孔子的“仁”其实就是“做人”。他点评道：“用那理想境界（仁）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
胡适在《说儒》中指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与过去的殷民宗教“儒”相比，孔子的师“儒”没有亡国遗民那种柔懦的作风，而是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以及进取心。孔子对自己领导的文化教育革新运动十分自信。他认清了殷周民族六百年来逐渐同化的文明发展趋势，对弘扬正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仁以为己任”的孔子秉承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由此可见，孔子将原有的“儒”与杀身成仁的尚武精神整合成一种新的“儒行”。这种新“儒行”以“成仁”为主要目标。
此处的“仁”，实际上将当时社会上各种杰出人物身上包含的美德融为一体，锻造出一个理想君子的模板。但孔子只是将其作为最低标准的信条。据《论语》记载，孔子曾经自谦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的学生子贡则称赞曰：“夫子自道也。”由此可见，担当天下重任，坚持不懈地弘扬儒家正道，是孔夫子终身追求的理想人格。
因了此故，胡适在晚年将孔夫子比作古希腊著名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他早年曾经是“打倒孔家店”的代表性人物，但对孔子却有着一种莫大的敬意。说到底，他把孔子看作是古中国自由精神的代表，让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苏格拉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