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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可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假如掩去姓名，读者说不定会以为某位学者不同时期的作品是两个人写的。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与学术研究的深入，几乎所有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都会不断修订自己提出的学说，甚至推翻自己早年构建的理论体系。这种现象在胡适身上也出现过。尤其在他对儒家学说的看法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相对于梁启超等大学者，胡适的学术思想比较稳定，前后反差没到霄壤之别的地步。
胡适对儒家的看法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少年时代受家庭环境影响，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尊孔习儒；在美国留学之后，一度赶时髦坚决反孔批儒，但没多久就转变立场，以批判的眼光研究儒家学说，并高度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他在晚年时，无论为人处世还是价值观，都有着浓厚的儒家倾向。
罗志田教授曾用“做圣”与“率性”两个词来概括胡适的性格。“做圣”是传统儒者的人生目标。“率性”出自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原文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直对胡适有着深刻的影响。
融新思想与旧道德于一身，是胡适的一大特征。他在文学上一直主张白话文，对文言文持否定态度。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激进的新思想。然而，他在行文写作时，往往又会替读者着想，生怕自己的文章不够通俗，不能被广大读者看懂。这种处处从细节上替他人考虑的作风，恰恰来自于其自幼打下的儒学功底。
胡适出生于晚清时的一个官僚家庭。其父胡传是秀才出身，对程朱理学略有研究，信奉儒家思想，参与过许多救亡活动。尽管他在胡适不满4岁时便去世，但留下了“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的家训。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读了9年私塾的胡适，心中对儒家创始人孔子满是敬仰。据白吉庵的《胡适传》称：“胡适小时候不信鬼神，但对孔夫子是崇拜的……他找来一只匣子，做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个小匣糊上去，作为圣庙的内堂，堂上设有祭桌、神位、香炉等物，两边又增设了颜渊、子路等神位……每逢初一、十五，胡适便焚香跪拜。”
由此可见，胡适在少年时期尊孔尊儒，并有儒家士子“做圣”——实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人生抱负。
近代以来学贯中西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既是新思想的启蒙者，也被世人尊为最后的一批“大儒”。胡适从来不以儒者自居，自从留学美利坚之后，更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自己的主要思想内核。但他实际上颇得先秦儒家的精髓。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胡适，十分赞赏“仁以为己任”的孔子，称其为自由人文意识的开创者。因此，孔夫子“以仁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也对胡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学派极其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致力于把每个人都改造成文质彬彬且仁义礼智信俱全的道德君子。有人将儒家主张称之为“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这种观点很对胡适的胃口。
胡适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比例来自西方文化。他鼓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甚至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时，也以此为衡量标准。根据他的总结，先秦儒家不仅有尊重智慧的苏格拉底传统，还具有强烈的自由精神、人文主义、唯理主义特征。这些恰恰是胡适最看重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在晚年才对孔子与儒家愈加肯定。
程朱理学与封建礼教让人们以为儒家是一个扼杀人性、“以理杀人”的恶毒学派。胡适身为“打倒孔家店”的主要倡导者，也对儒家的阴暗面提出了尖锐而强烈的批评。但他并不否定儒家正源孔子的思想，而是认为程朱理学背离了孔子开启的自由人文意识与理智精神等优良传统。他性格中的“率性”成分，恰恰符合《中庸》的本意。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天然禀赋是“性”，顺着天性为人处事叫作“道”，顺着大道来修心养性叫作“教”。“道”是片刻也不能偏离的客观真理。可以偏离的东西不可能是真正的“道”。因此，有道君子在无人看到的地方照样谨慎做事，在没人听到的地方依然保持戒惧之心。
君子应当戒惧戒慎，时刻保持良好的道德修养。但“率性之谓道”，做君子不是做古板教条的机器人，而应该顺应天赋人性来生活。从这个角度说，先秦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人情味恰恰与胡适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
胡适为人随和，讲话风趣幽默，时常逗乐众人。其秘书兼学生胡颂平曾经有几天没回家，胡适故意摆出一副严肃脸对其开玩笑说：“我的PTT证（怕太太证）不能颁发给你了，因为你还不够资格。”当胡适发现胡颂平悄悄记录自己的言谈举止时，一度很紧张。但在他得知原委后，却大度地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到了晚年时，胡适这种“率性”的性格仍然随时显露。
推崇《中庸》的儒家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虽然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定义并不完全等于当代学术语境下的“人性”，但其实践结果却是“终于在八百年来，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性，没有生气的中国”。
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他的头脑中深深扎根。这是胡适一度批孔批儒的主要原因。他反对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新道德。
他在《吴虞文录序》一文中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由上述内容可见，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明白无误地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然而到了1930年，胡适发表了一部长达103页的学术专著——《说儒》。这是一部借助西方学术理论系统研究儒学的专著。此书不仅标志着胡适对儒家研究的全面深化，也暗示了其对儒家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
在《说儒》中，胡适既不同于少时盲目崇拜孔子，也不再极端反对孔子，而是以批判的眼光理性地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与伟大贡献。自从发表《说儒》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提出过什么非儒反孔的言论。
胡适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曾说：“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关于“仁”的内涵，孔子在《论语》中给出的答案因人而异，有深有浅，看似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定义。但胡适指出，孔子所谓的“仁”就是“爱人”，是“尽人道”。他曾对冯炳奎、杨一峰说，孔子的“仁”说的是人类的尊严，“仁”之一字可以说是代表着真理。他还为孔子辩护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后来，人们走错了路子，缠小脚、八股文、骈文，都是走错了路。”
从胡颂平所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中可以看出，晚年的胡适在言行举止中处处恪守孔子提出的“仁”与“礼”的君子规范。这位一生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在用大半生批判了儒学的糟粕后，依然流露出老式文人常有的儒家倾向。儒家的“做圣”与“率性”，则贯穿了胡适的整个人生。